任中平 敖翔：困境与出路：城市化浪潮中的西部农村基层民主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浪潮的蓬勃兴起，广大西部农村遭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各种农村资源流向城市，传统乡村文化趋于瓦解，与此同时，已经推行20多年的村民自治也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人口流动导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资源流失导致村民自治资源稀缺，文化衰落导致农村社会秩序崩溃。本文以西部农业大省四川为例，通过研究城市化浪潮对西部农村以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影响，进一步探讨西部农村基层民主走出困境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城市化 西部农村 基层民主 困境与出路

近些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浪潮迅速兴起并得到了蓬勃发展。城市化浪潮在市场经济的推波助澜下，深刻地改变了广大农村原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使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以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为特点的传统农村社会一去不返。在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分治的格局之下，由于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产出率相对较低，广大农村的公共服务与城市相比相去甚远，城乡之间差别巨大，因而自改革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潮，进而导致农村的大量劳动力、资本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持续单向地流入城市，逐渐造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衰落。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市、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结果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近年来，这一趋势发展得更为严重。据有关报道，时至今日，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超2.4亿。[1] 另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2] 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这种情况在中西部地区表现的十分突出。根据最近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六个中西部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按负增长的幅度排序分别是：重庆(-6.6%)、湖北(-5.0%)、 四川(-3.4%)、贵州(-1.4%)、安徽(-0.6%)和甘肃(-0.2%)。这六个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而且相连成片。如此规模的省域人口负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和变化的新现象。在这一来势凶猛的城市化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广大西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大多属于山区和丘陵地带，西部各省基本上都是农业省份，工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由于这些特殊的经济、地理等因素所致，长期以来绝大部分人口都属于农村人口，常年累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世世代代生活在乡村之中。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浪潮的蓬勃兴起，较之于全国其他区域而言，广大西部农村遭受到更为强烈的外部冲击，开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最为直接的表现首先是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随着大量人口外流，许多农村的“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并带来了大量土地撂荒，农村义务教育难以为继，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日渐突出，传统乡村文化走向消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伴随这一过程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村的政治生活也开始陷入困境，已经在广大农村普遍推行了20多年的村民自治也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本文以西部农业大省四川为例，试图通过研究城市化浪潮对西部农村以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影响，进一步探讨西部农村基层民主走出困境的可行路径。

一．城市化浪潮对西部农村产生巨大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省份以农业为主，加之经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都比较落后。近些年来，城市化浪潮的迅速兴起，对西部地区广大农村的冲击更为强烈。具体地说，城市化浪潮对西部广大农村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

如前所述，城市化浪潮对于农村的直接影响就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镇，这一点在西部农村尤为突出。以本文的研究对象四川省为例，作为全国的劳务输出大省，2004年全省转移和输出的劳动力达到1490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人口总数的38.2%，占全国劳务输出总数的16.3%[3]P455，规模十分惊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了全省农户总数的10%[3]P455。除了人口流动规模大之外，跨省长距离流动占多数也是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清华大学李强教授通过对四川省15个区县农民工流出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出省流动占到了66.4% [4]。

对这种城市化背景下西部农村的劳动力流动现象给出了有力解释的是人口学中“推拉理论”模型。该理论的提出者巴格内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是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导致。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务工的“推力”是农民难以通过务农获得满意的收入。西部农村的特点是因耕地资源贫乏、劳动力多导致的人均耕地少。以四川省为例，截止2004年底全省有耕地5856.6万亩，仅占全国的5.4%，人均耕地仅有0.67亩，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5]，“种地不赚钱”成了广大农民的共识。而进城务工虽然辛苦，但能够获得的较高且稳定的工资收入，发展的机会更多，加之城市生活相对乡村而言更适合年轻人追逐时尚的口味，这就是显而易见的“拉力”。而城市化浪潮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推拉”作用的效果，如此汹涌的农村人口流动浪潮便在这种合力的作用下迅速兴起。

（二）各种农村资源流向城市

农村资源这个概念包含的范围很广，一般认为农村资源是指在农村地域范围内能够为人类所利用的农村自然资源和农村社会资源的总和。[6]在近十多年兴起的城市化浪潮中,无论是农村的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使为数不少的西部农村只留下一个空壳。最能体现这一过程的是农村的土地资源、经济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流失。

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其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城市化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之相伴的工业化过程也要向农村土地资源伸手，这些都是与保护农村土地资源存在冲突的。在城市化浪潮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自身利益驱动,往往违反国家规定滥用征地权，不顾农民生计，强行征用集体土地[7]，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与合法权利，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大量流失，而且这种流失往往是不可逆的。从1978年到2009年，四川省共减少耕地1399.5万亩，年均净减少43.8万亩[8]，尽管其中包含了一定的退耕还林面积，但这组数据也是相当触目惊心的。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农村的经济资源也源源不断地向城镇转移。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方式也从过去的“离土不离乡”逐渐转变为现在的“离土又离乡”。这样一来，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便不再把农村当做自己的根，也就不会再把自己在城市务工获得的收入大量寄回家中。不仅如此，有的农民甚至还把其在农村的财产变卖后到打工所在的城镇去购买房屋，这样更加剧了农村经济资源向城镇的单向流动。

农村智力资源是农村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这一资源的是农村的各种人才，这个群体由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各类工匠、农业技术能手等农村知识精英所组成。这些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一技之长的知识精英，对于城市化浪潮的触觉较普通农民而言更为敏锐，他们进城务工的愿望也更为强烈，并且往往更具备在城镇中站住脚的能力。目前，西部农村的这些知识精英已经基本上进入城市，从而使农村原本就贫乏的智力资源面临枯竭。

时至今日，各种农村资源快速涌入城市的这一发展势头，在许多偏远农村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日趋严重。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感到忧心忡忡。最近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财新峰会上做主旨演讲时就表达了这种忧虑：“‘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但是这一既定方针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拐点，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迫在眉睫。”[9]

（三）传统乡村文化趋于瓦解

乡村文化是指乡村生活中产生的思维方式、风土人情、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等。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乡村文化是“以乡土为根基，以乡村为纽带”长期形成的，如此产生的乡村文化具有自然、纯朴的品格，是农村社会得以维系的重要条件。然而，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浪潮之中，这种根植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乡村文化正在遭受强烈的冲击，城市化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正在以强势力量改造和解构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冲击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冲突[10]。有人就曾深刻指出，经济的繁荣，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精神世界的充实，反而带来了精神上的沦陷。[11]

近些年来，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合力冲击下，传统乡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严重扭曲。本应作为工业文化有益补充的乡村文化被贴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从而导致原本就弱势的乡村文化更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和既有的内在聚合力[10]。在丧失了自信与独立自主性后，乡村文化就失去了普遍认同，农民也就不再坚守传统乡村文化，而坐视其逐步瓦解。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今天的农民也已今非昔比，他们在乡村生活中同样也越来越奉行“一切向钱看”的简单功利原则，逐渐打破了原有的“守望相助”、“交换互利”的传统行为模式，这必然导致传统乡村文化日益走向消亡。自古以来，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然而，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趋于消失。由于人口大量外流，在如今的许多村庄，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农村的传统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1] 据笔者在四川农村调研时也经常发现，在不少的偏远农村，由于人口大量流失，加之留守在家的村民居住又非常分散，这些村子里早已没有什么群体性的文化活动，甚至当村里遇到有人生老病死的时候，连个抬得动的人都找不到了。大量事实表明，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乡村文化土壤已经分崩离析，趋于瓦解。

二．西部农村基层民主陷入治理性困境

在城市化浪潮迅猛冲击并导致广大乡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城市化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打破了乡村社会封闭自足的状态，促进了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大大加快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伴随城市化浪潮而引发的乡村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迁，诸如大量农村进城务工，农村资源流向城市，传统乡村文化的瓦解等等，却又致使西部农村的基层民主和基层治理，遭遇到一系列现实难题并陷入治理性困境。

（一）人口流动导致村民自治主体缺失

村民自治的根本含义是农村居民根据法律自主管理本村事务[12]，其主体显然是村民。但城市化浪潮驱使西部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而其中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壮年。一项关于四川省的调查表明，在打工大军中，19-45岁的青壮年占95%，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0%，而且其中男性比例高达79.2%，[13]P176 而正是这些农村中坚力量的大量流失，使这里的村民自治已经难以继续推行。以四川省平昌县为例，全县共有83万农民，其中30万学生儿童，31万外出务工。[14] 在一些偏远村庄，不仅村里的村民大会已经几年都没有举行一次，就连村民代表会议也难以召开。可见，想要靠留守的村民来实行自治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村民自治的主体大多已经缺失了。具体来看，在农村人口流动视阈下，造成村治主体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首先是参与困难。“离土不离乡”占了外出务工农民的大多数，这类农民的特点是将自己的户口和家人留在老家，以流动人员的身份外出打工。[15]他们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