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 包淳亮：微观台湾学界对中国大陆的研究角度

摘要:由于当代台湾承继了殖民历史、内战与冷战的遗绪，以及由此造成的内部歧异，台湾的中国大陆学界在假定以日本、美国与中国为出发点的研究议程上往返辩证，在其间进行组合、再组合。关于中国大陆的文本随着学者的选择，成为看起来是既是如此又是那样的综合体，没有一种中国大陆观能免于政治影响以及政治化的社会环伺。

关键词: 冷战 后殖民 皇民化 台湾认同 中国认同 中国大陆研究

每个学者的知识轨迹必定反映了有意识或潜意识的选择。学者只能从超乎个人的既有社会条件所形成的认识论脉络中，选择性地进行传承、重组、开展或抵抗。准此，我们界定了知识生成过程中的两种机制，其一是遭遇超乎个体意念的既有认识角度，其二是在因此而感知到的各种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之间有意识地选择当下的认识。遭遇（mechanism of encountering）是限制知识困惑（intellectual puzzles）的范围得以形成的机制，①而选择（mechanism of choice）是巩固或摆脱此一范围的意念得到反映的机制。② 个人遭遇是由超越个人的社会所形塑，但必然受到也是超越个人的种种偶然介入其间；相形之下，个人选择的呈现，则是对比于其他人在选择传承或开展的叙事时采取了不同的选择。在超越个人选择的遭遇过程和个人进行选择的过程两者之间，有一个可视为二阶机制的个人旅行（second-ordered mechanism of traveling）过程。旅行包括了身体在空间中的移动过程，也包括生涯上在职业或在机构之间的移动过程。旅行的过程几乎必然涉及到选择，也必然反映或引发继续的遭遇，因而是个人知识养成不可或缺的机制。

本文藉由对许多台湾知识界或行动界耆宿的访谈，③讨论在台湾的各种认识中国大陆的角度怎样各自养成对“中国”这个身份概念的不同内涵，这些关于中国大陆的知识以及其再生产过程，不断地在台湾重新定义着“中国”。学者个人认识中国大陆的轨迹乃是嵌入在个人际遇之中而不断演进的，个人化的知识史对知识客观性的追求构成莫大挑战；④毕竟，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与他们涉及中国大陆的各种参与实践，是相互构成的过程。⑤台湾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就构成他们在台湾书写“中国”的认识论基础。这个背景是许许多多个人历史的综合体，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但又经常在彼此之间难以构成一致的知识资源与集体记忆。对于学者来说，这林林总总的记忆的线索所构成的群体认同，在一生之中或间歇或持续地出现；而这个认同又将遭遇各种涉及台湾前途往何处去、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是什么之类的讨论，受到包括当代的政治社会运动，以及清末民初的对外关系与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的近代史，还有因而形成的政治动荡、社会分裂、意识形态的惶惑与仇华或仇日的情绪所彼此渗透的背景所牵制，由此使得学者个人多样的遭遇与选择，塑造了台湾的中国大陆学界。

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研究是靠每个学者在自己所遭遇的各种涉及中国的称谓、身份、形象及其间不断的重组与新诠中，进行再组合与再诠释，因而中国大陆研究文本的形成，有赖每个学者无时无刻进行概念的选择与论述的建构。由于当代台湾承继了殖民历史、内战与冷战的遗绪，以及由此造成的内部歧异，台湾的中国大陆学界在假定以日本、美国与中国为出发点的研究议程上往返辩证，在其间进行组合、再组合。因而维持与互动对象之间的社交妥当性，不仅影响既成学术观点的表达方法，且是学术的内涵。这涉及论述身份的选择，包括对中国大陆既有视角的定向、复位向乃至无定向的挪动，使关于“中国”的文本随着学者的选择，成为看起来是既是如此又是那样的综合体，没有一种中国大陆观能免于政治影响以及政治化的社会环伺。⑥学者每在生产相关知识之初，就得先思索社会将如何看待，故而面对“中国”的身份策略，是对中国大陆研究的知识生产要件。藉由整理台湾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历史过程中所遭遇的认识脉络，在不同时期或场合做出各自的选择，或可从中呈现出知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对于世界各地学者所具有的多重意义。

一、历史的负担：反日、反共与日本殖民的遗绪

国共内战以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国民党政权播迁来台，先是准备反攻，继而强调生聚教训、在台建设。内战失利紧接着东亚冷战，使台湾变成美国围堵共产主义的基地。内战与冷战，都使执政的国民党将台湾描绘为“自由中国”，以与“共产中国”互别苗头。一开始，国民党要求于反共的意识形态，之后依靠强调儒家思想的文化复兴运动；以对抗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来强调其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藉此强化合法性。而在美国结束越战前后，台湾则逐渐强调现代化的成就。

越战原本是美国的重大挫败，但福特基金会大力支持“环太平洋地区”（Pacific Rim）概念下的研究与教学，将内战的赢家如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描绘为现代化的失败者，而美国支持下的韩国、台湾等则被纳进资本主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中，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典范。⑦在国民党的论述中的中国大陆原本是“反攻复国”的对象，如今转变成相对于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与经济成功的落后地区。在1989年之后，包括中国国民党与民主进步党，都将民主与人权作为台湾认同的组成部分，在美国政府转而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逾十年之后，这两个政党又开始希望赢回美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支持。他们的价值要求是和平与国际安全，同时迎合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文献对“中国威胁”的分析；对这两党而言，此时所分析面对的中国大陆，都已是外于台湾的一个他者了。⑧

这个调整、适应的过程，使得台湾的当代中国大陆研究者在论及中国时，能够在上述各个阶段所酝酿出的各种观点之间发挥与撷取。他们在特定情境里与特定时间中的选择，反映了哪种类型的中国是他们此刻所深信的，或他们如何重新编排了历史遭遇中的不同叙事片段。他们全都间接承受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亚洲文明遭遇欧洲帝国主义所累积的复杂情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变化。这些社会变迁，使得20世纪初相当多的台湾的社会菁英和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仍然健在）在日本殖民时期前往中国大陆探索生命。这些人有不同遭遇，或由此产生一种对中国大陆更深刻的同情，或是萌发一种难以融入的疏离感，或也可能演变成一种对中国问题难以抉择的暧昧态度，而有所差别的原因，就在于其对如何理解自身的经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1918年出生的史明，本名施朝晖，是第一位著书立说，将“台湾民族”与中国人切割并理论化的人，然而他早年却前往中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抗日本殖民统治。一般人认为唯心主义取向的民族主义和唯物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难以兼容，史明的看法有所不同。他竭力试图证明，在台湾，无产阶级具有远比资产阶级强烈的“台湾独立”意识，如此具有无产阶级内涵的台湾民族主义也就有了物质主义的基础。他所忆及的中国经验非常负面，其中提及多有封建遗续，因此使他确信台湾必须与中国大陆彻底分开。日本战败之后，他对日本的矛盾心理与对过往日本帝国主义的保留态度也得以化解，从此得以心无碍地在日本进行他的研究与著作。史明对现代化非常看重，因此他指责国民党在台湾进行封建压迫，无非就是代表中国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只有剥削却没有带来现代化。⑨

后来被尊称为“台湾独立之父”的廖文奎（1905～1956）也有广泛的大陆经验，在前往美国留学之前，他曾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就学。他一开始是一位中国民族主义者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信徒，并反对日本的殖民。但他与史明不同，因为廖文奎在美国的影响下，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拿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后，返回浙江从事教职，但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因为目睹国民党与半日本化的台湾社会的血腥冲突，有了不同的省思，新认识到的社会条件促使他采取身份策略的调整，并由此开始有了强烈的台湾民族主义自觉，至此成为“台独”运动的号召者，⑩他刻意建构的台湾民族主义，并不像史明那样把中国同时视为阶级敌人，也没有唯物史观的必然性，而是充满了在地人的权利意识。和当时台湾的其他作家相比，史明和廖文奎的感受既不算特别，因为与同时代的人可以分享，也不具有典型意义，毕竟个人认识中国大陆所选择的角度仍有不同。不同的中国大陆经验产生了不同的感受，增加或减少了选择的可能范围，其中一些人强化了他们的中国认同，另一些人则变得更加暧昧。

相较于此，追随内战失利的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这波大陆移民，和台湾本地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同时造成本地人在中国认同与非中国认同之间的认同冲突。本土知识分子与有着强烈传统中国文化意识或吸取现代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的学者均不同，后两者可以从中国大陆或美国的文献中吸收知识资源，前者之中一大主力则传承了日本对中国的观点，即藉由后殖民的亚洲进行现代化，来超越台湾回归中国之无奈；11此一思考战略在方法上将中国文化降格为没有多少价值的历史束缚。二二八事件使得反日与反中的情绪被推波助澜，接受了不同传承的两边观点之间，对立更加纠结。其中，国民党是带着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来到台湾的，因此当然忌惮于日本留下的影响；一位资深的中国大陆研究者陈力生（1931～）指出他对中国的概念乃是一个“国家的观念、家庭的观念……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后来促成他对中国大陆研究动机中的竞争意识：

我觉得台湾的中国研究，事实上是学以致用，为国家所用。……这个学术研究成果……就是为国家所用；因为我们特殊的环境。我们跟大陆是同文同种，事实上，我们严格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国家，是两个政权而已。我们在研究上占了优势，……我们台湾对中国的研究应该是占优势，但是我们要深刻检讨的话，成绩上我们不能落后……12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前院长于宗先（1930～）也如同陈力生那样，在访谈中习惯性地称呼日本人为“鬼子”。虽然对于于宗先而言，他原本基于家乡父老的政治结盟而产生的反共立场，与个人在战争中的经验而产生的反日立场，在解严以后日益浓厚的“台湾独立”氛围中，都渐渐变得时地不宜，不过在他的访谈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代人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选边，虽然结果重大，但实则充满偶然。在国共内战时才将迈入成年的后内战世代，无法避免地要在遭遇这些主要只剩下逻辑，而不再带有同样强烈情感的多元叙事中，进行生涯或理论的一次抉择。13这是令人好奇的过程，留学德国的历史学家李国祈（1922～）乃以台湾在1895年割让给日本一事撰写博士论文，指出德国在“三国干涉还辽”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之后日俄战争的远因。在他年轻的时候，与那时以及后来主张“台湾独立”的许多人一样，“觉得中国没有希望”，对西方则充满敬意。他也曾经同情共产党，但由于并不热衷，加上家庭的一些安排，才来到台湾。14

在抗战之前或战争期间出生的外省籍学者，由于个人或家庭对战争的记忆，对日本有着深刻的不信任感，并带着这种记忆来到台湾。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中国乃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若无大陆百姓的牺牲，台湾不可能重获自由，因此不可能让他们认为领导中国击败日本的国民党，竟然是统治台湾社会的外来政权。他们的学术生涯是为了贡献于中国的前途，因此一有机会就会为此义无反顾。例如资深的中国大陆研究者张焕卿（1935～），听到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同时与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就放弃了他在美国的奖学金，回国参加反共运动。15 倾向“台湾独立”的本土社会学家叶启政（1943～）观察他那些大陆来的同侪，对他们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敌意表示能够理解；他认为台湾本地人与新到的外省人背负着各自的悲情，他们之间更容易相互仇视，而很难去分享对方的感受，因为历史经验塑造了大不相同的关怀。但他担心，若这对于知识分子也如此的话，就值得省思了：

……打开人类历史来看，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必要历经这样的问题，日本没有、韩国也没有，甚至东西德也不见得有，这是台湾的宿命。所以台湾在地人、外省人各有各自的辛酸，这种两个不同的辛酸摆在一起，很吊诡的没办法共享体验，反倒变成对立的仇视，要是一般老百姓是如此，是可以谅解的，但如果连知识分子都对立，那问题就比较大了，特别今天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所以从这里谈起，事实上是要最后归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容许我这样说：是台湾本地跟外省两个不同历史遭遇经验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