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从“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话语与思想史片论

1949年之后，“革命”曾经是一个最热门的话语，尤其是在文革时期。让我们来看几个数据（根据笔者的统计）：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73次；1969年九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26次；1977年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25次，与九大不相上下；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71次，回归到八大的水平；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3次，1997年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19次，2002年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8次。在十三大以后的历次政治报告中，“革命”一词主要用来回顾历史（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等），也用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另外还有两个常用搭配：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革命化”是“忠于党”的代用语）。取代“革命”话语的是“改革”话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还没有出现“改革”一词；从十二大到十七大政治报告，“改革”分别出现了18次、175次、124次、93次、89次、102次。中共十三大谈改革的次数最多，因为当时所说的改革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12次）在内的“全面改革”（3次）。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民间的“革命”话语和官方一样，也趋于衰落和凋零。根据笔者的回忆，在民主墙和民刊运动时期，除了《四五论坛》曾用一期专刊发表陈尔晋《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其他的民刊鼓吹“革命”。在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和1986年、1989年两次学生运动中，可以听到大量的“民主”、“改革”话语，但几乎没有听到过“革命”话语。到1995年，思想家李泽厚和刘再复发表了名为《告别革命》的对话录，俨然是“革命”的死亡通知书。但是到了2006年，青年思想者陈永苗写了一篇《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此后，“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的说法越来越盛行。到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革命”再度成为笼罩中国思想舆论界的一个幽灵，从学术论文到博客文章到微博客，“谈革命”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考察三十年来“革命”话语与“改革”话语的轮回，是一项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一、八十年代：暧昧的“改革”

从“拨乱反正”到“改革”

粉碎“四人帮”近一年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在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既没有谈“改革”，也没有谈“开放”；而是继续赞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找寻其中有正面价值的东西，是极为稀少的，譬如说“必须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报告中所提到的“促生产”的方法还是“抓革命”――“抓住学大庆、学大寨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邓小平重新上台后，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1977年9月19日，他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否定了1971年毛泽东画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恢复高考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决定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

“拨乱反正”基本上是一个“还原派”的口号。首先判定文革是一场“动乱”，需要“拨乱”，这就与“凡是派”肯定文革的十一大路线划清了界限。其次是承认文革前十七年是“正”，是“红线”而不是“黑线”，不管毛泽东是否画过圈，都要实事求是地“反正”。恢复高考，恢复职称，这是回到1966年；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而不是“家庭出身”，这就回到1950年代了。应当“反正”到哪个年代，在中共高层是有很大分歧的――有人主张肯定十七年，有人主张肯定前八年，有人主张肯定前四年。经过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1980年的四千人大讨论，最后由邓小平和陈云拍板，将“正”的界限定在1957年。

到1978年，邓小平开始谈“改革”。他在4月30日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说：“八级工资制需要做些改革。还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奖金一定要搞，问题是怎么搞得更合理。”这里所说的工资、奖金改革，其实还是一个“拨乱反正”的问题，不过是回到1957年以前的制度。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谈出了改革的新意。他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在这个时候，很大一部分高级干部通过出访欧美发达国家，深切体会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即使用1957年以前的那套办法也无法赶超。因此，邓小平提倡各级干部都来打破“禁区”，“大胆改革”，由此逐渐形成1980年代“放权、让利”的一套改革思路。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说：“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就不是“还原派”而是“改革派”的言论了。但是“改革派”邓小平受到“还原派”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的阻击。1980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一次会上说：“根据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10月25日，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以后的任务，非改不行。这个问题，国际上，比如波兰提出来了，国内也提出来了。要真正想办法改变。”这个谈话被胡乔木、邓力群二人完全屏蔽了起来，直到今天，也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

在1980年年终，体制内外在改革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方面，是首都和全国各地许多高校中展开的基层人民代表竞选运动，竞选人演讲和大字报中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以及全面改革的主张。另一方面，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用了四个青年人上书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提出“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同意把“调整”放在“改革”的前面。他还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总之，不能使一切确实还能为党做工作的同志不工作。基层单位领导制度的改革，要先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执行原来的制度。”由于“完善的条例”始终没有出来，“步骤要稳妥”就变成了止步不前，一切照“原来的制度”办了。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作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71次提到“革命”，而仅有18次提到“改革”，可见改革还没有成为十二大的基调。该报告要求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正确方针”，还被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塞进了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大段论述。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报告。他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进行工作的呢？就是：拨乱反正。……如果说拨乱反正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前提条件，那么，改革――也就是破旧创新，必然为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提供可靠保证。”“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改革要“全面而系统地改”，“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人民日报》按照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了宣传。2月16日，胡乔木找《人民日报》负责人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谈话，批评《人民日报》的改革宣传。他说：“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耀邦报告“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十二大才开几个月，十二大算数不算数？”3月17日，在中央财经小组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会上，陈云也对胡耀邦发难，指责胡“说‘一五’时期搞156项是走了弯路，这种看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他责问胡耀邦：“连‘一五’都要改？”“还要不要十二大决议？”邓力群在既没有向邓小平报告也没有向书记处请示的情况下，就在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和《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传达了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胡乔木、姚依林在书记处尚未决定的情况下就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批评胡耀邦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由于赵紫阳、习仲勋、万里、胡启立等人不支持“倒胡”，邓小平讲了“胡赵格局不能变”，上述中央工作会议才没有开成。

现在许多人有一种成见，以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就成为党内主流。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改革派与还原派的斗争极为激烈和曲折。胡耀邦在1983年3月因为鼓吹改革差点丢掉总书记职位，现在知道这一史实的人已经不多了。一直要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谈改革才蔚然成风。而该决定只是说“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至于胡耀邦所说的包括“一切战线”的“全面改革”，要等到他下台以后的十三大，才被写进中央文件。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从1985年开始，邓小平多次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又是改革，又是革命，这种表述的暧昧性质，很值得人们玩味。

一方面，邓小平想要表达与“我们过去的那一套”――“斯大林－毛泽东”发展模式分手的意思。到1970年代末，邓小平已经看得很清楚，三十年来，“跟着美国的国家地区都富强了”。“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赵紫阳的十三大政治报告顺着邓小平的意思说：“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又一次革命。”

体制外民主力量，在1978～1981年间，早已表达了实行人权、法治、宪政等一系列政体革命的主张，对于体制内领导人表示愿意进行“革命性变革”，当然持欢迎的态度。他们当时能够接受用“改革”的形式来达成“革命”的实质，是基于对体制内领导人的一种分析。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既是中国“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共同缔造者，又是该模式的受害者。在1980年代，人们普遍相信，觉醒后的受害者起来拆毁曾经加害于他本人的旧模式、旧体制，是有可能的。这种“二重性”，对于现在的领导人是不适用的，他们并不是现存“改革体制”（秋风语）的受害者，而完全是该体制的缔造者和受益者。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想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说法来强化它与“中国第一次革命”的连续性、继承性，用前者的成绩来巩固后者动摇中的合法性。这是许多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变相肯定所谓的“中国第一次革命”。

有些人打了一辈子的仗，他们以为战争就是革命，流血牺牲就是革命。其实，战争与革命完全是两回事。北洋军阀一直在打仗，但是这些战争与革命毫无关系；俄国十月革命根本就没有开几枪，但确实是发生革命了。中共在历史上先后提出过三个革命口号。第一个是“苏维埃革命”，1936年以后中共自己放弃了，后来也没有再提过。第二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按照毛泽东在1945年9月的说法，这一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