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武 肖贵清：中外不同语境中的“中国模式”概念辨析

自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北京共识》以来，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模式概念的认识，国内外学者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因此，厘清中国模式的概念，避免在这一基本问题上的纠结，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试从中国模式的概念分析入手，以界定其基本内涵。

一、模式的涵义

研究中国模式首先应该厘清模式的涵义。“模式”亦称“范型”，一般可以指作为范本、模本的式样。在社会学中，“模式”是研究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决方案，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国外学者通常使用“model”和“pattern”来表述模式。“model”的名词意思主要是人或事物的三维肖像、供效仿的范例、模特儿、产品的范本、过程或体系的简单模型。其动词涵义有雕刻、模仿、效仿、设计模型等。“pattern”的名词意思主要是图案、花样、式样、模型、样式、说明、样品、模式、方式、形式、模范、典范。其动词涵义是模仿人或事物，按照模型仿造事物等。从中外对“模式”的解释来看，模式确实有模仿、复制的意思，所以，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总是把能够被模仿和复制看做是模式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特点。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并没有限制“模式”这一概念在更广的意义上的使用。苏联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等之所以被称为一种模式，不是因为它们能够被模仿和复制，而是因为它们具有自己鲜明的不同于其它模式的特色而已。所以，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对“模式”的解释上，就会导致对“模式”概念的僵化认识。模式的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因为模式可以被模仿、复制，而是其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因此，是否存在一种模式，不应看其是否可以被复制和效仿，而主要是看其是否有自己的特点。

另外，对于模式尤其是中国模式的概念，还可以从“道”与“器”的层面去理解。如果从“道”的层面去理解，模式应该是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一些国外学者之所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主要就在于他们都是从“道”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模式，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从中不能提取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达不到所谓的“形而上”。当然，也有的学者从“道”的层面出发，认为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可以衍生出不同版本的中国模式等等。如果从“器”的层面去理解，模式应该是具体的，与众不同的，具有鲜明特色。国内学者一般是从“器”的层面去理解模式和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一“道”在中国的体现，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特殊国情基础上的“形而下”。

二、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但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却早已有之。上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就曾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美国《时代周刊》1961年5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几内亚领导人塞古・杜尔推动的“人力投资计划”，是在借鉴当时的“中国模式”，即志愿者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修建公路和学校，但随即指出，这种“中国模式”并不符合几内亚的实际。①《时代周刊》1967年5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用红色的中国模式一词(Red Chinese model)来指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②1980年，日本《现代经济》刊登了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东京大学宇泽弘文、内田忠夫等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的文章，文中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③1985年11月13日，前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时，也谈到中国模式的概念。他指出：“中国的模式要求发挥经济效益的作用，发挥个体企业的作用，扩大自主权，减少中央对物价、生产、投资的行政控制，实行对外开放。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贬低了。我要强调指出，中国肯定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也没有放弃资本主义。”④1988年底，法国《发展论坛报》发表《中国给外国投资者更多的保证》的文章，认为自邓小平宣布实行对外开放和经济现代化以来，改革使中国模式逐渐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中间模式。⑤1992年12月，美国《新闻周刊》一篇名为《休克疗法之于叶利钦》的文章中提到，叶利钦赞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模式。⑥1993年，在《新闻周刊》另一篇名为《为什么中国做得更好》的文章中，也曾使用中国模式一词，以表示中国与苏联在发展模式上的区别，并强调中国模式中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邓小平的渐进式改革。⑦1993年布热津斯基在其《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曾用了不短的篇幅强调中国模式将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⑧1996年《纽约时报》一篇名为《卡斯特罗的中国模式》的文章认为，卡斯特罗希望能够避免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和政治的自由化导致苏联的崩溃。卡斯特罗认为，中国模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引大规模的外国投资，又严格地限制政治自由。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虽然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提出，但由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在经济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相比今天来说还比较有限，中国模式没有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但显然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并开始称之为一种新的模式。应该注意的是，在这里提出中国模式并不是基于复制和模仿的角度，而主要是强调中国发展的特殊性，这与后来雷默提出的强调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国模式是有明显区别的。

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一文中把北京共识又称为北京发展模式、北京模式和中国模式。在《北京共识》中，雷默并没有特别强调“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但由于他把“北京共识”看做是取代“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并强调“这个模式必定使中国及其追随者与现有的发展思想和强权需要形成对立”，从而威胁现有的国际秩序，因而使“北京共识”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对象，中国模式的概念从此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北京共识》中，雷默一方面强调中国模式相对于其他发展模式尤其是华盛顿模式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把中国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实际上又赋予中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供复制、效仿的普遍性意义。不过，雷默在后来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这样指出：“当我们说中国模式可以被其他国家所效仿时，我们必须分外谨慎。我说的可以为别国效仿，并非指中国的经济或政治模式可以被别国复制，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创新及按照自身特点和想法寻求发展的模式，值得其他国家仿效。这一点对于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而且也唯有如此别无他途。”⑩

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体现出与传统发展模式不同的特性，又具有可供借鉴和效仿的普遍意义，也成为雷默以后众多国外学者认为存在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理由。与雷默一样，一些国外学者既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又认为中国发展的经验可供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或借鉴，因此存在一个新的中国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指出：“你要承认中国确实有个模式，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11)同时他也指出，不应把模式看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可供随意复制或模仿。所以不能因为中国模式还不完善，还需要不断改进而否定它的存在，事实上“任何一个模式都有优势，也有不足，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12)郑永年还指出：“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成就非凡。20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在这短短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在亚洲，日本曾经创造了经济腾飞，称之为‘日本模式’。之后，新加坡、韩国、香港和台湾也创造了发展奇迹，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尽管‘中国模式’的概念还是模糊不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正在认识其内在合理性和经验的可取性。”(13)

由于对“模式”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些国外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认为尽管中国的发展很独特，但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模仿和复制的模式。他们认为，“成功”、“可复制”和“周密计划”是模式的固有属性，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具有这三种属性。中国的改革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且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周密的计划，再加上中国独一无二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的发展过程根本不可能被复制，所以并不存在什么所谓的中国模式。中英可持续发展对话国家协调员里奥・霍恩明确指出：“‘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然而，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14)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也指出：“中国模式中的‘模式’一词，更多指的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而这一过程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方式或范例。但是，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模仿！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东西。”(15)

也有学者把“定型”、“固化”看做是模式的基本属性，而中国目前还处于转型期，还没有最终定型，还在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因此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16)之所以认为模式必须是定型和固化的，还在于他们认为模式是应该用来模仿和复制的，而只有定型和固化，才可以被模仿和复制。

还有学者认为，“模式”是一个深层次概念，不同模式之间都应该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中国的发展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虽然区别很大，从模式层面来讲，并无本质不同，因此不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只是东亚模式的一种。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指出：“新中国60年发展道路：虽然独特，难称‘模式’。”“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是它们也是政府领导经济发展，刚开始也是权力比较集中，自由并不多。所以我觉得中国内地与它们相同的地方还是很多，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17)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也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与亚洲的增长模式别无二致。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真正的奇迹――来自于其创造高资本积累率的独特能力，以及把这些资本用在生产性的用途上。中国同样如此。”(18)

三、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认识

当国外中国模式研究掀起一波又一波热潮之际，国内学界却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持一种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避而不谈，主张“慎提中国模式”。但与国外那些对中国模式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不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态度更多的不是否定，而是回避。之所以回避中国模式，主要还在于对“模式”概念的误读。

第一，把复制与输出看作是模式的固有属性，承认中国模式就等于是要推动输出中国模式。担心在“中国威胁论”仍甚嚣尘上之时，提出中国模式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认为要输出中国模式，将会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警惕和发达国家的担忧，从而造成负面的影响。赵启正指出：“因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所以，我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19)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以一种新的模式来挑战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才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因为“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乃是维护美国帝国霸权、强化和扩大美国全球利益的最根本策略。只有按照美国模式改造全世界，美国才有可能避免人类历史上那些庞大帝国最终覆灭的命运。”(20)而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美国模式所代表的开放政治制度、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等理念和价值就失败了。(21)

第二，模式意味着已经定型并固化。害怕强调模式会引起过分的陶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在实践和理论上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肯定中国模式似乎中国未来就要按照这个模式继续下去。李君如认为：“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