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肯定重庆经验而非重庆模式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搜狐财经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之际，特别专访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崔之元先生，为我们解读小平南巡后的中国发展。

搜狐财经：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很多人内心触动很大，您是如何看待南巡的实质意义？

崔之元：可以说是感慨万千。我想先从正在读的一本邓小平的新传记说起。传记的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 他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还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他从2000年开始写邓小平的新传记，花了11年时间，访问了中美两国许多和邓小平熟识的当事人。该书的很多情况中国和美国的多数读者是闻所未闻的，如巴拿马运河和中美1979年邦交正常化谈判竟也有密切的关系。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这本传记中占有突出地位，专辟一章，标题叫做“邓小平人生舞台的最后一幕：1992年南方谈话”。其中傅高义对邓小平1992 年1月17日离开北京，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于2月21日回到北京这段时间，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对为何“邓小平年谱”没有记载1992年1 月26日和1月28日两天邓小平的活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傅高义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南方谈话，认为在大背景下，邓小平镇定自若，加快改革开放的速度，使中国转危为安，执政党扩大了群众基础，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他仔细梳理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1992年10月12日-18日召开的中共14大正式提出了 “邓小平理论”的说法。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傅高义对“邓小平理论”和“实用主义”关系的理解。他说，“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不是意识形态专家；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领导人不同，他不认为有必要先成为一个理论家才能担当最高职位”。 傅高义认为，中共14大“邓小平理论”的说法旨在说明“实用主义”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论”。

这不由使我想起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1919年5月1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杜威来到中国访问，由于对中国的巨大兴趣和关切，他把访问不断延长，在中国的11个省做过讲演，当时中国只有22个省，因此杜威走遍了半个中国，两年零两个月后才回美国。杜威对 20世纪中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者重大的影响，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张彭春就是杜威的博士生。杜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也有深刻影响，他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在1920年代就成了知识界的名言。不过，胡适在宣传杜威时过于简单化，以致1919年和李大钊发生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说自己和胡适介绍的杜威观点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异”。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中说：“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是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刚刚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瞿秋白的“实验主义”可能是比“实用主义”更好的译法，避免了“实用主义”给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和价值观的误解。不过约定俗成，这么多年都译为“实用主义”，我也姑且用之吧。

我想强调的是，“实用主义”的精髓是“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依赖和对两者的认识都不断在实践中深化。杜威强调不仅在给定的目的上要不断探索不同的实现手段，同时在实践探索中要深化甚至改变对原来目的的认识。我举一个格林斯潘的例子，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产生了一个对“手段”认识的大变化。大家知道，格林斯潘原是最相信彻底自由化、私有化的。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他最有趣的新观点是认为，只有通过国有化才能够迅速解决美国经济W型，也就是二次探底的危险。他的理由是，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关键在于有毒资产坏账不能迅速剥离。因为美国政府的救市基金TARP是由7000亿美元的纳税人的钱构成的，是公有资金，当它来买坏账的时候，那些花旗银行等的股东大部分都是私人的。现在市场的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前1美元的资产在金融危机之后只有0.11美元，花旗银行那些股东就想再等一等，看0.11美元能不能恢复到0.5美元，那时候他们再卖。这些私人股东不愿意出手的话政府就很难剥离这个坏账。于是，格林斯潘就想通过国有化来回避和绕开有毒资产的定价问题，因为你把花旗银行本身全部或者部分国有化之后，政府的7000亿基金本来是公共基金，来买坏账的时候的定价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双方都是国有的或者大部分国有的。这就像一个人从左口袋到右口袋，你的定价高了或者低了都无所谓，因为双方都是国有的。这样就能够迅速的剥离坏账，使经济迅速复苏。格林斯潘的建议非常有创意。但是他还是强调这是暂时的国有化，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重新私有化。所以我说要从实用主义哲学来看，格林斯潘并不僵化，他也认为要国有化。但是他认为是这只在手段上的创新，目的还是基本不变。但假设格林斯潘认为暂时国有化后再重新私有化的时候，不必全部私有化，比如现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已经有79%国有化了，在重新私有化的时候只有40%私有化，仍然保持部分的国有化。假如是这样，才符合杜威“不仅要探索手段，而且要深化，甚至改变对目的的认识”的观点。这样美国也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这样理解实用主义，我觉得才能看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所在。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特别重要的是如下一段话: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从“实用主义哲学”来看，邓小平这段话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这个“目的”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要大大高明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因为后者没有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这个目的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害就是不问“姓社姓资”。但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指的是不做脱离实践的纯概念之争，而不是在总结实践经验时也不问“姓社姓资”。根据“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40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他语重心长地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我为邓小平这句话所深深感动，觉得他把“实用主义”哲学的“手段-目的”辩证法发挥到了极致，既在实践中深化着对“社会主义”目的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

搜狐财经：评价一下南巡20年来的改革进展，尤其是这10年，有人说这,10是改革休克的10年，您同意不？

崔之元：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改革。从“实用主义哲学”的“手段-目的”辩证法来看，我们不能把“改革” 狭隘地先验设定为必定如何让如何。这里举一个中国农村选举的例子。1990年代，西方有一部分学者看到选举中当选的村民委员会主任仍然有70%左右是中共党员，他们就认为这个选举一定是假的，没有实质意义。

但我认为，这样的选举结果有相当大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要把西方看成是静止的。现在在美国已经出现一个趋势，由于互联网的发达，每一个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往往是根据一个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不是根据这个候选人属于哪一政党来做决定的。比如说，一个加州人选州长时把票投给共和党的施瓦辛格，但在选总统时选择的却是民主党的奥巴马。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互联网不那么发达的时候，知道候选人属于什么党，对选民来说，往往有一个节约信息成本的作用。而现在的情况是，人们要了解每个候选人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容易，成本越来越降低，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即实际上政党认同已经相对下降。

我认为，意识到这一趋势对于观察中国农村选举的意义就在于，中国70%农村的党员能当选村委会干部，可能不是因为他是党员当选的，很可能是他对村里如何修自来水、如何修这条路很熟悉，才能够在竞争中当选。因此，不能因为他作为党员当选了村长，就证明是党在操纵选举。

我认为现在的农村基层选举，处于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过程中。没有理由认为，候选人的政党身份有那么多的重要性，也没有必要认为，有好多党来竞争才能叫民主。也就是说，不能把民主的定义直接定义为多党竞争，因为多党竞争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是并不是民主唯一的形式。

观察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能认为改革就只有某一种唯一的形式。我们的思想要更为解放一点。

搜狐财经：有人说您是新左派代表人物。您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矛盾怎么看？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崔之元：这里先对新左派的说法做一点说明。“左”“右”这两个概念比较复杂，而且至少从我个人来说，没有使用过“新左派”这个词。

“新左派”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第一次出现是1994年。当时我在香港出版的《21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文章，同时部分内容拿到《北京青年报》发表。当时发表这篇文章的编辑杨平，写了一篇评论，认为这篇文章表明《中国出现了新左派》。到1997年以后，汪晖写了一篇《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新左派”这个词被用得越来越多了。既然大家已经用了这么多，我个人也没有去否定。

但是我想有一个主动的界定，在西方的意义上来定义“左”。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一个三个等级的制宪会议。坐在国王右边的是比较保守的贵族、僧侣阶级；坐在国王左边是第三等级，代表平民、大众的立场。从开始的意义来说，“左”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坐在国王左边的那个阶级。因此，如果从当时法国坐在国王左边、代表平民的利益和追求的意义来定义“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把新左派理解为保守的、反改革的，我就不接受。

我认为，对社会主义政党而言，最大的危险是偏离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吁不能有效回应，失去其群众基础，也就会失去执政之基。

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特点是开放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并且坚持群众路线，对人民的呼声与诉求有本能的回应，有对"为人民服务"的本能诉求。这也是社会主义政党同其他类型政党的关键不同，因此对应的政治体制会有所不同。

社会主义政党的这一特点并不大为人所了解或重视。从历史来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近代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不能申请入党，只能被邀请(By Invitation)入党。直到现在，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仍然不能申请入党。一般民众能申请入党的历史性开端，是1891年俾斯麦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在此之后，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众所周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倍倍尔领导创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她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与指导。今天的欧美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很不同，例如，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只是在选举时临时注册党员，不需要申请，不需要缴纳党费，也没有长期的、固定的党员身份，实际上并没有组织化的群众基础;而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均有党证，并需要交党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