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夸尔 傅士卓 裴敏欣 裴宜理：三十年后的反思

[编者按] 今年值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正可回顾历史，启示未来。本期杂志特刊登部分中外人士对此以及关于中国转型的感想和思考，谨供读者参考。

文革之后中国社会的两大变化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曾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我认为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较之20世纪50、60年代，共产党的道德标准有所下降；二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缺失，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文革之后是一个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阶段，大多数的变化是好的。邓小平和他的同事发展经济的决心使得这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了高速增长。作为这一发展的结果，居住在中国东部和西部某些城市的居民在经济上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当然，贫困仍旧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农村和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但是中国从一个贫弱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非凡的成就。这是一个很显著的转变。

但是，我认为还有一个不甚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中国的腐败。中国――当然是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腐败的一个国家。这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为了全面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归到文革。在文革中，毛泽东号召人们攻击共产党。结果是，共产党失去了一定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这样，文革之后，人们就不像以前那样害怕共产党了。作为这一现象的结果是，中国各地每年会发生很多抗议示威活动，其中一个抗议的目标就是腐败；而文革之中官员的悲惨遭遇使得他们中的某些人开始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共产党的道德标准受到了冲击，这是第一件事情。

文革之后发生的第二件事情是邓小平有效地去除了意识形态。文革之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被大大提升；文革之后，意识形态被束之高阁。而意识形态在中国的重要性在于把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虽然目前中国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告诉我的学生，这种模式其实指的是新加坡，类似地，中国特色的民主是台湾，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香港。而中国是13亿人口、缺乏意识形态的国家。

现在，共产党的权威没有以前那么高，又没有意识形态把国家凝聚在一起。当发生了政治问题时，就只能采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很脆弱――不光是我，很多人持这个观点。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茉莉花革命”。因为当局担心会发生茉莉花革命，忽然间你会发现街上有很多警察。但这只是一封发自纽约的邮件而已。这很可笑，显示出高层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担忧。他们又不知道这些事件中，到底哪一件会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危机，所以防患于未然成了当局的策略。但是我认为最大的危险还是来自于基层的腐败，而中央当局又很难有效地控制这些腐败。

在中国有些人士希望民主，并为之而努力。我总是问他们：你如何说服一个有着8000万人口的党派，放弃他们的优厚待遇；你如何说服这些党员应该实行法治、限制党员的权力。我认为他们不可能成功说服这些党员。当然，比较好的是从高层开始。温家宝总理发表了很多关于民主的讲话，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的有些讲话都没有被全文发表。我相信他的同事不喜欢他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所以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一个困境，也就是邓小平在1990年代初面对的一个困难，即一方面要继续发展经济，一方面要建立一个信息自由流畅的社会。

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中国过去发生的两次大变革都是发生在巨大创伤之后――一次是第一次中日战争之后（1894年），一次是文革之后。我的问题是中国能否有一个真正的改变，而又不经历一个大的创伤――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足够多的沧桑。我认为中国继续民主之路的想法是一个艰难的远足。

忘记历史就会重蹈覆辙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对毛泽东和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了评价。但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仍旧是一个很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并不高，不但改革派如此，保守派（如陈云）也是如此。中国高层领导人没有这样的看法，改革开放怎能搞起来呢？我们在美国称这是“去毛泽东化”（de-Mao-ification），中国人一直不接受这个名词，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

其实，《决议》已经把毛泽东一分为二。毛泽东早期的军事思想和决策使得他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但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有问题。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从“大跃进”（1958年～1960年）开始的。但是，1955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时候，极“左”思想已经出现了。所以有些人想把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定得早一点。

我一直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中国195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1928年的四分之一，这说明那个时候中国真得很穷。1928年苏联就有一个要不要农村和城市之间平衡发展的大辩论。当然，最后斯大林一方赢了，搞了倾向于城市的工业化，农民就开始受苦了。从那以后，苏联的发展模式就畸形了。

奇怪的是，中国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他们应该更理解农民，而且中国老百姓的确是很穷的。苏联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辩论，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一个这样的辩论？我觉得中国1950年代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辩论。如果中国城市和农村发展比较平衡的话，就不会出现目前这么大的差距。中国的政治也会更稳妥一些。

我认为当时中国不需要搞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泽东曾经批评他的同事做事“像小脚女人走路一样”，他就是希望建设快一点。那个思想我觉得是不合理的。如果有一些比较温和的发展，就可以避免很多后来发生的问题，包括“大跃进”和文革。所以我觉得1981年的《决议》是应该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而且它谈的那些内容，包括毛泽东提出的1950年代的发展模式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现在担心的是很多中国人不太懂历史。我记得今年夏天在上海的时候，一位教中国历史的老师拿出一本现在高中的教科书给我看，我看了之后发现书里基本上没有内容。我当然也可以批评美国的高中生不懂美国的历史，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的高中生可能更不懂他们的历史，尤其是1949年之后这段历史。如果一个民族，不懂自己的历史，这让人很担忧。这就回到著名的哲学家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那句名言：忘记历史就会重蹈覆辙。

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不能归咎于邓小平的改革。我认为邓小平是乾隆皇帝以来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傅高义最近出版了一本邓小平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对邓小平的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不应该把目前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归结为邓小平的政策。很多问题是由制度造成的，比方说户籍制度，这个制度还没有解决。沿海地区需要劳动力，当农民工来到城里工作，又不让他们做“公民”，在上学和就业方面对内地人都存在歧视。如果你是在美国，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每个地方当然有些不同规矩，但你的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学，也可以在那里看医生；经过两三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投票。中国社会的流动度现在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排外的情绪还是太重了。

我对中国的未来有一定的担忧。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得不错，虽然收入分配有问题，但是总体是不错的。现在有人讨论能够维持多久。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维持了大约20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维持了30年了，能不能维持40年呢？肯定不能维持50年（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早晚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会降下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很多是依靠既得利益和政府的相互关系，如果经济机会再减少的话，那么老百姓就会有更少的机会。当然，中国不一定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是一个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会很严重。

另外，腐败也是一个大问题。你看地方政府，地方党委书记说了算的问题还是普遍存在，（从一定程度上说）而且必须存在。因为每个地方的责任都是在他手上，上面又给他施加非常重的压力，下达很多要求。如果他没有充分的权力，怎么能满足他的上司？有了权力，就会找自己的人去做，这样又造成了腐败。这也是群体事件的一个原因。

我是美国人，我大概觉得中国早晚应该采取一个民主制度。我研究的重点是制度化。我看重它的原因是因为，即使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制度化跟不上的话，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目前的人大制度肯定要加强。在每一地方，至少要做到人大可以监督当地政府。我觉得可以在人大制度上做很大的文章。这是一个突破口。再比如预算公开。要约束政府，需要公开你的钱从哪儿来、怎么花的，这应该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中国大部分的地方还做不到预算公开。

我希望中国可以克服这些问题，但是现在不能低估这些问题。

后极权政治的历史包袱和“合法性雪崩”

裴敏欣（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的30周年也正是前苏联解体的20周年。虽然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但在探讨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时，我们不妨从后极权政权的历史包袱和其合法性崩溃这一角度来分析苏共为何出人意料之快地垮台和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的政治困境。

有关苏共垮台的研究国内不少，但很少有从后极权政权如何丧失其合法性这一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绝大多数的学术著作都把经济因素、民族矛盾和苏共的政治退化看成是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容置疑，这些是解释苏共垮台的重要因素，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苏共垮台的一个独特现象，即其合法性的消失的“非线性特征”，苏共失去人民的支持的速度是几何性（即以倍数加速）。

这种“合法性雪崩”现象有多种因素造成，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后极权政权的历史包袱。任何后极权政权都有一部用人民鲜血和眼泪写成的历史，它在其极权独裁者的统治下造了不少孽，如斯大林的肃反、毛泽东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一历史包袱是极权独裁者的继任者们的巨大政治累赘。不面对历史，后极权政权的统治者们（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极权体制本身的受害者）无法对人民交代；但是清算这一段血泪史，后极权政权自己的合法性会遭受重创。

由于这一两难处境，后极权政权的统治精英们都采用了折衷策略，一方面掩盖和歪曲历史真相，一方面怪罪于已去见马克思的前独裁者。他们希望这一策略随着时间的消逝会导致集体记忆的淡化。后极权政权的历史包袱也就会不知不觉地被丢掉。

前苏联的崩溃表明这一策略是后极权统治精英的一厢情愿。当戈尔巴乔夫开启政治改革后，苏联的媒体全面开放，触发了“历史真相的雪崩”。虽然斯大林时代于1953年结束，但前苏联的媒体仍把苏联的极权时代的重大事件的真相挖底掏根，无情披露，其最重要的政治效应之一是苏共对人民的犯罪纪录被公布于众；该政权的虚伪、残忍和无耻暴露无遗。苏共的合法性因此而迅速消失，苏共的改良也因而转化成了革命。

前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先例表明，后极权政权的政治改革有巨大的革命性风险，其重要原因是这类政权的沉重历史包袱。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风险，因此他们坚决不开政改这一口子。但这并不是对苏共垮台的一个正确解读。苏共的致命错误是在总体形势稳定时过度保守，丧失改革良机。历史包袱并不可能赖掉。要防止出现“合法性雪崩”，现任中共领导层应采纳另一策略，在没有面临重大政治危机之前把有可能导致其合法性雪崩的历史问题讲清楚，以便政改时轻装上阵。这就是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须大大修改，还共和国历史的真面目。

两大危机与两个改革机遇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我认为召开会议讨论《决议》的意义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决议》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它至少部分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前苏联和中国有着不同的发展结果。《决议》在没有否定党领导的合法性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当然，对这个问题的好坏，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框架下对过去所犯错误进行纠正的意愿和行为，是中国和前苏联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1956年当赫鲁晓夫决定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