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邬志辉：“重庆模式”的思想性格:底层政治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探索

[摘要]没有争议的改革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没有褒贬的模式就不是真正的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社会模式发展创新高度同质化与疲态化的今天，很庆幸，“重庆模式”正是在世界的争议与褒贬中诞生、成长并迅速壮大起来的，此不可不谓系“中国模式”之幸。对“重庆模式”的讨论，必须要将其搁置于三十年乃至六十年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宏观变迁背景中来予以考察，否则任何对“重庆模式”的赞誉与批评都无法让对方真正信服，褒贬双方的争论始终都会陷入动机、步骤、性质、价值、目标、方式等多方面的理论窠臼之中而难有突围，这对于推进中国社会未来改革的整体战略走向毫无建设性意义，对于中国模式下的重庆模式进一步有效制度化提炼与合理性升华更是毫无裨益。因此，摈弃彩绘化言说方式和技术化责难话语以客观态度用面向未来的政治大视野来真实看待“重庆模式”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转折性意义，价值巨大。在摈弃把“批评当独立、褒扬当媚权”的情绪化无理独断喧闹思维后再来客观评定“重庆模式”，不难得出“重庆模式”的转型政治哲学是一场深刻的全系统的底层政治学实践，特别是从六十年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宏观变迁背景中去考察“重庆模式”，我们更不难发现它是时代的选择，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式螺旋状扬弃上升的新社会主义，这种新社会主义是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民生导向型底层政治学实践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辩证弘扬为初塑模式的。

[关键词]“重庆模式”；底层政治学；时代选择；否定之否定式螺旋状扬弃上升；新社会主义

自拙文《重庆模式：民生导向型的底层政治学实践》（李涛、邬志辉）和《走向何方：中国特色与重庆经验》（李涛）分别于2011年7月21日和2011年7月7日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第207期第7版“政治学”版)与《社会科学报》（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第1270期第4版）以来,陆续收到诸多学界朋友不同意见的反馈，褒贬不一，引起不小争议，然不管学界对“重庆模式”持有多么迥异的评论，事实上都已然证明重庆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沿标本，鉴此，应学界朋友们的反馈要求，本文尝试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以旁观者的立场全面评析近几年来由重庆政治实践所客观形塑的社会焦点――“重庆模式”。

一、“重庆模式” ：全面铺开的系统化底层政治学实践

“重庆模式”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舆论界的热点问题[1]，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一方面，重庆的城市特点在多方面具有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样范，是中国进行自我深度解剖的一个绝佳的浓缩标本；另一方面，重庆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政策超前性与独立性，从1997年直辖开始到2007年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再到2011年，“重庆模式”的初步形塑完工，重庆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结构转型改革的战略前沿阵地已无庸置疑。“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中国社会改革试验的先锋在于它的目标明确性、体系开放性与路径无赘性。目标明确性在于解答“重庆模式”到底为了谁的问题，体系开放性在于诠述“重庆模式”到底以什么方式做的问题，而路径无赘性则在于明确“重庆模式”到底有什么先天优势的问题。重庆新政事实上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在中国改革日益从上世纪90年代的“增量互利”型改革变为本世纪“结构排他”型改革的今天，处于市场宏观调控中心的党和政府之于改革收益的的利益再分配与价值指归到底是通往哪里？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藏富于权？[2]“重庆模式”明确地将“民生”作为其改革的核心目标，其毫不吝啬的“公租房改革模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模式”、“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五个重庆”建设[3]都巧妙地将持续增长的经济收益通过各种政策设计还归于重庆民众，它们都毫无争议地以底层群体利益作为其政策设计明确的政治哲学，这是一种非补偿性质的底层政治学实践，是一种政策设计的常态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不是以凝固和静态的政治菜单秀和口号许诺来实施的，而是以开放式的不定型的准体系形式来承接的，批评“重庆模式”一词套用“模式”为时过早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静态政治观的理论思维，“重庆模式”本身的持续开放性与不定型性就是其成为新模式的一大亮点，是一种反静态模式观的新模式。“重庆模式”的路径无赘性在于它的区位结构决定了它在改革三十年中，没有刻意的形成也没有很好的政策保证其形成一套即定的闪亮模式，例如广东模式[4]、深圳模式、蒲东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它的路径更新不积重难返，而在历史中无意识地形成了一种路径转换的多元性反而成就了当前正在被不断形塑与壮大的“重庆模式”，例如，重庆没有完全形成单一的“出口驱动型”、“内销驱动型”、“私有资本独大型”、“乡镇企业型”、“金融资本型”等经济类型，而是多元发展，多元共生，这反而给那些在金融危机后面临世界经济发展困境中的中国单一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前段时间陆续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沿海工人下岗与用工荒现象都证明了中国地方单一发展模式独秀的危险，“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实现“国民共进”正是得益于其历史上无意识形成的混合式经济发展模式这个基础，同时配合“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结穷亲”以肃清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大举动，一方面在现行社会条件下解决了行政官僚体系科层结构不能高效运滑的困境，另一方面以群众实名举报直递高层无需过中间部门的方式解决了行政序列程序监督的尴尬，“唱红”与“打黑”的非常之举是现行社会体制框架内保证经济与政治环境持续优良运行的唯一之举，苛刻“唱红”与“打黑”微观技术性越位或者缺位的意见指责从而试图全盘否定“重庆模式”的意见领袖们[5][6]这次应以大局为重，要更多考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诸如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法律把重庆模式固定化，如何在重庆模式未来深化探索过程中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化、常态化，以完善“重庆模式”的形塑方案，这才是对重庆民众、中国民众负责的表现，才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大局理性政治考量的表现，而“三进三同”与“结穷亲”等群众路线本身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优良传统，三十年以来被丢弃的传统在“重庆模式”中实现了一个螺旋式的回归，这本身说明了“重庆模式”在当前中国的深度战略转型意义，一座红色城市、一支红色队伍以中国公众所熟悉的身影用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回归了，这才是治疗中国三十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发展病”的真正良药。

二、 “重庆模式”：时代的选择还是政治的秀场？

重庆人的性格就如同红色的火锅一样，麻辣感觉从来都是显在脸上、说在嘴里、绘在身上、写在手中。对“重庆模式”的评价，重庆人也绝不藏着掖着，而是敢爱敢恨、敢说真话、耿直豪爽。多方客观化的“重庆模式”调查结果显示，在这座具有浓厚红色革命传统的城市中，大多数重庆人对“重庆模式”是相当支持的，重庆被评选为“2010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进一步证明了“重庆模式”是得民心的非政治作秀。在一个被“超真实”虚拟驯化以致对政治普遍缺乏信任和对官方行为多有心理逆反的世俗化时代中，“重庆模式”能得到如此高的支持率本身就证明了它不是被媒介所渲染出来的而对重庆公众集体思维驯化的行为秀，否则“重庆模式”这个所谓的政治行为秀是欺骗不了重庆公众眼球的，它的支持率在这个政治逆反的世俗化时代也就应该是很低的，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这充分证明重庆公众是真心支持这样的一个新政模式的。

重庆模式之所以如此为重庆公众所支持，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中国三十年甚至六十年的社会变迁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勤劳的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就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带领下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国家富强探索试验，他们的试验刚开始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改良版，此时国家诸多体制制度机制的设计与运转都是按照苏联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中国实际社会生活相结合来操作的，在一段时期内它的运转效果是比较优良的，然而50年代末与苏联交恶以后，中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逐渐陷入到困境之中，这一方面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极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国家权力监督制衡体系的完全破匮。尽管领导者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初衷都是为了使底层民众拥有直接民主与权利，从而希望底层生活地更为幸福，然结果却因为过度的政治性阶级斗争而破坏了经济增量改革的良好运转体系致使社会难有更大的进步，但尽管如此，对内中国人依然顽强地在建国后的三十年内，摆脱了匮乏状态，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建立了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免费住房和医疗、养老等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外中国人自主研发出来的“两弹一星”等高科技产品从根本上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自1840年以来的百余年耻辱，以1967年至1976年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式群众直接民主运动尽管弊端多多，但是它本身也给我们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深化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革命遗产以及精神资源，这预示了中国未来的改革注定将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轨迹，在将来遇到新的发展困境时，我们能够整合历史资源进行扬弃式反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转折，中国宏观战略设计开始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逐渐摆脱极左思想的危害，国家宏观经济逐渐由严格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逐渐由威权管制型过渡到公共服务型，国家资本、民营资本、国外资本三大资本逐渐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也从1978年的温饱水平过渡到2002年的小康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逐步完成了从1.0和2.0版本向社会主义3.0版本的华丽过渡[7]，30年来改革开放最成功的代表无疑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模式，这个模式的精髓即在于效率与速度，确实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模式在世界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前提下依靠出口创汇、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家政策优惠等途径能够快速实现经济规模总量的腾飞，这为历史和时代所证明，事实上也正是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模式引领了中国三十年以来的整体发展模式，已处于社会主义小康阶段中的国人从来不拒斥这个模式本身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是承接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必然产物，一旦国际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它就注定面临一系列经济困境，并且永远处于国际资本生产链条的最低端，但由于其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来讲的经济优势又进一步习惯性地钳制了自主核心工艺研发能力的积极性，经济发展路径转型上积重难返，同时与国际资本链条严密接轨的资本之上逻辑又进一步窒息了社会底层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农民工难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给他们的幸福感，社会因单一的资本逻辑而断裂，曾经作为公共服务而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现在都被资本化了，社会新富阶层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以资本的单一逻辑而相互勾结，社会底层的阶层流动渠道因私人资本与公共权利的非法越界而变的越来越狭窄，普通百姓社会成本愈来愈高，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经济、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唯资本话语时代中的腐败、违法、道德缺失现象越来越严峻，作为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得不屡屡接受暴富阶层、权力精英一次又一次人格与尊严的联合挑衅，中国社会再一次被迫走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键时刻。

怎么改？唯GDP主义思维下的各地方党政始终难以摆脱三十年以来的唯经济发展惯性，在个人前途与公共利益面前，中国多处地方党政依然奉行“无过便是功”的保守观望态度，若干次被自上而下动员起来的“解放思想”再也没有了三十年前那么真实强大的实践意义了，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模式依旧在持续运转，但尴尬的是深圳已经自我察觉到了自己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宠儿”沦落为了现在的“弃儿”，正如《南方周末》所论：“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国曾经的增长典范――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遭遇滑铁卢[8]”。“深圳模式”的下一步改革注定只能是继续强化私人资本以维持其高速运行而难以扭转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承接国际产业分工尽量摆脱国际资本生产链条低端环节的尴尬命运，但这种疗法注定是难以华丽转身的，西方大资本的绝对逐利性格绝不可能给东方世界的中国与广东深圳以定价、定标的权力，更何况这样的资本运转体系是建立在进一步压低作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工资和福利身上的，社会不公平是这套经济运转体系的天然衍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