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然：美国“中国学家”的中国政治研究

摘要：自1950年代开始，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后期;第三阶段从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第四阶段从1990年代初至今。五十多年来，有四代中国学家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学术著作。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基本发展态势是，走出50年代以“极权主义”为基本范式的僵化认识，从“意识形态主导研究”转向“政治科学引导研究”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美国;中国学家;中国政治;文献

美国的中国学家，主要指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教授或研究员。中国政治研究，在美国政治科学中尽管算不上“显学”，但在政治外交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一大批中国学家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其中的佼佼者还受邀担任政府公职。鉴于中国政治研究在美国的特殊影响力，笔者试图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对195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学家研究中国政治的主要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

2007年包瑞嘉总结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从中国历史研究中脱离出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诞生;(2)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第二代学者出现;(3)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十年)，第三代学者发展;(4)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四代学者进行科学化研究。[1](P147-163)受包瑞嘉启发，笔者将分四个阶段梳理相关文献。

第一阶段：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

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当时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美国认识到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重要性。1958年，考虑到美国安全利益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会出台《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意在加强基础教育、非西方语言和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美国的海外研究中心和培训机构纷纷成立，一些基金会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支持。在研究的起步阶段，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的中国学家无法到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和收集一手资料。第一代中国学家通常先到台湾学习汉语，再转到香港研究中国政治。他们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台湾的情况报告、日本的档案资料，以及对中国难民的访谈。

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有两个：一是新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二是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新中国的政治组织、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员，构成了50、60年代中国学家研究中国政治的主要内容。[2](P17)具体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官僚体制研究，主要涵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领导下的国家与政府的运作模式、结构和关系形态。舒尔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介绍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指出中国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延安道路”与高度依赖技术专家贯彻中央计划的“苏联道路”存在差别。[3]鲍大可的《干部、官僚机构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权力》，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正式机构、组织形式、沟通渠道，以及招募新成员的方法。[4]舒尔曼和鲍大可的著作，为美国的中国学家以后研究社会主义官僚体制奠定了基础。

第二，精英政治研究，主要涉及毛泽东等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例如刘易斯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领袖》，介绍了中共的部分领袖人物。[5]史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中首次使用“毛主义”(Maoism)，并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区别。[6]史华慈的著作后来成为研究毛泽东的奠基之作。

第三，意识形态研究，主要包括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实际执行情况。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从历史与观念形成的关系角度，描述了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到1949年后政治思想的形成，如马克思主义观念、社会主义认识、军事思想等不同层面。[7]史华慈在《共产主义和中国：意识形态与变化状态》中，探讨了中国毛主义的共产主义发展，肯定了中国从苏联模式跳出来后形成的意识形态自主权，认为这是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典范。[8]利夫顿的《思想改造与全能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阐述了中国文化对中国共产主义精神工程的导向作用。[9]

第一阶段的中国政治研究，关注点是政党-国家的结构与运行，使用的资料多是官方文件、机关报刊等。受冷战影响，许多中国学家都运用极权主义范式(totalitarianism paradigm)来分析中国政治。[10](P700)由于“苏中共产主义阵营”的认识偏见，中国学家很难将中国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看待。中国学家已经接受“中国模仿斯大林主义”这一假定，自然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属于极权主义类型。直到60年代末中苏论战发生后，美国一些中国学家才意识到，把中国与苏联划到一起研究的局限，屈莱果的《苏维埃与中国共产主义：相似与差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1]1965年，约翰逊对极权主义范式的解释力提出质疑，认为“重新评估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政治发展、意识形态与少数派政策”是重要的。[12](P257)

在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一代中国学家中，形成了不少具有独特内涵的范式或模型。施坚雅与温克勒尔提出“多服从圈(compliance cycles)模型”，意指党的大众动员(mobilization)引起了一些人对政权的疏离感，中共的政治控制与政策执行存在一定的服从范围。[13](P410-438)在60年代(包括“文革”初期)，较为流行的还有“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强调中国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的根本断裂。此外，还有“延安圆桌(Yenan roundtable)模型”，强调同志感情和一致性，反之则被定为“代际冲突(generational conflicts)模型”;“意识形态与组织模型”，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加成熟的、第一个列宁主义范型;“文化革命模型”，强调精神刺激、简朴作风和自力更生。[14](P920)

第二阶段：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后期

对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中国学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两件大事影响深远：一是1965年的越南战争;二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激进的反战学者因越南战争而赞赏理想化的毛主义(反帝国主义)，因此并未批评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暴力行为。

“文革”爆发后，各类活跃的造反派组织忽然让美国的中国学家产生了新鲜感。他们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在精英和群众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极权主义范式的适用性大大减弱，中国学家开始从只关注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取向转向中国政治的微观领域。例如，白瑞琪与怀特197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微观政治》，就综合体现了这一取向转换。[15]“文革”期间，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许多博士论文都把“文革”作为一个选题。由于“文革”研究的资料丰富，包括大量的官方文件和造反派小报;所以，美国第二代中国学家的研究深度得到很大提高。

第二阶段美国的中国学家的研究取向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从研究社会主义体制，转向了正式规则背后精英与大众的非正式行为，因此观察角度较为多样。中国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会爆发“文革”?“文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如何认识精英政治中的派系斗争?如何认识群众政治参与和大众动员机制?具体而言，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精英政治与派系斗争研究，主要关注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斗争方式和影响。张旭成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激进派与激进的意识形态》，针对文革的路线斗争，分析了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16]鲁宾逊的《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地方斗争和省级叛乱》，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个案研究“文革”的地方武斗。[17]此外，鲁宾逊主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收入了包瑞嘉等五位著名中国学家撰写的论文。他们从社会主义政权、政策和意识形态，毛主义理论，“文革”中的周恩来等几个角度，对“文革”进行了深入的剖析。[18]

还有中国学家研究了精英互动的结构与规则。黎安友的《中共政治的宗派模型》，讨论了中共的派系结构和派系政治的结构、特点，提出了“庇护-依附网络”模型。[19]邹谠的《中国共产党政治中非正式集团研究的序言》，阐述了非正式集团研究的意义，并对黎安友提出的派系模式做了评价。[20]施乐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们》，收入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国家、省和军队领导者的文章。[21]

第二，政策过程研究，主要包括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张旭成的《中国的权力与政策》[22]、安炳炯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探讨了文革期间的“两条路线斗争”。 [23]马若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探讨了精英之间的冲突如何影响政策结果。[24]欧迈格的《毛控制下的政策制定，1949-68：一项概括》，系统考察了毛时代的政策过程。[25]此外，欧迈格的《中国社会的职业、集团与文化大革命》[26](P1-44)和蓝普顿的《医疗、冲突与中国的政治系统》，开始有意识地从职业角度研究政策制定，分析职业群体与政策过程的相关性。

第三，政治运动研究，主要涉及大众运动的机制与形态。汤森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执行角度，通过分析党如何追求自己的革命目标、如何获得群众的服从，阐述了中国大众政治运动的机制。[27]塞尔登的《延安之路》，挑战了中国革命期间对农民使用的政治动员理论，提出了一种以经济为基础的动员理论。[28]李鸿永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分析了红卫兵运动反映的社会分裂。[29]

1969年，傅高义的《共产主义的广州》，首次深入研究中国地方政治的运行机制，阐述了“国家控制社会”的观点，着重讨论了共产党人如何建构足以控制和变革社会的庞大政治体系。

第四，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文革”爆发后，中国学家愈来重视中国文化的政治影响力，因而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斯塔尔出版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当代中国政治辩证法导言》;[31]白鲁恂的《中国政治精神》，分析了中国权威的文化心理基础，认为官僚等级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神实质。[32]为了检验白鲁恂的理论，索罗门之后出版了《毛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以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中国的毛泽东主义过渡形象的盛宴》。[33]

延续以往的意识形态研究取向，关于领导者思想和政治心理的著述也比较多。例如，鲁宾逊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和林彪比较中描述他的政治风格》;[34]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视角》，综合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心哲学本质。[35]

受“文革”影响，美国中国学家发现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辨别精英路线和社会断裂(social cleavage)时形成了若干困惑，这是极权主义范式难以解释的。中国学家提出，研究中国政治应该关注利益集团的权力行为，这与作为多元主义国家的美国颇为相似。只有通过辨识主要的竞争性集团或利益，才能解释政策后果。[36](P121-122)针对精英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社会群体对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中国学家需要构建一套具体的描述性概念。由于政治事件与权力博弈的复杂性，理论范式(模型)渐趋多样化，譬如“竞争性决策过程”、“利益集团分析”、“派系分析”、“两条路线斗争”(two-line struggle)、“毛控制”(Mao-in-Command)、“官僚主义”(bureaucratic)、“精英政治的代际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of elite politics)等。第二阶段中国学家运用的理论不像以往那么单一，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组织行为、庇护关系等理论被广泛采纳。诸如命题、假设、模型和变量等现代政治科学术语，经常会出现在中国学家的著述中。总之在“文革”期间，美国第二代中国学家普遍对中国政治持有一种多样化的认识(pluralist notion)。

第三阶段：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