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全面和科学地认识五四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在纪念五四90周年之际，国内有掀起了一股反思五四的热潮，非常可喜的是，一反过去一哄而上的普遍、热烈的歌颂和赞美，今年出现了反思五四的不足、弊端和缺陷的言论，虽然其中不乏许多明智的思考，但也出现了一些否定五四的历史意义的观点，有的甚至用上了“剥去五四的光环”的词汇。在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下，本人也来凑一下热闹，在庆祝、反思五四90周年的尾声中送上自己的心声。

一、五四的时间范围和学术概念

从狭义上来说，所谓五四，指五月四日当天发生的事件，应该是不错的，但任何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都是有前因后果的，作为影响百年历史的重大事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一天的范围。

如果我们把五四定义为一次民族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的全国性运动的话，就其理论前奏和文化积淀来说，如果不从北大创建开始，最起码应该追溯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可以说是北大“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汇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人才和最尖端的科学理论，和《新青年》的除蠹革新，在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上开创了几千年来的新潮流，才孕育了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连带五四后续的十几年的余脉，才完整地构建了整个五四的历史事件。从更大范围来说，李慎之先生说的这话也是不错的：“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一八四○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前乎‘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而北伐而抗战，应该说都标志着中国人民作为全体而言的觉悟与进步。”[1]

二、五四最主要的历史意义，是一次全民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

所谓启蒙，主要的就是解放思想。“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

中华民族在制度上百代皆行秦政，在思想文化上，孔孟儒学为主，老庄道学为辅，主导中国文化，延续二千多年而经久不衰。中国的整个“传统”，无论是制度上，还是思想、文化、学术理论上，两千多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而救治专制主义的惟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世界（主要地是欧美）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的科学、民主和自由来替代专制主义。 这就是“五四”最本质的历史意义。

任何历史的重大变革，都必然先有思想、文化、学术理论上的启蒙革新，才能够孕育社会历史的跳跃性发展。正因为先有诸子百家的先秦的文化繁荣，才会有秦、汉的一统天下；先有了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才会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这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或者就近代来说，正逐渐地演化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主流，将摧枯拉朽地冲破一切阻碍而在全世界欣欣向荣地普及。

所以，“‘五四’的意义却远远不是爱国主义足以概括的。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2]正是“五四”，以欧洲文艺复兴的资本主义世界性新思潮，向中国二千多年铁板一块地完整的封建专制发起了历史性冲击，虽然近百年来，中国的这种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至今远未完成，而且更是任重道远。但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不可能在世界历史发展主流之外，独葆封建专制之腐朽。而正是“五四”，才在中国开创了向封建专制发起总攻的“新世纪”，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学术理论上，是“五四”在中国领历史潮流之先，并至今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五四精神在思想、文化、理论上的进步意义在于她在中国引领了“反权威”的历史新潮流，五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开创了理性地审判思想、文化和理论上一切权威观念的先例。自从以儒、道互补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受到过置疑，特别是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可悲的、最丑陋的人格就是对权威的臣服。有位先哲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基本的品格就是道德性和批判性，就是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改革。而从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威的臣服和批判性品格的缺位来分析，严格地说，从古至今，包括当代，除了五四那代知识分子昙花一现之外，中国还真的鲜有真正合格的知识分子。记得鲁迅先生曾用他那支一剑封喉的犀利之笔来刻画中国传统的奴性人格――就是那种坐稳了奴隶地位便心情欢畅，坐不稳奴隶地位便痛苦的奴性人格，就是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觉地，心甘情愿地，乐在其中地当奴隶，并以其当奴隶取得的利益而自得其乐；而且是已经坐稳奴隶地位的人残酷地奴役还未坐稳奴隶地位的人。――当鲁迅所揭示的奴性人格体现在思想、文化和理论上时，体现在被喻为“民族的脊梁”的知识分子的人格良知上时，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就是可想而知了。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中“二个凡是”最疯狂的时候，当我读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黑格尔的话：这个时代“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来形容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不承认任何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3]我当时读到这段话时，对我的心灵的震撼之激烈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当时，二十岁多的我渐渐地明白，恩格斯是在冥冥中教导我：权威的、已经被神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样也必须接受我们当代人的理性的审判。可以这么说，只要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理论领域还存在着不能被批判和不能被理性审判的“神话”，五四对权威的批判精神就具有重大的现实的意义，五四精神就永远没有“过时”。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还是‘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在八十年前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不但现在还没有超越，而且还没有达到。” [4]

正如五四先驱胡适先生说的：“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入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免不了的。”[5]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制度上的变革有多么重要，是多么的基础和本位，但一切还是必须从“思想学问入手”。虽然我们中国在科学和民主方面屡败屡战，但我们必须，也只能再次回归五四，再接再厉，重新实现思想和文化上的启蒙。这也是为什么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前夕，重提“思想解放”，并把“思想解放”放在“头条”地位的真正原因。

三、“五四” 思想、文化、学术理论的主流，就是科学和民主。

众所周知，科学和民主是五四的旗帜，这面旗帜，在中国的上空，飘扬了近一个世纪，虽然是饱经风霜，屡遭暴风雨的摧残，但至今还在中国的上空引领着历史发展的潮流。

有人说，“五四”缺憾就是在经济理论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五四”也没有科学地为“重农轻商”的中国指明“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理论）。但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理念上来说，崇尚科学，就是最基本的经济概念，也是最强大的经济动力。所以，“五四”扯起的这面科学的大旗，是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而应该理解为在全民族树起崇尚科学的大观念，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自然科学和科学的经济、管理理论。

虽然，“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的内涵并不完善，不但在对科学，特别是对经济领域的科学的认识上略显肤浅，而且就“五四”对民主的理解，也并不完善。就当今的民主观念来分析，甚至是当时的时代先驱式的人物，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甚至是鲁迅，对民主的理解也是略显肤浅。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6]可见，从阶级观念出发，来理解民主的，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就是如此地理解民主的。到后来，陈独秀在经历了国家民主建设的曲折和个人生活的磨难后才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7]并列举了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8]陈独秀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9]

就算是在“五四”时期就已经非常激进的鲁迅，因为信息闭塞，真相受到掩盖，也上了斯大林的当，相信苏联没有大饥荒(其原因与中国农民消极抵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生粮食短缺因而造成饥荒一样)的谎言，还要为之辩护，直到最后，经历了上“四条汉子”当的亲身体验，开始领悟的时候，已经是晚年的事了。

再拿中国民主革命的导师孙中山先生，对“民主”的理解也有失偏颇，因为政治运作的需要，孙中山先生也说过“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0]甚至在晚年还搞了一个国民党党员宣誓效忠领袖的事件。直到胡适先生以他的名言来纠正孙中山先生对民主自由的误解，那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了：“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11]

就算是“五四”以后90年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解读还是存在着许多误区：饱受香港民主熏陶并长年留学实行民主政治的美国的郎咸平先生还设想以严密的法制来替代民主、也有人误读了杨小凯先生的理论，想用突出共和的重要性，来贬低民主的功效、更有部分主流学者把民主政治比为民粹主义。甚至有人提出美国的第一部民主宪法中根本就没有“民主”这个词汇的事实，来贬低民主的历史意义。

但所有这一切，并无损于“五四”创导的民主和科学的辉煌，也无法否认五四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为中华民族指明的民主、科学的方向和路径；而五四的不足和部分弊端，仅仅说明了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在中国还任重而道远。如果拿世界民主政治的发源地之一美国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来比较，美国是在立宪近200年后，才真正实现了全民普选，即使首版美国宪法真的没有用“民主”这个词汇，也只能说明，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完善都必需一个发展的过程，相对来说，处在启蒙阶段的五四的民主理念，应该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比较高水平的开端了，就是在当时，也不能很算落后了。

在当代的中国，或者说在全世界都一样，民主、共和、宪政、人权、法制、法治、和市场经济中的公平、效率、竞争、甚至还包括供给、需求、消费、成本、利润、工资、财富的分配、价格水平、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税率、税额、各项财政支出等等社会元素，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无论是政治元素还是经济元素，都必须和社会制度、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都必须互相有机地保持一个适当的“量”和“度”，无论哪个元素的单独地“冒进”和“滞后”，都会给社会制度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带来危害。这就叫做所谓的“综合平衡”，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均衡，甚至还包括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等的社会整体的均衡，就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无数客观事实都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已经非常严重地滞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