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泉：试论当代汉语思想界对“五四”反传统思潮的反省

“五四”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也许再没有什么历史事件能像五四运动这样使我们百感交集，莫衷一是。”[1]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尤其是大陆）的知识分子对“五四”普遍采取了顶礼膜拜的态度，“五四”成为大家一致怀念的对象，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但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对“五四”的评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其质疑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与80年代纷纷回顾“五四”、提倡“新启蒙”相反，可以说，9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对“五四”的反思和检讨。在这些反思中，最主要的是对其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批判。

海外华人学界对“五四”的反思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但他们的思想在八十年代末期以后才在中国大陆产生广泛影响。1986年，林毓生教授所著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副题是“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1988年出了增订再版本，同年，北京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他的一部论文选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988年9月，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的纪念讲座上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第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专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内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一文；1992年4 月，余英时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一文，同期刊登有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的争鸣文章《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改名为国学研究院，并出版《国学研究》期刊；1993年，《东方》在北京创刊，在创刊号上，陈来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全面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此后几年，激进与保守之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大热点，而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真的是“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吗？“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是否过分了？如何看待“五四”对此后我国文化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今天我们该如何对待“五四”的遗产？这些都是建设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文化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将对这场反思进行详细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对上述问题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本文所说的“当代”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汉语思想界”不仅指大陆思想界，也包括港台与海外学者，如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五四”则主要指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不仅仅是狭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一代”则主要是指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反传统的那一批人（当然，这种说法是以偏概全的，本文的后半部分对此将有详细的说明）。

一 反思综述

总的来看，当代汉语思想界对“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反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五四反传统的激烈程度及其所造成的危害，二是它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错误理解，三是它对中国传统的错误认识与评价，四是五四反传统的方法，五是它的深层思想根源。

（一）“五四”反传统的激烈程度及其所造成的危害

反思者普遍认为，五四一代对传统缺乏辩证分析，采取的态度是“全盘反传统主义”（又称“整体性反传统主义”，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把传统一棍子打死。比如陈来认为：“无可否认，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的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2]陈平原认为：“‘反传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这一价值取向对文学史的研究极为不利”。[3]连对五四的激进倾向持同情态度的朱学勤也指出：“一概否定传统文化是五四一代留下的历史遗憾。”[4]

至于这种激进的反传统态度所造成的危害，反思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认为它要对后来的政治激进主义负责，一些论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与“五四”有直接联系。比如说，林毓生认为：“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5]陈来也指出：“‘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6]

二是认为它要对五四以后包括当前的道德失范、文化贫困负责。林毓生认为五四的激烈反传统给中国造成了权威危机，“五四运动的主要一面是反传统的思潮，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以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7]而根据韦伯和希尔斯的理论，“‘卡里斯玛’是象征的秩序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统治着社会”，“中国社会的‘卡里斯玛’的核心所在的崩溃必然导致文化失范（anomic）和道德混乱与失意。”[8]

更大的指责在于，五四的反传统摧毁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有论者指出：“令我觉得遗憾的，是五四运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态度，彻底地摧毁了我们文化的凝聚力。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问题，中国民族会渐渐丧失其内部的凝聚力，我们便会面对逐步分离解体的危险。有朝一日中国若遭此大难，五四实难辞其咎。”并进而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来，五四功不补过，应是不争的事实。”[9]

（二）“五四”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错误理解

批评者普遍认为，五四一代之所以会如此激烈地反传统，与他们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理解有关。在五四人物的心目中，现代与传统是截然对立的，因此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反传统。如陈独秀曾表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0]

但是，正如王元化所说：“外来思想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很难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11]杜维明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现代性中的传统并非只是被动放置到现代意识中的历史沉淀物。就功能而言，传统对现代性并非只是起着抑制作用。恰恰相反，它们既是束缚力，又是加强力，能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勾画出现代性的特有轮廓。因此，当我们讨论现代化的进程时，把传统弃置为无用的残余范畴，这在思想上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确实，现代化是一个极为不同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同质的、全面西化的过程。为了懂得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研究现代性中的传统。”[12]

林毓生也指出：“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建基于传统。”“五四时代的人以为如果把自己底旧思想全部抛弃，脑子里便可空出地方接受新的东西。但人的头脑不是仓库，这种想法犯了形式思想的谬误。”“一个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之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在这种情形下，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不但无损于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反而对这种现代社会的创建提供有利的条件。”因此他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并进而认为，“我相信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的新整合有相当可行的可能。”[13]

（三）五四对中国传统的错误认识与评价

五四一代对中国传统基本上持消极评价，如鲁迅借狂人之口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就是“吃人”二字。今天批评五四的人一般也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些缺陷，他们与五四一代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方面，在五四青年看来，政治秩序与道德文化是高度结合的统一体，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其中所含的任何成分都是文化统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之间不可分割，因此要反传统政治就必须反对传统文化；而反思者则认为，传统文化是多元的，而且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秩序是可以分离的。

比如杜维明认为，应该区分“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即“道统”和“政统”），前者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精神，具有历久长新的恒常价值；后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封建遗毒；“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实际上是“儒教中国”。 王元化指出：“封建传统至少可区分为以封建时期高层文化（即精英文化或士绅文化）为内容的大传统和以封建时期低层文化（即民间文化）为内容的小传统两种形态。（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而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中又可区分为一般的大众文化和具有特定意义的游民文化等等。在这样复杂的封建文化传统中，它所蕴含的封建毒素究竟是什么？存在哪些方面？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的。难道它们的区别只是‘蓝色魔鬼和黄色魔鬼’吗？不是这样简单的。如果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就不能不分皂白，将它们笼统地称之为封建妖孽，一律加以打倒。”[14]

一些学者还指出了五四在反传统中存在的张冠李戴的错误，比如认为五四“反专制只反儒家，不反法家。其实，‘三纲’理论出自韩非，不出自孔、孟”[15]，等等。

另一方面，在对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总体评价上，与五四一代认为传统从根本上说是不自由、不平等、不人道的相反，反思者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可以救治现代西方文化的弊病。比如杜维明认为：“儒家传统的确开展出一个涵盖性的人文景观，就是个人和社会的互动，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人心和天道的合德，这是比较全面的，不是反宗教，不是反自然，也不是反传统的人文思想。”[16]而一些学者比他更为乐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未过时，而且还将主宰未来世界。在这方面最有名的当属季羡林先生。早在1989年，他就指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7]后来他更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已“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看来是面临衰微了。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东方文化或文明”[18]并预言将“东风压倒西风”[19]年轻一代中也不乏乐观主义者，经济学家盛洪指出：中华文化“曾经是、并且将会重新兴起，成为未来全球文化的主导力量”。[20]

（四）五四批判传统的方法上的问题

反思者认为，五四批判传统的态度是粗暴的，口号式的论战性著作多，而认真研究的少，往往是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具体到文风上，评论者普遍认为五四时期的文章存在空疏、浮躁、偏激的毛病。当年陈独秀自己也是这样自许的：“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21]

五四一代普遍认为矫枉必须过正，因此发言不惜走极端。对此，陈来批评说：“主张不必过正，其结果尚不免有所过正，而直接主张过正，其流更可想而知。”[22]

（五）五四反传统的深层思想根源

当代中国思想界对五四反传统思潮的反思，已不仅仅停留在其内容、表现及后果上，而是深入到了其思想根源，反思造成这种全盘性反传统思潮的深层文化与心理因素。可以说，这是近年来的反思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概括起来，其思想根源主要有这样六个方面。

（1） 文化决定论

陈来指出：“从整体上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是把戊戌以来的政治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五四的领导者们是把政治的偶然性视为文化的必然性。”[23]由于把政治与社会危机归结为文化问题，因而传统文化成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而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首先变革文化。

其实这个问题林毓生早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就有论述，他指出，五四一代存在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倾向。[24]他认为“五四的整体性反传统思想实际上犯了文化化约主义的谬误”，而“文化与社会系统互相不能化约。……人们可以摒弃传统中国社会中所有的罪孽，而无须攻击整个传统中国文化。”[25]

（2） 功利主义

五四一代虽然重视文化，但其实他们更多地是把文化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即重视文化的功利价值而轻视其人文价值，重视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正如林毓生所指出的：“我们学习西洋的时候，……最基本的冲动是一个功利的冲动，而不是一个人文的冲动。”[26]这可以鲁迅的一段话为代表：“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