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 傅景亮：当代中国公共性转型研究

公共性是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建设实质就是公共性内涵的增长和转换过程，另一方面，民主是公共性的内在诉求。换言之，“公共性是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① 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角度，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公共性恰恰处于转型期，是一个分解和重构的过程。

关于公共性，学界目前尚无统一的界定，在本文中我们采纳这样的定义：某一文化圈里的公共性即为有关该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② 公共性的范围限定在政府(国家)与私人领域(市民社会)之间。③

一、公共性转型态势及其问题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即对公共性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公共性建设主要着眼于国家制度的构建、国内秩序的维持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建国前在某些领域存在的公共性依然发挥作用。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掌控，计划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阶级斗争对于旧有的社会结构的颠覆，公共性的内涵随之发生改变。公共性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属于高度集权型的公共性，④ 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各种政治运动成为公共性的内容;二是党、国家、社会的一体化使公共性从属于国家，作为国家的附属物，公共性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三是社会政治化导致公共性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和逻辑。可以说，直到1978年，此阶段公共性表现为二律背反的状态：公共性范围的极度扩展，而公共性的功能严重萎缩扭曲。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了毛泽东逝世以后“主导中国政治的主题，它强调物质刺激、效率、社会稳定和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⑤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公共性发生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型。

新时期公共性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从高度集权型的公共性转变为适度分权型的公共性：首先政治权力向社会和经济领域转移，“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权力多极化’过程，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⑥ 权力转移表明公共性获得了充足的权力资源。其次，与上一过程相联系的是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分解，党政权力已经不再垄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基层民主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发展，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分解为公共性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源。第三，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性组织大量繁衍，其中非政府组织获得巨大发展，据2004年民政部统计，1989年中国非政府组织只有4446个，而截止到2003年底，中国民政部门共登记各类非政府组织26.66万个，年均增长34%，此外，公共性的载体形式表现为多元化的状态。第四，相对于权威主导的公共性，市场公共性有了初步的发展，市场公共性是在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以商品交换和共同劳动为内容的公共性类型。最后，公共性的功能，即沟通功能(公共性组织作为国家与私人领域的媒介)、批判功能(公共性组织对于公共权力的批判作用)、组织功能(公共性组织对公民进行组织化的作用)、谈判功能(公共性组织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的谈判)渐次得到复原。

当然，公共性转型毕竟是一种过渡形态。现在，中国的公共性仍然为党政主导的类型，党组织作为公共性的载体形态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政府力量的介入对公共性发展不可或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政治格局对公共性本身的发展既有正面作用，也存在某些不足与缺陷。

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形式，公共性转型包含着传统公共性的分解和重构，在此过程中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转型危机。公共性转型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公共性自身存在问题：

第一，多元共识性差。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冲破了社会一体化或一元化的格局，多元型公共性在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中萌生。社会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利益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另一方面利益意识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首要考量，以利益为概念的理性化成为公共性的主要理念;主体的多元化，随着资源的不平衡配置，社会主体的阶层分化趋势明显，这在20世纪90年代尤为突出，在阶层分化基础上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意识的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仍居主导地位，但其他意识的侵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包括西方文化的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

社会的多元化对于公共性既有有利的一面，也产生消极的影响。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社会，现代公共性是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社会的多元化为多元型公共性的构建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在新时期，社会的多元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产生了一种阶层的“断裂”或“极化”状态，阶层间的不信任和冲突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和谐社会构建主要针对的问题。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政治共识的建立困难重重，共识是公共性构建的认识基础。缺乏共识性，公共性转型便失去了认识的心理基础。

第二，民主协商性差。如上所述，民主是公共性的内在诉求，公共性的合理建构需要民主制度的支撑。可以说，自新中国建立至今，中国的民主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政治参与的扩大方面，尤其是基层民主的蓬勃发展。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对公共性的转型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乡村和社区自治作为公共性构建的范例对于推动公共性的转型功不可没。换言之，乡村和社区作为独特的公共领域实行民主化的管理，为公共性转型提供了案例支持，构成了公共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不讳言，中国的民主发展仍然存在诸多的限制，民主意识淡薄、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参与资源不足等从不同层次阻碍了民主的发展，也对公共性转型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是公共性的参与资源受到限制;二是公共性的协商制度付诸阙如。协商是形成共识的基础，协商是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公共性领域的主要活动方式。没有一定的民主协商制度，公共性便失去了制度基础。

第三，批判功能性差。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批判主要是公共领域针对公共权力的主要功能，“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⑦ 西方国家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体现了现代公共性的基本功能，值得社会主义公共性予以借鉴。

当代中国的公共性批判功能相对软弱，一方面作为载体的公共性组织与政治体制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参与政府决策受到诸多限制。公共性批判功能的软弱导致公共性功能缺失。当然，公共性的沟通功能和组织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位的现象。

第四，普遍开放性差。作为连结私人领域和国家之间的媒介的公共领域，公共性应当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即在复杂的社会体系和庞大的国家体系中，公共性的普遍存在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必然要求。公共性的普遍性表现在：公共性载体形态的多元性，公共性载体不应局限于政党组织，而应该呈现多元的态势;公共性涉及的范围的广度应该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应当局限在某些领域。

当前的公共性存在的另一个缺陷是开放性差。一是公共性载体对外公开性有一定的限度，二是公共性排斥某些社会阶层、组织或集团进入，特别是人为设置的进入障碍，“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⑧

总之，转型期的公共性仍然存在很多缺陷，这些缺陷制约了公共性的合理转型和良性发展。

二、公共性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中国的公共性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致使公共性转型困难重重，因此探讨公共性问题的根源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我们主要从如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1. 国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结构失衡是公共性转型的根本症结

按照我们对公共性的界定，将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为社会治理的三维结构，此处的国家包括政府和政党，公共领域介于国家和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私人领域之间。国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结构的失衡从根本上制约了公共性转型。

首先是党政体系权力过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发展。党政体系一般通过三种方式控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第一种方式是借助于权力对社会形成强控制，公共权力基本上由政府掌握，政府通过权力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进行严格的管理，一方面确保公共权力进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另一方面，政府拥有的权力资源过大，而社会处于弱势，因而抑制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能动性。第二种方式则是依靠中国共产党广泛的组织网络，作为政党本身也是公共性的载体形态。在中国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组织不是作为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性组织，而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特别是党政关系尚未理顺，执政党通过强大的网络组织对社会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控制。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统一社会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党政体系中存在一种对社会领域不信任的思维。可见，党政体系控制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当代中国的公共性转型基本上是一种党政主导的公共性转型。

其次是市民社会力量弱小，不能对公共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在社会经济领域开始萌生并获得了发展的资源和空间。但不可否认，市民社会的力量相当弱小，特别是市民社会自身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是自主独立性差，二是制度不完善，三是经费不足。市民社会发展的不充分直接影响了公共性的转型。

最后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虽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仍然由国家或政府予以控制，市民社会的弱小也不能为之提供充足的资源。总之，国家、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三维结构的失衡是公共性转型的根本障碍。

2. 社会的无序化差别阻碍了公共性的转型

社会差别的存在是公共性建构的客观前提，社会差别是指社会主体在禀赋、资源拥有、地位、声望等方面具有的差异。恰是社会差别的存在决定了公共性产生的必要性，有效调解社会差别，在差序化的过程中实现某一特定文化群体的共同利益，是公共性承担的主要内容。然而，一定程度的社会差别，或有序化的差别是公共性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无序化差别则阻碍公共性的构建。

社会的无序化差别是指社会形成巨大的“断裂带”，以及社会差别形成的无规则化。社会的无序化差别在新时期表现为：

一则资源占有的极化现象。资源占有是社会差别的主要指标，资源的极化是指社会成员资源占有的极度不平等现象，以财富的形式量化，可以说，贫富差距悬殊现象严重。资源占有的极化现象阻碍了公共性的转型，原因在于社会成员由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造成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难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因而难以形成公共性的要求，公共领域难以构建。相反，在此情境下，公共性往往以强制的权威主义形式存在。

二则政策的偏向问题。改革之初实行政策倾斜有助于资源的集中和优先发展战略，推动了中国改革的启动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公共性的复苏，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发展的两极化，主要表现在地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严重不平衡，由此造成公共性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可以说早期的政策偏向以及缺乏补给性的政策对于公共性转型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三则与上述二者相联系的是机会严重不均等现象突出。机会均等是社会成员公平竞争和发展的前提，如果机会不均，必然会造成成员间发展的不平等，拥有的资源多少以及政策的偏向直接决定了社会成员次序差别。

四则市场的无序化促成了社会的无序化。市场的无序化一方面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需要一个过渡期，在此过程中，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实质是市场的无序化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特别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仍未理顺、市场制度不完善，致使市场无序化发展。市场无序化发展导致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市场公共性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意义。

3. 资本的非理性化阻碍了公共性转型

现代资本对于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现代资本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现代资本的拥有者，即资产所有人是现代社会公共性的积极参与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得以产生和发展。不过，汉娜・阿伦特认为，现代资本的发展对于公共性也不斥为一种威胁或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