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丰：人口问题：最能影响中国的负增长

眼下，中国的民众、企业、各级政府最关注的是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种负增长：投资负增长、出口负增长、就业负增长以至经济整体的负增长。刚刚开始的这次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震荡是毫无疑问的，各国政府至今为止的反应与对策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危机可能延续一两年，也可能更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场危机与经济负增长迟早会过去。危机过后回头看，这场震荡只不过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次周期性波动而已。虽然这次波动的来势之迅猛、波动的深度、广度与一般的波动有所不同，但它毕竟是暂时的。这种经济危机对人类社会来说已不是初见。

然而，21世纪真正可能对中国与全世界影响更大的负增长却不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那些负增长，而是一次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均未经历过的负增长，一次人们用肉眼难以观察到的负增长，一次中国社会和政府迟迟不能认识不愿面对的负增长。这就是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化。与我们目前所担心的经济负增长不同的是，人口的负增长一旦形成，便不可在短期内逆转。

全世界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挑战，即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的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三个世纪前，即1700年时，全球人口仅为7亿。其后，经历了150年的时间，人口才增加了约一倍，达到1850年的12.5亿。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与推广，导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历史上与这种高死亡水平相应的高生育率却没有以同一步伐下降，从而导致人口急剧增长。全世界人口最近的一次翻番，从1950年的25亿到1985年的50亿，仅用了35年时间。不难想像，如果全世界人口照此速度无限增长下去，地球很快会变得连生存空间都没有了。

在面临被称为是“人口爆炸”的挑战时，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显示出其集体的决心、智慧与能力。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以及各种民间组织对控制人口增长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这种种努力通过全世界家庭和个人的醒悟与配合，竟然出乎预料地成功了。目前，尽管世界总人口还在继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幅度地减缓。更重要同时也更出乎预料的是，人类可能会成为自身控制人口增长过分成功的牺牲品。以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作为人口自身繁衍的更替水平标准，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种标准之下的国家。在全世界竭尽全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预想过生育率会在达到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降，更没有预想过人们会不愿再要孩子。不难想像，如果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不断持续下去，有一天人类会从地球上彻底消失。比控制人口、降低生育率更为困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不知道生育率继续下降的谷底在何处，更不知道依靠什么政策与手段才能诱导、鼓励甚至是强迫人们生孩子。可以说，这种控制人口的成功与人口趋势的逆转到来得如此之快，让各国政府措手不及。

中国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

在控制全世界人口增长的努力过程中，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国家，也是最独特的国家。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决心与力度是最大的，中国百姓的觉悟也是最高的。1970年代，在政府“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全国妇女平均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由一生多于5个孩子下降到略高于2个。不仅如此，从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实行了举世无双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尽管有各种各样的例外，按现行的政策，全国63%的夫妇仍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包括几乎全部城市人口以及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可生第二个孩子――的地区的一半人口）。换句话说，将近三分之二的中国夫妇仍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约束。

近二十年来，各种调查与人口普查的结果都表明，中国每对夫妇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已明显低于人口学定义的更替水平，即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子女。这个更替水平的含义是，在考虑死亡率的影响后，每对夫妇需要生2.1个子女才能有能替代他们。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外人口学术界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中国的生育水平在每对夫妇平均生育1.5个子女左右。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结果为1.6。很多人会认为中国人口统计数字不可靠，存在严重的漏报，并以自己看到的或听说的某人某地有生了三个甚至更多孩子为例来印证这种看法。这些看法似乎很有道理。但需要解释和提醒的是，现在公布的生育水平是已经经过了统计分析与调整过的。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全国生育水平为1.22。如果认为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在每对夫妇1.8或更高的水平，那便意味着除去众所公认的确实遵循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城市人口（约占全部夫妇数1/3）之外，剩下的所有夫妇全部生育了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统计或调查数据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受媒体导向以及过去大力宣传的影响，人们的视线仅死盯住少数几个多生的，而对身边只生一个甚至不生的绝大多数人却视而不见。同时，有些人看到的生几个孩子的往往是十几年前的事，而不是近年来的现象。

尽管平均生育水平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这是人们迟迟意识不到未来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任何一个时点的人口增长或减少，都是受两个因素决定的： 人口的出生死亡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我国现在的人口增长是由于出生数大于死亡数，而不是每对夫妇生育数太大。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较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通常的人口增长率是由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到的(假设不考虑人口迁移的因素)。这里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被称为粗出生率与粗死亡率。而这两个率所包含的不仅是生育和死亡的水平，同时还有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举例说，2005年墨西哥的粗死亡率水平是千分之五，而美国的水平是千分之八。这并不说明美国的健康水平低于或死亡水平高于墨西哥。相反，美国的粗死亡率高是由于年龄结构的作用，即美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比墨西哥的更加老龄化。由于美国人口中有更多的人处于死亡率更高的老年年龄组，即使是美国老年人口分年龄死亡率水平均低于墨西哥的水平，美国还是有更多的死亡人数。另如，2005年中国的人口粗死亡率为千分之六，与伊朗的一样，但均低于日本的千分之八。而同年排除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人口期望寿命（它从另一方面反映死亡水平）的排序却是日本、中国、伊朗。这种结果反映出粗死亡率受到了年龄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口的真正的死亡率水平高于日本，而低于伊朗。如果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中国人口从1990年便开始了负增长。仅以生育率为判断标准，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正在以每代人减少40%的速度递减。

人口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人口规律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现时的人口出生死亡水平不仅影响当时的人口增长或减少，而且决定未来的人口增长与年龄结构。这就是人口变化的长期性。过去的出生死亡水平决定了现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其与现时的出生死亡水平相结合的产物，就是我国目前持续的人口增长。而等待着我们的将是现在的低生育率所将造成的不断老化的年龄结构与未来低生育率相结合的产物：不可在短时间内逆转的人口负增长。

由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也将与生育率下降后人口总数仍持续上升一样，势不可当。这便是人口变化内在的惯性。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便假设在30年后将总和生育率马上提高到更替水平，并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中国人口在21世纪的后几十年内都无法逆转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如果出生水平一直维持在现行政策规定的生育率水平，中国人口总数将在大约40年后，即2050年降至11.83亿，2075年至9.05亿，2100年至6.77亿，略高于中国现在人口总数的一半。如果在政策规定的生育率水平，也即平均每对夫妇生1.47个子女的水平上再延续30年，然后提高到更替水平，中国总人口将在21世纪内不可逆转地下降到2030年的13.4亿，2050年的12.4亿，2070年的11.1亿，2100年的10亿左右。如果生育水平在恢复到更替水平之前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1.6，中国人口的规模在21世纪中将降至2050年的13.1亿，2070年的12.1亿，2100年的11.7亿。这便是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作用。

人口负增长有何可惧？

与20世纪后半叶的快速人口增长一样，在没有战争、灾荒、瘟疫影响下的大面积持久性的人口减少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因如此，一方面我们对此毫无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对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也还无法充分认识。

有人可能认为，由于人口负增长的惯性使中国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在20世纪内减少1亿至3亿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然而，这种结果已经超乎我们的判断能力，因为没有哪个现存人口有这种经历，而经历过这种变化的人口应该已经消亡了。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人口惯性所导致的人口变化不仅是在总量上，还要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在人口总量减少的构成中，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而这个老化过程对未来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十分深远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20世纪末二十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至25%。日本、韩国及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也受益于这种人口红利的贡献。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由于生育率下降已耗尽并将为经济增长拉后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大程度上便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影响。而中国正在步这些国家的后尘。

中国社会马上要面临的人口老化是劳动力的老化。在未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 (在此定义为20―60岁)的总数仍将颇为可观，但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度地萎缩。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未来十年中，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20至24岁人口组的规模将会急剧缩小，由2010年的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现在的约１５%减小至仅占８%左右。不仅如此，如果目前的低生育率不能被及时扭转，这种劳动力老化的趋势会不断加剧。对仅仅是担心就业的决策人来说，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佳音。然而，这个年龄组的新生劳动力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最富创造力的。这部分年轻人口也是消费力最强的。这个年龄组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对劳动力供应，同时也对消费需求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意味着新结婚夫妇对数的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的减少，对所有与青年人有关的消费需求的减少。青年劳动力人口的急剧减少也会使他们人均负担的养老费用不断上升。这是中国人口老化的另一个方面。

测量人口老化的一个指标是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年龄中位数的意义是一半人口在此年龄之上，另一半在此年龄之下。随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过程在21世纪初，也即中国人口总数还在增长之时，就已十分明显。然而在2000年时，中国人口整体还很年轻，人口年龄中位数仅为30岁。而到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上升到45岁左右，即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将在45岁以上。如果未来生育率维持在现行政策生育率的水平上不变，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在21世纪后期将高于50岁的水平。由于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作用，当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停留在较高的水平上。至21世纪末，仍在40岁的水平上。这意味着育龄妇女比例很小，人数很少，更替水平生育率对应的出生量也大不了。

用另一个更常用的衡量人口老化的指标，即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的。21世纪的前半叶，受以前生育率急速下降及目前低生育率的影响，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将十分迅猛。在30年的时间内，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将由7%剧升至20%以上，即每5个人中有1个是65岁以上的。由于人口负增长惯性的作用，即使生育水平能恢复到复位水平，人口老化的趋势仍将继续延伸，上升到2060年时的25%左右，即每4个人中即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如维持政策生育率不变，21世纪后期老龄人口比例将超过30%，至21世纪末每3个人中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同时，生育率上升对21世纪下半叶人口老化已不会有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