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ce Dickson：中国政治变迁的压力以及政权延续的来源

“Pressures for Political Change and Sources of Regime Continuityin China”

作者狄忠蒲（Bruce J.Dickson，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有《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党、私营企业主以及政治变迁的前景》、《财富化为权力：中国共产党拥抱中国的私营部门》）。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1月30号至12月1号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办的“巨人的统治和改革：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

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持续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私有化最终将导致政治变迁（political changes ）。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创造出独立来源的财富，权力和影响，这些都是学者们已经证明了的、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的关键因素。这些经济和社会变迁已经创造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变迁即将到来这样一种预期。正如中国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他们也将开始要求有权去选择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中国的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和城市中产阶级也将推动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而这些都是民主所能提供的。

但是，共产党无视其即将消亡这样一种预测。中共一直不是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中被动的参与者，而是已采取步骤，防止来自党外所产生的有组织的对于政治变迁的要求。正因为采取了这些做法，尽管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在威权主义政府可以采用何种战略行动才能无限期生存方面，中国已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1它有选择性地准予了一些利益与此同时压制了另一些。特别是，它限制了可以存在下去的组织的类型有哪些，使那些它认为可能有利于它政策议程的组织存在了下去同时镇压那些它认为有可能威胁到它政治权力的组织。它甄选哪些个人可以被选举到或挑选到政治职位上，从而就决定了谁可以积极参与到政治体制中。它仔细的监测经由媒体和互联网传递的信息流通，虽然偶尔会有异议在网上出现，他们通常都会被迅速删除掉。它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并允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类型存在，同时，防止同样的工具被作用到政治目的上面。这些努力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并降低了立即产生政治变迁这种前景的可能性。与其说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您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是比尔克林顿总统在江泽民1997年访问白宫期间对后者所做的世人皆知的警告，不如说中国可能代表了一种替代传统智慧（认为民主和市场必须齐头并进）的路线。中国最近的经验表明，国家可以在经济方面日益繁荣而仍然在政治上实施坚决的威权主义统治。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首先回顾经济发展与民主彼此关系的理论依据，比较来自中国的一些实证研究，然后考虑（中国的）政治变迁的前景。

I.对于民主化的解释

在下面的小节中，我将回顾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期望分别有哪些，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为何，民间社会在削弱以及支持现政权方面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A.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后果

财富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是政治科学中被研究最多的主题之一。这种关系首先是由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所阐述的，后来效仿他的做法产生了大量其他的研究。虽然许多学者争论因果关系的方向和程度，但很少人否认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之间的相关性。2

现代化理论假定，支持民主是通过经济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强大的资产阶级，人口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地区，教育水平上升；科学和技术取代了传统和迷信。这些社会-人口学（socio-demographic）的变化反过来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改变；合在一起他们创造了稳定的民主国家的基础。3尽管有许多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但是对于许多学者和政策分析家来讲经济和政治变迁之间简单的、直观的逻辑联系实在是太诱人了，很难让他们去忽视这样的看法。然而，经济与政治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是复杂和有争议的。是经济增长导致了民主，或者是民主体制中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打好了条件？民主价值观是在一个民主转型发生前就涌现的呢，或是作为其后果，是生长在民主制度之中的？

学者经常指出现代化理论看法的谬误之处，特别是以一种线性和决定性的方式把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过分简单化了的想法。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还是使用了发展和民主之间的概念方面的联系，预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产生政治变迁。例如，Henry Rowen 预测，中国将到2015年时成为民主国家，到了那个时候他预计，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7，000美元（在1990年美元的基础上，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此时对于各项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ies ）的需求增加，将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做出这些预测的）五年后，使用经过修订的经济数据，他再往后推了5年把预测实现的时间推至2020年。他的论点意味着，较快速的增长将缩短中国变成民主国家的时间。Shaohua Hu甚至更为乐观，他预计中国将在2011年变成民主国家，因为民主的障碍，包括落后和停滞的经济，都正在被打破。6写于2004年，Bruce Gilley在书中写道“中国的财富的数额已经足够可以去财务支持民主转型”，缺的一环是党的精英们去发动民主化的勇气。7Gilley并没有为一个民主转型给出一份精确的时间表，但却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由精英领导的通向一个议会民主制度的转型，所基于的假设是“社会科学的法则在中国及其他以外的地方都同样起作用。”8他认为，政治变迁并不是取决于经济发展，而是在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上。戴礼门（LarryDiamond ）观察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一个更为复杂的，多元化的，自信的，善于随机应变的社会……迟早，经济发展将会对中国产生不断增加的压力（以及可能性）去进行一个明确的朝向民主的政体变动。”9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提供了一个基于修正版本的现代化理论之上的更为细致的论证。古典现代化理论假设政治价值对于稳定的民主的涌现以回应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来讲是必须的。根据Ronald Inglehart和ChristianWelzel的看法，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渴望去自我表达（membership in associations），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比人际间的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 ），社团中的成员人数，甚至人均GDP 更可靠的对于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 ，国内其他译者把这个词汇翻译成了自由民主制，两种翻译的差异我在另外一篇译文的注释中有提到）是否会实现的预测物。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国人享有了更多的经济领域中的自由选择尽管仍然没有拥有相当的政治自由，包括最重要的言论自由。相应的，他们预测中国将在15-20年内变成民主国家（到2025年前）以回应“不断增长的要求自由化的社会压力”。10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经济发展将最终并且不可避免的成为民主在中国实现的基础。

然而民主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以及价值观改变的自动化的产物。他们可能与民主的巩固相配套，但他们对于向民主转型较不是必不可少的。Adam Przeworski和Fernando Limongi从范围广泛的国家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测试了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并且发现经济变迁与民主化的时间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尽管Rowen 赞同Przeworski以及他的同事的论证，发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6000美元（或换算成1998年的8000美元）以上时，“民主是坚不可摧的，是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但他忽视了更重要的发现，没有任何程度的经济发展保证了民主转型，以及任何类型的政权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经济增长都可以在这一门槛之上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此外，对于这些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预测所作的批评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明显的趋势，但是通过诸如产权不清、国家对于私有化的矛盾，地方保护主义，劳动骚乱，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沉重角色等因素，自由化和民主化都受到了抑制，更重要的是新兴的私营企业家以及中产阶级和国家官员拥有共同的背景和共享的利益。12

尽管有着这些批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仍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响应，他们认同：中国尚未对民主做好准备，因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仍然太低，城镇人口相对较少等诸如此类的理由。许多人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人所作的那些宣称，即在中国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必须先于民主进行。不管他们是否已经阅读Lipset，Inglehart，或Diamond 的看法，许多中国人都接受发展和民主之间的连带关系。

B.民主化是社会结构改变的结果

政治科学中的另一个传统的重点是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如何发展的，这些都使得新的社会阶层兴起，这些事物反过来又在政治体制中推动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影响力。比较研究已经显示资本家在政治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是作为变动的施动者（agents），在其他的情况中，则是在政治上支持现政权。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发现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精英的多样化源自新的群体兴起控制了自主性的经济力量，即来自于一个独立的、富裕的商业和工业中产阶级的发展。”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已经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常常被解释为那意味着资本家可能是民主化的载具（vehicles for democratization）。15摩尔认为民主是早期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君主施压要求去移掉对工业化以及贸易形成障碍的事物并且组成了议会去监视国王以及政府的时候才在欧洲兴起的。在这系列的历史性发展中，创造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财富来源，导致了新的精英为了保护他们的私人利益要求更多地政治参与。

资产阶级的发展可能与民主相关联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拥有固有的民主素质，而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构变化，特别是削弱了土地贵族阶级（the landed aristocracy）并扩大了工人阶级。但中国的情况，和许多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那样，不和摩尔研究的封建国家类似。在改革时代，没有土地贵族阶级需要中国的资本家去抗争；中共在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期间消灭了这个阶级。私营部门在中国出现也不是资本家从国家那里夺取到权力和特权的坚强努力的结果，相反，它是由于国家自己倡议的产物。事实上，在改革时代的初期阶段，中国没有资本家阶层；它是在党发起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后才涌现出来的。此外，私营部门是由许多从国家部门出来的人所组成的。大多数中国的“红色资本家”在投身私营企业之前就已经是党员了，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私营公司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紧密的个人以及家庭联系继续连接着公共和私营部门。这不是摩尔所能想象的景象。很难去讲说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有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

最近更多的研究指出，对于从威权主义进行转型资本家们有着复杂和含糊不清的贡献。资本家可能扶植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在物质层面受益，或者因为他们担心政治变迁会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的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vism）往往局限于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并没有扩大到更广泛的政治议题上。此外，发展中国家中关于商业协会的文献还强调资本家对经济和商业事务的集体行动的努力，他们较少注意严格来讲属于政治属性的事务。17

在第一波民主国家和近期的发展中国家里，资本家可能在政治体制里推动他们自己被纳入到其中，但一般不利于其他社会阶层更广泛地扩大政治参与。但是，一旦资本家观察到现政权受到了更广泛的民间社会各阶层的挑战，特别是如果这种反对是由经济衰退引发的，商人们就可能从政权的支持者（或至少保持政治中立），更多的转向反对派。18即使资本家支持民主化，他们也很少是先行者。相反，他们的作用更像是国王制造者（king-makers ）：他们的支持可以翻转继续威权主义统治和向民主转型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