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时：论中国现代性

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三个层面。中国现代性存在着感性现代性不足、理性现代性片面和反思现代性薄弱的结构性缺陷。同时，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着冲突，致使现代性发展受阻。中国现代性具有未完成性，因此当前还要坚持启蒙主义，不能认同后殖民主义理论。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启蒙主义；后殖民主义

现代性在中国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问题，一直是颇多争议的问题。特别是当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启蒙主义与“新左派”有根本的对立，其理论根源就在于对中国现代性的阐释不同。本文就中国现代性做出论证，以反驳“新左派”的现代性理论。

一、中国现代性的结构性缺陷

现代性作为现代的本质，一般认为区分为社会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我认为，更准确的是，其中社会现代性又分为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这样，现代性就具有三个层面：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也就是说存在着感性现代性、理性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人类精神的分化是现代性的历史过程。欧洲传统社会(中世纪) 是由神学统治世俗的时代，人的感性和理性都受到神学的压制，处于隐匿不彰的状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宗教统治瓦解，神圣与世俗分离，感性和理性也冲破宗教蒙昧而独立，同时也产生了对感性和理性的反思和超越(哲学、艺术等) 。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和“诸神不和”，现代性由此发生。

在现代性的感性层面上，存在着被释放出来的人类生存欲望，它获得合法性，成为现代化的深层动力。人的欲望的解放必然体现到理性层面上来，被理性所肯定和规范，现代性也就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形成理性现代性。理性包括科学精神(工具理性) 和人文精神(价值理性) 。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又形成反思现代性。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具有神性，它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并追求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就有了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这就是说，现代性还存在着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层面，包括哲学现代性、审美和艺术现代性等，它们制约着感性―理性层面的现代性，并负起了在现代性重压下恢复人的自由的责任。这三个层面构成了完整的现代性，而忽略其中任何一个层面，现代性的表述都是不完整的。

首先必须确定，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的趋向，中国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同时又被中国化了，它在具有现代性的一般性质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西方现代性是“脱神入俗”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则是“脱圣入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性质，它未发生超验的形上层面与经验的形下层面的分化。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觉地以西方现代性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剧了传统文化的瓦解，从而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性。中国文化失去了圣化的品格，沦落为凡俗文化。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传统变成了天人二分和体用分离，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对立，同时也产生了超越的冲动。中国现代性也就分化为感性、理性和超越性的层面。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首先是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

中国感性现代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非常薄弱。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感性层面的现代性并没有突出地体现为感性欲望的解放。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性化倾向，理性传统对感性的压抑也延续到对感性现代性的排斥。同时，中国文化对感性欲望的禁锢与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不同，它虽然强调以理性节制感性，重义利之辨，但又讲求中庸之道，承认“食色，性也”，给感性留下一定的空间。因此，这是一种软性的禁锢。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性，感性现代性的反弹就不如西方那么强烈。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主要是出于新民救国的需要，因此一开始就注重引进理性现代性(科学、民主) ，而不是感性现代性。虽然五四也有个性解放的呼声，但主要体现在理性领域，没有出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感性欲望泛滥的局面。在传统理性(如重义轻利) 和现代理性的双重压制下，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没有得到合法化，也说明了感性现代性的萎缩。通俗文学是感性现代性的产物，但五四前后，中国通俗文学(如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等) 没有获得合法性，受到启蒙主义的排斥和批判。这表明感性现代性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国理性现代性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根基不深。中国现代性的理性层面就是五四引进的科学(工具理性) 和民主(价值理性在政治领域的体现) ，但它与西方也有所不同。由于感性欲望没有充分解放，因此工具理性的动力不足，科学精神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虽然五四时期科学主义一度建立了权威，但这个科学主要不是指向自然科学，而是指向社会科学；不是一种科学精神，而是某种科学的结论。在接触西方现代科学的一开始，中国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作现代科学的代表，而且由于对进化论的偏颇理解，科学主义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救亡图存的理论。在五四退潮后，由于意识形态被当作科学接受，科学主义很快就转换为意识形态主义。在五四以后的革命进程中，不是科学精神而是意识形态主义成为主导。此外，就价值理性而言，基于集体怨恨心态，不是自由而是平等成为基本的现代性诉求，从而导致价值理性的偏失。中国革命接受了卢梭的平等理念，而舍弃了自由理念，采用了法、俄革命的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建国后，本应重建和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尤其应重视人的自由，但意识形态主义的惯性和平等理念的影响阻碍了这种现代性建设，而且形成了“左”的思潮，成为现代性建设的反动力量。“文革”是这种倾向的极端化表现，是现代性的全面反动。

中国现代性也有反思―超越层面，但这个层面的现代性建设，却非常薄弱。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文化，形上领域与形下领域没有分离，儒教本身既是一种道德体系，又具有形上意义(宗教和哲学) 。中国的启蒙运动引进了现代性，瓦解了这种圣俗一体的文化结构，产生了“脱圣入俗”的结果。五四打倒孔子的权威，消除了传统文化的圣化光圈，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的同时，也取消了中国文化的超越功能。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文化，但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仅限于科学和民主这样形下层面的文化，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以及审美文化等形上层面的文化则被忽略甚至被拒斥。

因此中国现代性一开始就具有片面性，存在形上领域缺失的问题。五四对宗教持批判态度，把它与迷信等同，抹杀了它的形上意义和信仰的合法性。1922 年，五四主将们发动了一场反宗教运动，使用的武器仍然是科学。这是以经验反对超验、以知识反对信仰的运动，它导致信仰的缺乏，从而为意识形态的信仰化创造了条件。五四不重视形上哲学，因为它不能直接发挥启蒙作用；更由于科学主义的霸权，形上哲学受到排斥。被引进提倡的是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杜威的实验主义和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1923 年发生了“科玄论战”。这场论战表面上是进步与保守之争，实际上也是科学能否取代哲学的论争。这场论战以“科学神”战胜“玄学鬼”而告终，表明形上哲学在中国的缺席。这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绝对霸权，并在以后发生偏执化。五四对现代文学的引进和建设也着眼于理性启蒙作用，忽视文学的审美超越品格。五四后的“革命文学”运动更接受了苏俄的文学思想，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忽视文学的超越性。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就止于争取现代性(启蒙主义文学)和表达现代民族国家意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具有反思现代性性质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弱小、边缘化。这意味着文学放弃了现代性批判的超越功能。

中国现代性正是由于缺乏形上层面而片面化，最后导致现代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它丧失了对意识形态的反思、批判能力，导致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它失去了对现实的超越功能，使人们丧失了自由的意识。更严重的是，片面的现代性并没有消除现代人的形上冲动，反而把这种冲动引向意识形态狂热。由于人们的形上冲动失去了正常的实现途径，就只能以反常的途径实现。五四以后，苏俄的革命意识形态被接受，这是由于它适应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它包含着某种终极追求，即建立人间天堂的理想，从而成为一种信仰。这就构成了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文化。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著文道：布尔什维主义“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1 ]正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信仰化，才引导和发动广大群众包括知识分子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并获得了胜利。同时，意识形态化也由于失去了反思和超越的制约力量而导致偏执化，这在建国后突显出来，形成“左”的思潮，引发了“文革”运动。“文革”结束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全面建设现代性。在感性层面上建设现代性，包括在经济上确认个体的权利，确立市场经济。在理性层面上建设现代性，就必须重新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在反思―超越层面建设现代性，意味着哲学、文学、艺术等的现代转型，为人们提供终极价值。

二、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冲突

现代性是现代的本质，而现代本身就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容。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包含着“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2 ]现代民族国家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王朝国家。欧洲中世纪建立了许多王朝国家，它并不是建立在民族地域、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是民族共同体，而只代表君主、贵族、教会利益，它的合法性根据是神意。近代兴起了民族国家，它建立在民族地域、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基础上，成为民族共同体，代表了民族利益，它的合法性根据是民族公意。这只有在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下的市民社会才有可能。中国传统社会也是王朝国家，虽然它是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但不能算作现代民族国家。它以天命的名义进行统治，是一人一姓之天下，而非民族的国家。而且，在华夏中心主义世界观支配下，中国就是世界，其他国家只是“四夷”。总之，民族国家观念没有形成，民族意识尚未觉醒；中国人尚未发现世界，因而也没有了解自身。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欧洲，先是王权摆脱教会控制，消除贵族领主的割据，形成中央集权的独立民族国家，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然后才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推翻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是被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如法国路易十四王朝) ：“在绝对主义(absolutist) 国家中，我们发现了与传统国家这一形态的断裂，这预示着继之而来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自绝对主义(absolutism) 时代始，与非个人的行政权力观念相联系的主权观念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政治理念，就已逐步成为现代国家的组成部分。”[3 ]在中国，也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长期过程，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运动，是在“天朝”被西方列强打败，发现了世界，并开始争取民族独立后开始的，而后更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革命斗争。1949 年建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它遵循的是前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完成；而以后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应看作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延续和完成过程。

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关系方面，中国与西方有所不同。现代性的核心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理念是民族主义，因此二者既相关联，又可能不同位。在欧洲，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基本上一致，它们都反对共同的敌人――教会和封建贵族，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民族主义不相冲突，甚至相辅相成。而在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错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可能与民族主义相冲突，这种错位和冲突造成了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艰难曲折。

中国现代性是“外发型”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出自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要求，而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提出来的(外迫性) ；它不是来自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来自西方(外源性) 。外迫性，造成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它要调动一切传统文化资源反对西方列强，争取民族独立。外源性，使中国现代性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这就形成了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冲突、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要民族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