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红：村庄派系的缘起、演变与功能

[摘要]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村庄经济不断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传统派系不断向现代利益派系演变，进而形成了村庄派系的新格局。在新格局中尽管村庄派系活动产生了一些负功能，但其有着重要和明显的正功能，所以村庄派系是农村不可缺少的非正式组织。

关健词 宗族；精英；派系；演变

一、村庄传统派系的缘起与兴衰

对于以传统、落后农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广大农村来说，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影响，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民的社会交往结构长期处在一种固化状态，这种固化状态表现为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宗族和姻亲、以传统师傅观念为基础的业缘和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地缘等交往。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以宗族血缘为边界的外部分派一般发生在多宗族村落之中。所以出于本族成员的自我保护和守望相助的需要，以宗族血缘或地缘分派就成为村落成员的一种本能反应。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重构和1986年村民自治制度试行，一方面村级组织承担着一级政府的职能，基层政府为了确保基层工作任务的落实和执行，在选择村干部时必须首先考虑村庄精英的动员力，所以基层政府组织可能利用自己的动员力优势竭力控制村支部和村委会成员的选举；另一方面游离在体制外的宗族精英运用血缘关系在宗族内部进行广泛动员，甚至采用一些相对应的策略来抵抗基层政府的控制，从而达到当选的目的。所以在这样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宗族精英纷纷出场集聚势力，瓜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姻亲、师徒、同学、战友以及业缘关系也被同时激活，虽然这些关系只能重属于宗族精英圈子内而不能形成独立的力量，但作为传统文化网络的一些因子，却在农村社会中逐步构建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多元交往格局，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管理制度的重构和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不仅推动了宗族内部分派和外部分派，而且推动了地缘分派，这已成为当时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特点。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随着沿海城市的不断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沿海地区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城市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村民不再把血缘因素作为主要考量，而是把实际的居住环境和经济因素作为重要考量来选择居住地，所以村民居住分散化直接撕裂了传统宗族与地缘的重叠性，原来以宗族血缘关系为主导的交住格局也因此逐步被打破。与此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在抚育着村庄经济精英的成长，经济精英的成长反过来又促进了新的宗族房头、业缘和姻亲的分派，所以，到了90年代中期沿海富村以宗族血缘、地缘、业缘以及姻缘等的分派格局已逐步形成，尽管宗族派系仍然占有主导性作用，但宗族房头派系(同一宗族内的分派)、地缘派系、业缘派系和姻亲派系的不断成长和相互重叠正在削弱原来宗族派系在村庄中的影响力。以成化村为例，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成化村孙姓(大姓)就几乎把持了大队长、会计、村支书、村主任的主要职位。到了90年这一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基层政府为了平衡三大自然湾，利用其影响力使小姓张某和吴某担当了副书记和妇联主任。其次，1993年连续任职20余年的孙和平支书(大房头)退休时，在任村主任孙宏达(孙宏达与孙和平同属第一大房头)并未因为孙和平的支持而获得村支书之职，其主要原由是(大姓)孙姓内部房头分为二派，各派间的党员互不买帐，以及(小姓)张姓党员不满孙宏达，最终属于大姓小房头的孙天水(在任支委委员)获胜而出任支部书记之职。据本村的村民反映，孙天水能够获胜主要因为他的老婆是张家人，其堂兄长是本村小学的校长，在孙张二姓中有些人缘，所以孙天水利用这些既存关系不仅得到了本房头孙姓党员的帮助，而且得到张姓党员的支持。有村民戏称：“孙天水的职务是其老婆送给他的”。

孙天水任职后，原来文书孙某遭遇到挤压而辞职，在孙天水的举荐下小姓张某获继任文书之职。由此成化村形成了二大派(四小派)：以血缘(宗族、姻亲)建构势力范围的孙天水派；以血缘和老支书孙和平既有人缘为基础建构势力范围的孙宏达派。其中，孙天水派系由其妻张姓宗族小派和本房小派组成，所以该派系包含有姻缘和血缘纽带。孙宏达派系由本房头小派和吴姓一小派组成，所以该派系包含有血缘纽带与孙和平在吴姓的威望(业缘形成的)纽带。

像成化村的宗族分派和族内房头分派导致村两委任职的变动是相当普遍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大姓是指按照村庄姓氏人口数进行排序，排在最前面并占有超过村庄总人口数30%以上的姓氏。所调查的村庄不存在纯粹单一姓氏结构，多数为一姓独大或多姓独大的结构)。从表一的情况来看，在1996年沿海发达地区行政村中虽然进行了二或三次换届，但是大姓把持村支书和村主任由本村的格局没有改变，而浙江沿海地区个别行政村村支书和村主任由小姓把持，是因为该村大姓和小姓的之间的差别较小而形成的。然而，与1986年以前相比，有二个明显的变化：一是越来越多的大姓小房头精英出任职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二是越来越多的小姓精英任职村文书和村妇联主任，这些变化凸现了一些传统派系(房头派系、姻亲派系、地缘派系和业缘派系)的产生和成长正在改变原来大宗族大房头派系主导格局。

二、村庄现代利益派系的成长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沿海农村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于1998年11月以正式法律形式强制实施村民自治制度，接着沿海地区积极推行海选机制，由此为村庄精英打造了相对平等、公正的利益博弈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同性质的村庄精英共同演绎着多元性质的派系竞争格局。

这个格局的特点是：单重性质的宗族精英逐渐退出主导性地位，具有多重性质的经济精英脱颖而出并有取代宗族精英主导地位的势头。这是因为在利益主导不断消解传统派系纽带的条件下，农村社会原子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派系主导地位遭遇到了严重挑战。与此同时，村民自治制度具有公开、公正和公平的民主选举性质，激发着一些利益派系的快速成长圈。因此，村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制度再安排不断摧毁农村传统派系结构，同时又催生着现代利益派系。

以成化村为例，1993年孙天水出任村支书后，他与村主任孙宏达的关系在头三年里比较协调，这是双方理性计算的结果。因为在孙天水看来，自己的势力范围似乎很强大，但实质上没有老支书孙天水和孙宏达根深叶茂，这次能够获胜除了有其老婆张姓族人支持外，还得益于在原来老支书孙和平和孙宏达任职多年期间得罪了一些村民，所以他与孙宏达共事期间，尽量做到能过则过，能忍则忍。而在孙宏达看来，目前孙天水气势旺盛，势力相对强大，所以在老支书孙和平的指导下谨慎行事，静观其变。由此二人(二派)共和平共事，总算顺利通过了第三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但是到了19%底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因为本村孙姓大房头孙昌生和小姓张志新合伙开办了纺织厂(1995年开始建厂)，成了本村富裕之人，所以孙天水和孙宏达都极力拉拢他们，以强化各自的势力范围。由于孙昌生是孙姓大房头人，其血缘与孙天水较近，又是纺织厂的大股东，自然不愿涉足村庄事务之中，但在孙和平的周旋下最终暗地里偏向孙宏达，另外，副厂长张志新虽然是张姓族人，但因与孙昌生有深厚的利益关系，自然成了孙昌生的“出头人”。所以孙宏达背靠二位经济精英，脊梁顿时硬了起来，并在1997年底与孙天水彻底决裂。

孙宏达首先公开了孙天水利用职权出让本村土地的一些细节，指责其假借公开竞拍之名，实则暗箱操作，向其老婆远房亲属张某廉价出让了本村土地，然后在孙和平和孙昌生的支持下，孙宏达与本村的张志新联手动员全村村民，最后通过上级政府组织撤销了孙天水村支书职务。1998年孙宏达如愿地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并兼任村主任，接着利用1999年第四届村委会选举之机顺利地把伙伴张志新推上了村主任之位，从而开始了新的蜜月。然而，游离在体制外的孙天水如法炮制，反过来与张志新联手，于2(X抖年把孙宏达赶下台，张志新接任支部书记之职，新的经济强人孙某(做鞋外包加工致富)于2005年当选为村主任，由此进人了新的更替循环之中。其它村庄的调查情况也是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大姓垄断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格局正在改变，有些村庄中即使富村大姓力量很强，但他们一般不会同时垄断村支书和村主任两个职位。同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所有担任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职务的小姓村庄精英都是“经济能人”，或者其背后有经济能人支持。用村民的话说，“他们是村里经济水平数一数二的人物”。不过，与苏州和浙江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相比，厦门富村的宗族观念和宗族势力影响相对较强，大宗族控制村“两委”职位的情况仍然较为突出。

从表面上看，似乎村干部与姓氏或者地缘关系的变化并不直接显现出村庄派系的演变方向，但是，村干部都是村庄精英，他们的进人与退出实际上是在一定场域中派系性质和力量变化的结果，换言之，村庄精英进人或退出村“两委”，是精英力量对比的结果，而精英力量又由其派系性质和大小所决定，所以，村干部姓氏结构变化反映了派系内在因素的变化乃至性质的变化。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引起了富村派系的变化呢？上文已经做出判断，这主要归因于富村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强制实施。

一方面经济发展不仅促进了村庄经济精英的成长，而且改变村民的价值取向，促进了社会交往结构的变化。村庄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村庄均富的格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化。对于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广大村民来说，贫富差距扩大化改变了他们原来“你我一样”的参照系，这就使得他们产生了不平衡的心理落差，甚至畸形的嫉妒心态，进而弱化了血缘、地缘和姻缘等传统文化观念，反过来强化了各自的利益取向。因此，我们在访谈中更多听到了村民这样一句话，“现在只认钱，不认人”。同时原来一些宗族与地缘同构的村庄在城市化进程中被撕裂，以姓氏、房头和兄弟关系而集居的村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各自邻居可能不再是与自已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而是杂姓甚至于陌生人，所以农村社会交往结构解构与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原来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这就为村庄经济精英造就了有利其竞争的优良环境。

另一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末村民自治制度正式实施以后，公开、透明、平等的海选机制大力推行，由此打造了一个相对公正的竞争场域。在这一场域中物质利益交换和选举时许诺手段的运用进一步裂解传统文化网络关系，由此也就摧毁了原有的情感信任，血缘信任和认知信任，所以富村的经济发展不仅未能增强村民之间的相互的合作性，反而使农村社会向原子化态势发展。

因此，处在相对原子化状态下的普通村民容易被村庄经济精英运用一些利益手段所动员。利益资源占有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村民所处的实际的社会地位，由此也就决定了处在不同层次上的多数成员可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利益或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并有可能外化为参与中的一致性行为。

其结果是从以血缘、地缘、姻缘和业缘为基础的传统派系分崩离析出来，并处在相对原子化状态的村民往往转向现代利益派系，从而又进一步强化了农村人际关系理性化。在以利益纽带的现代派系之中人际关系理性化正在或者已经打破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由传统文化所决定的“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网络”的差序格局。具体地说，宗亲之间可能不再以血缘关系的远近来选择自身的行为，而更可能通过理性计算，以能够获取利益的大小来选择自身的行为。同样，业缘、地缘、邻里、同学和姻亲之间也是如此。

从当前调查的结果来看，一些富村既有宗族、姻缘、地缘和业缘等传统派系，也有以利益为纽带的现代利益派系。但是单一性质的现代派系是相对少见的。一般而言，现代利益派系的纽带中往往嵌人宗族血缘、姻缘等等传统文化纽带，由此决定了现代利益派系往往是以利益纽带为主导，以传统文化纽带为辅导所构成的多元性质重叠体，并与其它性质的派系一起共同构架村庄派系的新格局。

三、村庄派系的功能

随着现代利益派系的产生与发展，传统宗族派系的主导地位逐步让位于现代利益派，由此引起村庄派系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并呈现出一些特点：如果村庄派系力量对比格局呈现非均衡状态，那么，村级权力结构一般处在相对稳定状态；如果村庄派系力量对比格局呈现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