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人文知识份子角色与社会转型

本文以1994年《读书》上刊登的“人文精神衰落”讨论为由头，分析中国大陆社会历史及变迁对人文知识份子角色的影响。思想史研究学者兼《读书》主编汪晖曾经分析过这一现象。他的分析重点在知识份子思想的局限性，他指出，由于知识份子没有深刻把握社会变动过程，使得启蒙主义这一曾经具有巨大活力的思想资源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而“人文精神寻找”把问题落实于道德，无力对无处不在的资本活动和真实的经济关系作出分析，丧失了诊断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能力。[1]应当说，在──“人文精神寻找”意味着启蒙主义知识份子价值创造者角色面临深刻挑战──这一点上，本文和他结论一致，但我的论述策略不是思想史式的，而是社会学式的，我的主题不在知识份子本身或其局限性，而在知识份子的社会角色转型、及其过去角色生成、并不断被强化的社会条件。我希望指出，知识份子的圣哲角色与中国社会的知识、历史和政治背景之社会化过程有关，因此，当今他们发生的角色危机，原因在于上述社会条件的变化。社会变化引起了知识份子角色定位的变化，故汪晖希望的准确“诊断中国现代性问题”，即使在人文知识份子当中，恐怕也越来越难以成为他们的整体关怀。

“人文精神”讨论所以值得关注，在于它们是一种社会变化的反映。在这些社会变化中，知识份子与其他社会集团关系的变化、主流知识（意识）形态及其资源掌握者地位的变化、知识份子作为意识形态、文化、价值领袖集团一统局面的消失、大众文化以及多元化精英的出现等等方面，尤为具有社会学意义。这些变化具有结构转型的性质，它预示着一直以来形成的、知识份子身份和整体社会秩序的关系──他们作为提供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道德和规范目标、并对这些目标给予等级性评定的圣哲角色，正在面临危机；一种更为工具性的、世俗的、有限的、平等的（需要大众承认的）、职业性的、并非整体认同的专家角色趋势正在出现；历史上形成的知识精英和社会的关系正在变化。另一方面，这些变化还具有价值多元和价值主观化的特征，即社会价值和主导意识形态以社会成员的多元选择形成，而不以某一个知识者集团的偏好和论证为根据。所以，在知识资源和话语权力方面，掌握传统价值性知识形态的知识份子之社会影响力呈减弱状态。限于字数，本文只是一个提纲性的讨论，另外作者旨在说明一种社会事实，而不欲对此一事实进行评判。

圣哲角色危机

1994年3月，在大陆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刊物《读书》上，连续五期刊载了“人文精神寻思”的一组文章。这次讨论的中心主题之一，是警告知识份子“人文精神”、即价值理性追求的失落，并力图将它“寻”找回来：

“我们大家都切身体会到，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术，在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危机。……危机有其内部因素往往被人忽视，这就是，人文学术内在的生命力正在枯竭”（张汝伦1994：3）。[2]

很明显，这场“人文精神”寻找，是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中产生的，它不可避免地指涉经济对文化的侵染。但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更关注的，不仅是经济转型本身，而是它的结果──知识份子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转型的问题。在这个转型中，人文知识份子发现，传统中国知识人整体的学术传统──“道统”，作为稳定悠久的精神传统标准正在淡出，包含其中的人文精神也日渐衰微。作为回应，人文知识份子发出警告：以“道统高于政统和包含政统”为人文理想，必将与时代对话，“它是一种知识份子做学所用的根本之道”，然而如果学术象今天这样──变成技术性而不是人文性的研究活动，必然导致客观上人格的萎缩。令他们担忧的是，这种“萎缩”似乎并不是仅仅发生在知识人个体身上，而是一个知识群体的整体现象，“作为整体的知识份子在当代还有没有人文精神”值得怀疑：

“一个技术型的知识份子，可以只完成科学责任，不承当对社会的关注，但是人文学者之所以称为人文学者，就在于后面这一点人文关注。……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朱学勤，1994：11、13）。[3]

之所以“生死攸关”，乃在于知识份子遵循的道统被很多人放弃，这不能不影响人文知识份子历来的、且无可争议的文化主人身份，这个身份来自于他们一直的信念：人文学科的基本格局来自于传统知识，而人文学者承担着自古以来接续道统的职责：

“《六经》（《易》是哲学，《书》是古代历史，《春秋》是当代史，《礼》是由哲学派生的政治，《诗》是文学，《乐记》是音乐）确实已经包括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基本格局。……在那个时代，道统高于政统和包含政统，封建专制其实是知识份子的文化专制，知识份子就成了这个社会的当然主人，行文出处无不在道统之内。封建时代知识份子的人文精神就体现在这个道统中”（王晓明，1994：5）[4]。

一种精神和一种社会身份的存在是相互支持的，精神失落意味着人文知识份子独有身份的消失，这种消失和他们长期习惯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冲突。冲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开始出现：一是自己和“道统”的关系──人文知识份子在整体上是否仍继续是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和价值理性的代表？二是自己主张遵循的这种“道统”和社会承认的关系──现在它是否仍旧是社会承认并遵循的“道统”？一直以来，这两个问题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答案都是肯定的：人文知识份子是具有形而上终极关怀的人群，他们是价值理性的代表，为社会提供前进的方向。这个价值理性的核心在于“对人的存在价值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和探索”（袁进，1994：73）。[5]而且，他们毫不怀疑，这种价值同样也是社会其他成员认同并追求的最终价值。上述两种肯定关系的存在，确立了人文知识份子在社会中心的位置，这种位置不一定是政治领袖式的，但却一定是价值、道德、文化和精神领袖式的。

然而现在问题出现了，价值的失范──工具理性的出现，信仰的消失──中立的科学主义泛滥，急功近利，使得价值层面的问题被“降低”到手段的地位（张汝伦，同上，页78）。在这种“降低”过程中，不仅人文学者追求的人性完善──集各种知识为大成、“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大师志向，变得无比困难、“肯定累死”（李天纲，同上，页79），而且，他们提倡的终极价值似乎与社会认同越来越远：“享乐型的消费主义盛行，欲望的膨胀漫无止境，及时行乐的潇洒四处泛滥，信仰成为迂腐的同意词，终极关怀的失落比起西方后工业社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袁进，同上，81）。人文知识份子一直深信不疑的上述两个肯定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自然地，他们的价值、道德、文化和精神领袖身份也跟着出现了问题。

这问题的出现，使得曾经确定无疑的答案发生了疑问。他们不得不再一次回答，人文知识份子还是不是道统的（唯一）代表？社会是否承认并遵循这种道统？正在发生的事实似乎说明，社会的走向似乎没有跟随他们提供的价值方向，不同的人们开始根据自己对人生价值的理解选择方向（尽管在人文知识份子看来，这是一种工具主义的肤浅理解，因此是错误的方向选择）。社会走向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人文知识份子集团可以掌握的方向，由精神领袖提供的统一价值方向被甩在一边，这个知识份子集团也不再处于社会价值代表的中心和领导位置。这的确“生死攸关”，因为它涉及到人文知识份子存在的意义。离开了人文精神（道统）被看作生死攸关的大事件，同人文知识份子过去的身份定位有关，这个身份定位一直是为社会大众提供价值规范，姑且称为圣哲角色。这一传统角色，不仅来自于他们的文化和知识传统，也来自于他们生活实践的历史塑造。

传统知识

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特别注重规范知识（而不是自然知识），《论语》中所申述的知识正属于规范知识。依孔子看来，凡是专长于规范知识的人可以不必有自然知识，……比如分五谷是自然知识，对于知者是不必要的（费孝通，1947）。这种知识传统赋予人文知识份子的使命，是向社会提供规范知识，不是自然知识。但在他们看来，这种知识分工并不是身份对等意义上的专业分工关系，而是身份差异意义上的地位高低秩序。从社会的角度看来，知识可以是社会身份分化的基础，当一种知识独占在某一人群手中的时候，客观上它在维持一种身份的差异结构。关于这一点，传统大师们并不诿言：

“樊迟请问稼……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6]

掌握规范知识的人具有“率天下而路”的身份，它可以不是政治和管制身份，但却必须是文化规范领导者的身份。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而言，人文知识份子的传统身份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类似于师与生的关系──前者是导师，职责是教，后者是学生，职责是习。也就是说，后者不知道自己行路的方向，应当由前者告诉他们。这和经济、工程、技术类专家们从事“发现”（──它们往往是生活世界或社会关系中已经存在的东西）的活动，颇不相同。人文知识份子假定，在“师”的团体中，对方向（人生价值）的认识应当是统一的、有高低之分的，而非多元的、可自由选择的，在社会成员中也应当如此。这种导师与学生的身份关系，需要两个前提预设：第一，只有一种关于人生价值的最高或正确知识、不是多种；第二，人文知识份子掌握的知识资源正是社会成员的需要，“师”高于“生”的身份以及“师”对“生”的重要，在于师掌握着唯一的、被定义为正统（有价值）的知识资源，而且只有“师”才能参与关于价值正统的定义活动，公众和其他类别的知识团体并不具有这样的资格。在这个预设里面，社会秩序被假设为由“师”集团控制的知识引导的（因而方向式他们确知的），它绝不是社会公众多种知识、多元偏好引导的（因而方向是不可知的、或由社会生活自然选择的后果）。向社会提供并教授价值──意识形态是圣哲的角色，普通人不承担这样的职责，他们只要遵守规范，为什么是这些规范的说明与论证，是知识份子的工作。显然的，从事和价值规范相关的知识工作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提供规范的人具有社会威望”（费孝通，同上，页659）。传统知识传达给知识份子的信息是，他们和他人的不同，不是职业分工的不同，而是重要性价值和身份地位的不同。

近代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不同人的价值主张是什么，上述知识份子提供价值规范及其体系──意识形态知识的主流角色定位，在中国近代历史实践中得到强化。晚清以来，中国多次受到强权的挑战，民族存亡问题的紧迫，使得知识份子的主要兴奋点集中到寻找民族国家的生存道路上来。既然是关乎于民族存亡的大事，寻找免于陷入亡途的某种社会价值、文化方向、意识形态或“主义”尤为紧要。李泽厚的研究试图证明，那时思想界的主流形势，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1987），[7]在这种情形下，知识份子不得不被卷入救亡运动，而较少关注启蒙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参与前者还是后者，其实质性的工作，都是传导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原则。所不同的是，这两种工作主张的价值重点有差异，一个是民族解放，一个是个体自由。在“救亡”和“启蒙”的价值分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分歧的焦点，不在知识份子是否应当充任提供社会价值的角色，而是在不同社会价值的重要性判断和选择方面。

近代中国各种历史活动的主题，都是寻找某一种价值为社会确定方向，有影响的知识份子要参与方向的寻找，其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各种社会价值的重要性作出排列和论证。甚至李泽厚本人的“救亡”和“启蒙”说，也是在对“民族解放”和“个体自由”这两种社会价值做重要性区分。无论不同的知识份子认为那一种价值更重要，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将提供或传达某种社会价值──意识形态原则为己任。这意味着，不管他们赞同什么主义，知识份子提出社会（前进方向之）价值标准的角色都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提供社会价值的角色，知识份子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无论在哪一种价值主张的派别中，中立都不意味着身份定位正确。在人们的评价中，中立被视为一种负面的立场，不具有道德和责任上的正面特征，也不是知识份子角色的正当选择。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份子言论中发现：

“在我们探路之前，应当先决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目的地。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先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