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丽 高奇琦：等位协商：英国工党与社会的互动模式研究

摘要：英国工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等位协商模式。在二十世纪末期之前，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协商关系主要表现为工党与工会的协商关系。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初步形成，并经过整个三十年代的波动后，在1940年之后最终稳定下来。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以从两者发展顺序、工党自身结构和外部政治结构等三点因素来解释。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工党逐渐从与工会的等位协商模式转向与社会的等位协商模式。这一变化蕴含了某种不确定因素，即在新的环境下工党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向政党优位协商转变的可能。

关键词：英国工党;工会;协商民主;等位协商

英国工党是西方国家中最有影响的左翼政党之一。本文将重点关注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关系。笔者尝试将英国工党与社会的互动模式总结为等位协商模式。笔者首先对英国工党的发展简史作了历史分期式的梳理，然后对等位协商模式的特征以及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之后还将讨论这一模式出现的新变化，并在最后对这一模式的优势以及不足进行简要评析。

一、英国工党的发展简史

在研究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关系之前，笔者首先对英国工党的发展史作简要的梳理和总结。笔者认为，工党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第一，政党初创时期(1900-1924)。1900年，由一些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组成了一个竞选联盟――劳工代表委员会。此时，劳工代表委员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唯一宗旨就是使更多的工人代表被选举进议会，从而扩大工人在议会中的立法权。1906年，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中获得29个议席，组成了独立的议会党团，之后改名为英国工党[1](p45)。工党一开始只接受工会集体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党于1918年进行了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改造，通过了费边社领袖悉尼・韦伯(Sidney

Webb)起草的新党章[2](p159)，并开始吸收个人党员。在完成了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建设之后，英国工党在议会中的选举绩效明显上升。1922年大选中，工党议员数量超过自由党，从此工党便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议会中第二大党。

第二，不完全执政时期(1924－1945)。1923年大选中，工党获得191席，自由党获得159席，保守党获得258席。虽然保守党仍是第一大党，但由于不能拥有过半的席位，所以由工党与自由党联合执政。1924年1月，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工党成立第一届工党政府[3](p85)。在1929年大选中，工党利用人们对当时经济状况的不满，击败保守党再次组阁，并首次以288席获得多数党的地位(尽管还不是绝对多数党)。然而，工党执政后不久，经济危机爆发，因工党无力应对国内的危机形势，所以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在1931年8月组建了与保守党的联合政府。9月28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麦克唐纳开除出党，之后工党出现了大分裂(1932年独立工党脱离工党)，并造成了工党此后一段较长时间的在野[4](P55-64)。二战期间，工党参加了保守党领导的战时联合政府。工党新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作为副首相协助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处理国内事务，这在某种程度也增加了工党的执政经验。工党在二战期间对战后英国重建和社会福利的规划对其1945年选举有重要的影响。之所以称为“不完全执政时期”，是因为该时期工党虽然出现了组阁(1929年还出现了以多数党身份组阁)，但是工党的执政仍然是较为脆弱和不稳定的，因而很容易被外来因素(如经济危机)所打断。

第三，共识政治时期(1945－1983)。在1945年大选中，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大获全胜，首次成为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政党，并组成第三届工党政府。工党在执政后在经济部门国有化、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51年工党意外败选。之后，工党内出现了左翼、右翼以及修正主义的争论。左翼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国有化，右翼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益，而修正主义则对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信条提出了批评。整个1950年代，工党就在这一争论当中度过，并连续导致了三次失败。1959年大选失败后，工党新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过

Gaitskell)提出对工党党章第四条进行修改。盖茨克尔认为，第四条使选民对工党产生了误解(即选民会认为工党要对英国经济的全部或大部分实行公有制)，所以建议要修改第四条[3](p86)。盖茨尔克的改革表明了工党的政策趋向保守党。与此同时，保守党在拉布・巴特勒(Rab，

Butler)的主导下也进行了改革，并逐渐承认了国有化、福利制度和充分就业的原则。这样，工党和保守党在战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政治”[5](p380-391)。在1963年盖茨克尔突然病逝之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被选为新的工党领袖。威尔逊的“专家治国的集体主义”是共识政治的延续。之后，工党在1964～1970年执政。在1970年大选中，工党出人意料地败北。然而在1970年代英国经济恶化之后，威尔逊组成少数派政府于1974～1976年再次执政。继威尔逊之后的新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JamesdCallaghan)则于1976～1979年执政。1979年大选失败后，英国工党出现了向左转的趋势。这一趋势导致工党又出现了一次新的分裂，部分右翼从工党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社会民主党。

第四，新工党时期(1983年至今)。1983年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成为工党的新领袖，并开始推动盖茨克尔在50年代提出的“现代化”改革努力。1992年大选工党再次失利后，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开始担任工党领袖，并继续推动金诺克的改革。1994年史密斯心脏病猝死后，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接任领袖，并进一步提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布莱尔的新中间道路无疑推动了工党的转型和发展，并使得工党在1997～2010年实现了长达13年的执政。2010年，工党在选举中失利，之后保守党执政。

二、等位协商模式：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英国工党与社会的互动模式。在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中，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工党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会不满足于之前与自由党的合作，而希望通过一种选举联盟使得更多的工人成为议员。工会在工党创建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且，长期以来，工会一直是工党人数最多的集体党员，工会交纳的党费和提供的捐助一直是工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工会的会员一直是工党选民的主要来源。总之，与工会的关系是工党社会关系最重要的部分。正如英国学者比尔・考克瑟等所指出的：“对工党早期的资金和全体党员至关重要的是工会。因此，用工会领袖和后来成为工党大臣的厄内斯特・贝文的话说，工党诞生于‘工会运动之中’。”[6](P192)

笔者认为，英国工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等位协商模式。这一模式在20世纪末期(布莱尔改革)之前主要表现为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等位协商就是政党与社会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协商。与等位协商相对应的是政党优位协商和社会优位协商。政党优位协商和社会优位协商分别指政党和社会在协商中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这三种模式分类的标准是政党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即力量对比和行为方式)。

英国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初步形成，并经过整个三十年代的波动后，在1940年之后最终稳定下来。在1918年之前，工党既没有纲领，也没有个人党员，所以工党只能完全依赖于工会。在1918年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改造之后，工党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加。随着在议会中地位的提升和执政机会的显现，工党逐渐具备了与工会谈判的筹码，这时等位协商模式开始形成。全国联合理事会在1921年的建立便是此时两者间等位协商最明显的标志。全国联合理事会是工党和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职工大会为了加强联系和沟通而成立的协商性机构。在这一机构中，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工党议会党团和工党全国执委会三方代表人数均等。之后，全国联合理事会在劳工运动方面逐渐开始发挥重要的沟通作用。在1924年执政之后，工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将工人运动的意愿转化为政策的能力，同时，由于执政也带来了一些政府职位上的机会，这些都促使工党的独立性不断增强。

然而，1931年工党的分裂使得工党多年积累的自主性受到严重挫伤。而此时，职工大会介入并主导了工党的发展，并改组了全国联合理事会(之后改名为全国劳工理事会)。改组后，这一结构的组成由原来的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工党议会党团和工直党全国执委会三方代表数量均等变成三方代表比例为7∶3∶3[7](P12)。这一改组使得工党与工会间的这一协商性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由工会控制的机构。职工大会对工党事务的介入与当时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的强势出现有密切的关系。贝文利用工会的集团投票优势和个人影响力对工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得当时的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雷(George Lansbury)认为自己都不再是党的领袖，而只是党的发言人而已[8](P70)。在艾德礼继任工党领袖之后，由于艾德礼与贝文的关系相对亲密，贝文较少挑战和干预艾德礼的政策，所以工党的自主性又在逐步上升。1940年，工党加入保守党领导的战时联合内阁，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增强了工党的独立性[7](p46-49)。同时，随着贝文在1940年作为工党议员担任劳工大臣之后，工会对工党的挑战和干预也明显下降。1941年，全国劳工理事会又进行改组，参与的三方由职工大会总理事会、议会工党和工党全国执委会改为职工大会、工党和合作社组织，三方享有同等的代表权[8](P82)。此后，全国劳工理事会重新恢复为工党与工会之间的协商和沟通机构。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模式之后便稳定下来。

在艾德礼政府时期，工党与工会的关系进入了较为亲密的等位协商状态。这一关系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工会支持工党的主要工业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和亲美抗苏等内外政策；(2)工会在涉及劳工核心利益的工资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克制；(3)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国家建设计划带有明显的工会考虑；(4)工党政府十分重视维护和提高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9](p11-13)。到1950年代末期，工党与工会之间仍然是等位协商关系，然而这种等位协商关系却变得相对疏远。其根本性原因是共识政治的形成。如前所述，共识政治就是工党和保守党都出现了向中间运动的趋势。所以，共识政治对工党意味着要与工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是盖茨克尔修改工党党章第4条的根本用意。同时，保守党对工党一系列福利国家政策的接受对于工会则意味着，工会不必完全依赖于工党。此时这种相对疏远的等位协商的表现在于：工会在工党政府执政时期也频繁进行罢工，甚至在工党年会上谴责工党政府或否决工党政府的政策。而执政的工党政府在一些利益的考虑上也尽量超越工会的利益，譬如威尔逊政府在1969年发表了《代替冲突》的白皮书，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来对工会加以限制和规范[10](p117)。

为了改善这种相对疏远的等位协商关系，工党与职工大会在1972年成立了由工党议会党团、全国执委会和工会领袖各6人代表组成的“联络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