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论社会治理原理与原则

【内容提要】社会治理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在后工业化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我国多质态的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还将历时态与共时态地长期并存，同时呈现以政党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三位一体的“独家管理”为主、社会自理或自治、合作或共同管理、相互管理或相互治理的多种模式。社会管理或治理主客体的二重性，往往使得原生性主体缺位，派生性或衍生性主体越位，形成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主客体之间的不对称、不对等的互动互补趋势。这种趋势必然要求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治理。

【关 键 词】社会治理/统治与管理/原生性主体/派生性主体/互补不对称/共同但有区别

在我国，注重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问题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事。然而，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确有不少新的表述、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譬如在第一部分、第四部分和第十三部分，分别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等等，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政重要文献中使用“治理”概念还是第一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决定》中使用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三个很有定力的政治术语，各有其所侧重的意旨：国家治理――重在推进；政府治理――重在增效；社会治理――重在创新。本文侧重于研究“社会治理”，兼涉社会统治、社会管理，不刻意区分社会统治、管理、治理的词义，也不刻意在论及社会管理和治理主体时政党、国家和政府的先后词序。学术界研究社会治理问题已经有多年，并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现在决策部门接受了社会治理概念，并将社会治理概念写入《决定》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术研究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力。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它与人们相对熟悉的“社会管理”是什么关系，社会治理或社会管理有没有规律可循，有没有或有哪些相关的基本原理，社会治理或社会管理有没有或要遵循哪些基本原则，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社会治理中的统治与管理

社会治理的时代正向我们扑面而来。与“社会治理”概念相联系，比社会治理更为古老或久远的概念还有“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等，我们可以把这几个概念整合为两个相关的问题，即：社会和统治、管理、治理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无论是社会统治还是社会管理，抑或是社会治理，人们首先都要基于对有关“社会”的认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什么是社会，重新认识社会，重新发现社会，重新认识和重新发现中国社会；什么是中国，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如何读懂中国等等，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社会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问题，就应当首先认知和正确处理社会之一般与中国社会之个别的关系问题。

关于社会之一般。一般地说，凡有人的地方，必有社会，反之亦然。而人与社会又是同自然(自在的或人化的)融为一体的，都是自然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社会和人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社会是相对于自然的一种实存现象，是人们生产、消费、生活过程中结成的有机的时空共同体。从时间维度看，人类社会可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等等。从空间维度看，人类社会可分为“实体社会”和“虚拟社会”。其中，实体社会可分为东方社会、西方社会，或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或地区社会、区域社会(如我国的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社会)、领域社会(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或异质性社会、多质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或资本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民生社会，或生产型社会、消费型社会、生活型社会，等等；虚拟社会亦可视为时空实体交织的网络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一个对现实世界发生重大影响的虚拟社会已经形成。虚拟社会极大地推进了全球一体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将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把对现实世界管理与对虚拟社会管理结合起来。[1]

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人类在其产生、存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两大关系或矛盾，即：一是人类同自然即天人的关系或矛盾；一是人与人即人类本身的社会关系或矛盾，由此构成为唯一的科学或历史科学，一方面是自然史(表现为人改造自然)，一方面是社会史(表现为人改造人)。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不应当是对立的，而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相辅相成、相互制约。[2]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人类对自然的狭隘的功利关系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冲突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会冲突关系又妨碍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共生关系。究其复杂的原因之一，大体上与人或人类对社会及自然的统治或管理的失度有关，其出路可能有赖于人或人类对社会及自然的适度的治理。

关于中国社会之个别。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确实，中国曾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对于人类的存续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还仍然继续对当今世界的人类社会进步事业做着不竭的贡献。我们主张对因历史悠久而特别复杂的中国社会的解读要基于三种时态，即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时。

首先是对作为过去时的中国社会历史的认知。要对历史抱有珍惜和敬畏之心，回顾中国社会是从何而来的。如果从时间维度历时态地解读中国社会是属于过渡性或转型社会，可以三个时间点为参照系：其一是以1840年为界，是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此次转型是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如果从其所有制私有性质来看是属于“同质性的社会大转型”；其二是以1949年为界，是由旧中国开始向新中国转型，此次转型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型，其社会性质大体属于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异质性社会的中转型”；其三是以1978年为界，是由新中国向“新新中国”或向新中国新发展阶段的转型，此次转型是1956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型，其社会性质大体属于“同质性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小转型”。通过改革开放这种独特的“社会转型”形式，恰好从历史的层面上验证当时我国通过“改造”以实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历史实践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合历史的规律性、合理性及合情性。这种验证过程与其说是“社会转型”，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调适”或“自我修正”的过程，探寻走新中国自己的历史必由之路。

其次是对作为现在时的现实中国社会的认知。要对现实坚持正视和公道之心，体认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社会方位。我国的宪法和党政正式文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现处在并仍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实际上，如果不单从价值层面而是从事实层面上看，现今中国社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质态共存的社会”，不可能属于某种纯粹的社会形态。正是这种多质态的现实社会基础，所以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所以才提醒着人们要理性地处理好各种主义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理性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同国内外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理性地处理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系。从现实的价值取向上看，各种主义之间所呈现的不是简单的“断裂”而是某种“撕裂”开着的一种具有命运共同体性质的历史画面，这种画面显示出它同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以，笔者认为，可以用“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来描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她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回归，而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穿越”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重新建构。正是基于此，笔者坚持认为，今日之中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中国是不完整不真实的中国；同样，如果没有适度的非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中国也是不完整不真实的中国。尤其重要的是，应告别各种各样的教条(洋教条、古教条、马教条、土教条)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

再次是对作为未来时的明天中国社会的认知。要有勇于和善于开拓未来的清醒头脑和自信心，展望未来中国将向何处去。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发展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虽然三十五年来的改革开放完善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现实中国正面临着社会转型，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转型陷阱”(预设的、他设的、甚至一不小心自设的)；又由于现实中国是多质态并存的社会，各种质态的主义、力量之间的矛盾、竞争、冲突、较量甚至激烈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亦即难以避免的，等等。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事，会有各种变数影响和制约着我们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全面深化的改革开放仍然在新的长征途中艰难地跋涉着！

无论是社会之一般，还是社会之个别，都离不开一定形式的统治、管理和治理，如何在适度的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中谋求社会秩序和全面可持续发展，这的确需要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智慧和正能量！然而，在我国似乎有一种比较流行并潜在的见解或观点认为，“社会统治”充满着政治色彩，往往与“阶级”、“斗争”相联系，应该而且已经成为“过去时”，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不需要或应当告别“统治”，以为“社会管理”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可以接受的概念，而且，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社会“管理”亦已渐行渐远，也日益从“现在时”变为“过去时”，认为“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概念已成为日益时尚的“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其实，这些见解或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统治(control； rule； dominate)一词由“统”与“治”构成，本有统率治理、支配、控制等意思。一般用以指称阶级统治或政治统治。统治中的“统”有统一、统率、总括、全部、统管等等含意。通常统治是建立在外在的强制力量基础上的控制方式，当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运用强制性的手段迫使他人去遵守规范时就表现为统治，统治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表现为政治统治。政治统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和过程，它主要包括国家统治和阶级统治两方面。其中，国家统治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的统治；阶级统治是统治阶级运用本阶级的一切力量，并运用各种手段对被统治阶级实行控制和压迫。统治侧重于强制性的“统”或“一体性”，社会文明进阶愈是相对落后，往往统治就愈加强烈。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基于阶级对立的国家其阶级统治并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阶级、国家存在，那种基于阶级、国家的统治就不可能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以新的表现形式寓统治于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过程之中。在我国，愈是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愈要明确这方面的意识。

管理(manage)一词由“管”与“理”构成，通常是相对于统治而言。一般用以指称企业管理等，较少用于社会管理，在统治成为强势话语的社会情境中尤其如此。管理中的“管”既含有疏通、引导、促进、肯定之意，又含有限制、规避、约束、闭合之意；管理中的“理”字本义为剖析，含有道理、规律、合理、顺理之意。所以，管理就是一种合理地疏与堵的思维与行为过程。广义的管理是指应用科学的手段安排组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狭义的管理是指为保证组织的全部活动而实施的一系列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及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