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源培：深化改革需要努力克服三种异化

内容摘要：我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存在的社会问题不少，有的还相当尖锐，解决也比较困难。就其原因而言，与部分存在并滋长的三种异化现象有关：一是劳动异化；二是权力异化；三是政绩异化。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需要建设资本与劳动的良性互动为中心的机制，政府应当充当调停者，提高驾驭资本和市场的能力。权力异化使权力演变成特权，实质是权力的滥用，反腐败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以防止“倡廉”蜕变为“唱廉”。政绩是一个历史概念，唯GDP论英雄存在一系列的弊端，要改进考核方法和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按照“五位一体”的宏观要求，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率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内容。

关键词：深化改革 劳动异化 权力异化 政绩异化

当下，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加需要增强自觉的问题意识。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曾经指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力指数式的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我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存在的社会问题不少，有的还相当尖锐，解决也比较困难。就其原因而言，与部分存在并滋长的三种异化现象有关：一是劳动异化；二是权力异化；三是政绩异化。当然，并不是整体情况都是如此，但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存在，需要我们正视并通过改革加以克服。

一

先讲劳动异化。这是马克思针对资本社会提出的理论，其实质就是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最终消灭剥削。它主要表现在：第一，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但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称，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9，超过0.4的警告线；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5%家庭的234倍。第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不是感到幸福，而是充满不幸。社会的物态繁荣建立在某些劳动者的痛苦之上，劳动者缺少必要的尊严和尊重，普通劳动者不再是光荣的称号，劳动缺少安全等底线保护。第三，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违背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被贬低为经济动物。物质享受主义充斥社会，全球1/4的奢侈品销往中国。少数人无节制地追求占有财富，更多人只是为了维持生存而拼搏。第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形成社会上每个人同其他人的分离和格格不入，彼此作为异己者而存在，缺少必需的共识与共通。中国社科院2012年11 月初公布的调查报告称：“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 分的信任底线。”

不争的事实是，目前我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运转。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需要深入改革，建设资本与劳动的良性互动为中心的机制。为此，要重视对各种劳动异化现象的解决，这样，才能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古典经济学的终结者西斯蒙第早就提出：“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1］ 这种情况被马克思称作“不过是实现对人的彻底的否定”［2］。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和科技结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劳动异化。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竞争动力机制，以提高生产力。但是如何努力克服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弊端，建立和不断完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平衡机制，以便在动态平衡中不断解决按生产要素分配国民收效时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劳动的情况，致力于建设如恩格斯所说“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需要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也成为迫切的问题。［3］

在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政府应当充当调停劳动与资本矛盾的角色，以缓和矛盾。但是在部分当政者心中，信奉的是“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依靠科技而不依靠人民、依靠精英而不依靠大众”的原则。这样的改革会出大问题，即有损社会的和谐，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需要的是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改革；是努力克服劳动异化的改革、总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改革。虽然只要资本的存在，劳动异化现象就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资本一旦脱离了劳动，便什么财富都不能创造。“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4］因此，在尊重发挥各种生产要素作用的前提下，尤其要尊重劳动、爱护劳动，倡导创造性劳动，决不允许挟财富之威对劳动和劳动者进行各种各样的凌辱。全社会一定要确立并实现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尊重创造的风尚。这就要给劳动者以必需的尊严，因为“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5］。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的重点，着力解决好事关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样才能在资本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比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政府需要加强驾驭资本和市场的能力，而不是让它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资本和市场的逻辑从来就是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的，它往往是无孔不入，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为此，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强调：市场不能过多地侵入社会生活领域。政府要解决“越位”的问题，同时要解决“缺位”问题。“越位”主要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资本和市场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更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缺位”是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督，减少“政策分裂”，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所谓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以人为本，要充分顾及到广大劳动者的诉求与需求，把对商人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把对资本负责与对劳动负责统一起来。要打破既得利益的蕃篱，调整好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固化的局面，使社会各种阶层都有机会流动起来，做到改革成果全体共同享受。这种情况不会自发的形成，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尤其要重视社会建设，努力改善民生。而企业也要重视“社会责任”的建设，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权利、质量诚信等内容，以改善那些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整个社会的福利。

至于与劳动异化相关联的消费异化问题，消费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消费作为需求，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问题是由于劳动异化，在当代西方国家里，“提倡享乐型的消费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一切已为鼓励人们讲求物质享受与奢侈的享乐主义所取代”。［6］这里需要将“需要”与“欲望”加以区别。马尔库塞称“欲望”是一种“虚假的需求”。弗罗姆说：“人的身体有许多需要，比如说饥饿，这些需要是受生理条件限制的，总有一个极限。然而心理上的欲望―――每一种欲望都是心理上的―――是无止境的，即使这种欲望通过身体而得到满足。因为这种欲望本来要克服的是内心的空虚和无聊、孤独和抑郁，而这些都不是通过满足欲望来消除的。”［7］ 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层次展开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但是现在许多报刊文章把这样的顺序搞乱了，例如，上海2011年城市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5.5%，有的文章就认为这意味着“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过渡”。这就颠倒了“享受”与“发展”的关系。无论从消费主张和道德取向来说，把“享受”定位于最高层次，都是不正确的。我国既要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以拉动经济发展；也要防止和克服“消费不当”问题。“成由勤俭败由奢”，过度的奢靡式消费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会严重影响社会和官场风气。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做到“生存消费保证、享受消费适度、发展消费引导”，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

再谈权力异化。权力是社会最宝贵的稀缺资源，可以掌握在执政党、国家政府机关的干部手里，也可以掌握在某些由特殊利益构成的群体的手里，例如我国房地产、金融证券集团和一些长期垄断社会公共资源（电力、水利、交通、电信、能源）的集团。这些权力本来是人民赋予的，理应用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并且受到社会的监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权力发生异化，颠倒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权力演变成特权。垄断部门高管们拿着高薪，某些党政干部轻则是各种作风问题，重则是贪污腐化。权力异化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人民对这类现象很不满意。

按理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应当不允许有制度化的特权的存在。然而，从学理上分析，从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来考察，“公共权力”是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它在历史上日益同“人民大众相分离”，并造成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8］，一经产生就有与社会相分离的趋向。西耶斯说：“实际上，特权者认为把自己看作是另一类人还不够；他们竟然谦虚地而且几乎是真诚地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都是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公职人员”［9］，理应享受各种特权。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0］ 目前我国腐败与反腐败正处于相持阶段。透明国际组织去年公布的清廉指数显示，在183 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在第75位，虽然比上年略有上升，但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国际地位仍很不相称。腐败出现一些新特点：一是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二是案件涉及金额数量大，三是查处案件中的“一把手”多，四是“前腐后继”严重。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不下大气力反腐败，就谈不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应当从反对特权抓起。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秉公办事，可以造福人民；以权谋私，就会祸害人民。一个党和政府的干部如果在权力观上发生偏差，把权力当作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的工具，就必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滥用，滑向腐败的深渊。权力异化的特点就是将手中的权力商品化、庸俗化。西方学者亨廷顿把权力异化形象地称“政治寻租”，就是将手中的权力蜕化为“商品”，谋取非法的、损害社会的利益。他认为，“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政府官员不只是扮演一个被动、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以“主动出击”的方式，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11］这是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的结果，“有权者”和“有钱者”，产生“权钱腐败联盟”，对合理的市场经济改革进行破坏和阻挠。李克强总理说：“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要敬畏权力，用好权力，懂得“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道理。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同任何腐败不相容的。在延安时期，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44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7月，毛泽东在同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跨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思想。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傲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都多次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决反腐败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习近平近期部署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活动，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整风，努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