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布雷斯林：“中国模式”与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模式

随着《国富论》的发表， 亚当・斯密建立了政治经济的“科学”研究。三百年后，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依旧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核心。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再次成为政策辩论的核心：一个经济体/国家的最有效经济治理形式是什么？跨国治理和管制的形式是什么？全球秩序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在政策辩论的过程中，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是，正在形成的中国式替代选择――“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是否有可能取代占有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和治理模式？这是否会破坏发展中世界在民主和治理方面已经取得的许多进步？

20世纪上半期，新自由主义规划逐渐主导了发展话语。中国为新自由主义规划的替代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例。也许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与其说是一种发展模式，不如说是怎么做事和做事方式的实例。或许，中国充当了“不同”的隐喻――一种不同于主流议程的发展方式，一种对世界秩序如何建构和国际关系如何运行的不同理解。就这一方面而言，中国模式是什么不如中国模式不是什么重要。

这种“消极”的定义常常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将会在行为上不同于以前的大国，尤其是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交往时。正在形成的“中国例外论”也在支持着这一想法。它认为中国从根本上与其他国家不同，具有推动改变目前世界秩序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对一些中国学学者而言，这种正在形成的话语和关于中国模式的思想不仅相互强化，而且帮助加强了中国的现状。关键是，那些拥护中国模式的外国学者被认为推动了这一“规划”。因此，就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权力和国内现有的权力分配而言，“中国模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言语行为――以特殊的方式对其进行谈论和定义，使它变得真实，并赋予其真实的力量。

中国模式话语的兴起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国内对任何一种中国模式的性质都具有浓厚的兴趣。然而，在很多方面，外国的观察家推动了中国将会成为西方的替代的思想。他们认为，中国思想和实践的形成可能重构全球的权力关系，从而削弱美国在东亚和非洲的地位，最终挑战全球秩序的（自由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基础。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正处在威胁之中。

然而，正是外国人对中国式替代的极为独特的确认，才在实际上开启了中国模式话语的议程。乔舒亚・雷默最早在2004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版中提出了“北京共识”，随后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公布的一份广泛流传的小册子中阐述了“北京共识”。雷默对“北京共识”并不是完全正面的评价，他提到“现有的改革矛盾”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事实上，雷默认为许多吸引其他国家的政策都得到了中国领导层的推动，他们将这些政策作为战胜矛盾的方法。所以，当雷默谈到“北京共识”的特征是创新和承诺公平发展时，我们应当认为这是领导层对发展策略的期望，而不是对现有事实的概述。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如今“北京共识”仍旧是一种渴望，而不是现实。雷默承认“北京共识”并不是毫无问题的，这极大地引发了关于中国模式本质的争论，包括中国国内关于“北京共识”的本质以及它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差别的讨论。

中国模式与全球经济危机

正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或高兴或恐惧地认同中国的模式时，中国却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批判地审视这种模式的本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描绘了党与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描绘了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外国对中国体制的认知与中国国内对寻求新发展模式的需要的认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由于全球经济危机，这个矛盾成为更加明确的关注焦点。

丁学良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中国模式的“慢性病”，包括中国对出口的依赖以及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社会稳定而牺牲环境和长远的理性发展。姚洋认为，全球经济危机标志着“北京共识的终结”，似乎强化了一个越来越明确的信念，即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建立更依靠国内消费和降低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的新发展方式。

然而，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期间和之后，无论中国还是拥护西方民主模式的国家都对中国模式表现出更多的兴趣。

中国不仅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相对毫发无损地存活下来――尽管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和更大规模地扩大银行贷款，而且还顺利渡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一次关于中国是否代表一种比西方更好的发展模式的网络辩论中，《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经济的关键弱点，相比之下，中国仅仅短暂地放缓了高速增长的步伐，马上又恢复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毫不奇怪，其他国家的政策精英试图找出中国成功的原因和它们可以效仿的方式。具体来说，人们主要关注中国金融自由化的相对缺乏和巨额外汇储备的增长，这两者充当了抵御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最终堡垒。简言之，中国经济的表现重新把国家发展主义合法化了，使亚洲的强势国家模式的支持者重新获得了反对新自由主义路径的力量。

全球经济危机也加速了经济交往模式的转变和经济力量平衡的改变。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交往活动逐渐增多，中国的需求在帮助巴西等国从北美和欧洲的需求下降中恢复过来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通过G20以及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与现有全球大国的合作中，还是在像“金砖四国”这样的新阵营中，中国都在建立全球治理新机制的尝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什么是中国模式？

在确认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时，一部分困难就在于中国本身发展轨迹的巨大多样性。谈论一种单一的中国模式，就会忽略中国经济结构的多样性。对小型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浙江省而言，它的政治、经济就与更加商业化的重庆市和山西省有着些许不同，而重庆市和山西省又与河南省的社会规范不尽相同。显然，即使那些工业背景、农业―工业结构和自然条件相似的地区也都采取了明显不同的发展/增长战略。

然而，尽管这种多样性看似为追踪“模式”增加了难度，但事实上，它为我们指明了什么是唯一并且最为重要的特征。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促进增长的实验与非意识形态承诺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关键特征。海尔曼为此作出了也许最好的定义：“理解中国政治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表现出的适应能力，关键在于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把广泛的政策实验和长期政策的优先性结合起来。”

这种国家主导的实验使得中国经验的特征表现为“渐进性”、“自主性”和强政府。“渐进性”与“休克疗法”形成鲜明对比，“休克疗法”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转型的主要做法，也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机构所选择的改革战略。中国的渐进性发生在“政权稳定”的条件下，这又与其他一些崩溃的政权，甚至曾经的共产主义世界中一些已经消失的国家不尽相同。强政府与稳定性共同形成了中国模式许多特征的政治基础。通过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经验的比较，将中国模式的描述简单地停留在高水平增长和在没有根本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情况下的经济部分自由化之上。在中国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献中，对稳定性的关注非常明显。稳定性的确最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民对混乱的恐惧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心理”。稳定是政府的第一要务，然后才会考虑到要求改革现存体制的发展。这样一种心理通过必要的法律、制度、规章等已经变得制度化，反过来又加强了政治稳定性，然后才会考虑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切都是以强政府和一个作出正确决策和选择的强势国家为基础。

当然，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未改革的、国家计划的经济体。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中国能够成功战胜饥饿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为作为关键要素的市场建立了空间。黄亚生认为中国模式有两种：国家主义模式是近期出现的产物，而最早的中国模式是建立在自由化和私营经济基础上的，这种模式为中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还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关注改革的消极后果而不是积极结果，认为私有化、市场转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控制的缺少是问题而不是经济奇迹的主要根源。

中国的模式如何成为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无疑非常独特，但是从具体和特殊的条件来看，它是真正具有独特性吗？强势国家通过战略性地运用财政来控制经济活动，通过与全球经济不对称地融合来实现出口导向的增长，这种思想或许并不陌生，特别是对亚洲其他地区而言。诚然，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着许多不同。例如，当今中国的国家直接控制程度高于韩国。在韩国，财阀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形成了另外一种权力。相反，作为国家发展主义的代理机构，中国地方政府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中央的权力较之以前相对减少。中国的历史明显具有独特性。全球背景同样非常重要，冷战以来，世界环境大为改变，这是构建美国与台湾和韩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当然，中国市场规模使其变得与众不同。

然而，斯科特・肯尼迪反驳了雷默关于创新已经成为中国成功发展的关键支柱的主张，因而比大多数人更有说服力地表明：“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来源是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的专家和官员仔细地研究并借鉴了这些经验。”中国国内也普遍认为，中国经验至少与以前的亚洲发展型国家存在某种共同之处。然而，尽管中国国内对本国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存在着争论，但是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中国确实拥有独特的经验。就这一方面而言，“雷默的‘北京共识’在确定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某些方面而言，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讨论并不重要。如果人们认为中国模式存在并因此行动的话，这种做法本身就会使中国模式成为存在。然而，关于中国模式谱系的争论不只是一种语义学上的练习。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全新且独特的模式的话，我们或许就可以说中国模式与“规范”完全不同，也就是中国模式是异乎寻常的。但是，如果中国仅仅是强势国家发展主义的另外一个实例，那么什么是正常的？哪里又是与众不同的呢？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

李斯特经常被称作是重商主义者，但在许多方面，事实并非如此。李斯特不想回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批判的重商主义。人们往往认为李斯特试图通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法来复兴重商主义，但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前言中，李斯特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事实上，尽管李斯特著作的许多内容都在致力于探讨亚当・斯密的问题，但在很多方面，李斯特都是亚当・斯密的崇拜者。毕竟，亚当・斯密是深入研究这一领域的第一人，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鼻祖。李斯特并不是简单地拒绝亚当・斯密，而是建立并深化自己的思想，尤其是把纯粹经济主义的方法“政治化”。数学理论需要的是简单，亚当・斯密的理论便需要一种世界政治的视角，即个人的行为处在单一的全球经济实体之中。

李斯特认为理论上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现实世界却并非如此。在现实世界中，经济是国家性的。为了与其他国家政治经济体竞争，每一个政府都必须判定什么是最有利于国家的，但最有利于国家的未必是最有利于个人的。例如，如果国家可以从修建国家基础设施中获利的话，那么尽管会损失一些个人的利益，但国家仍应推进这项计划。简单地说，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政府应当引导经济活动去追求长远的国家利益。

对李斯特而言，在亚当・斯密的世界政治的世界中，他过于关注交换，而对生产却不够重视。李斯特认为生产不仅包括重商主义者所强调的“自然资本”（土地、海洋、河流、矿产资源等），还包括“物质资本”（机器、工具以及在生产商品过程中运用到的其他因素）和“精神资本”。其中，“精神资本”包括技术、培训、企业以及更传统的国家权力工具，如军队等。政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于思考未来能够创造财富的东西。政府还需要维护法律与秩序以保证社会进步所需的环境。政府在精神资本中付出的时间与金钱越多，从长远来看，国家就会越成功。

然而，不只是在发展国家的实力时，经济才是政治的：李斯特认为促进自由贸易本身就是政治的。在他的观念中，“英国是最大的欺凌者，对欧洲来说毫无意义可言”。

英国拥有最强的工业实力，这使它在与那些难以进行竞争的地区开展自由贸易时能够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在那些英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贸易中，英国摒弃了它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转而采取提高关税的办法来保护本国的制造商。结果，德国失去了继续发展能力，无力与英国进行竞争。

因此，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自由贸易是促进发展的手段：在那些缺少自由贸易的时期，德国的制造商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时期，欧洲大陆对英国的封锁为德国国内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