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雨飞：政治微博在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二重性作用分析

作为一种新媒体的政治微博的剧增，成为充分表达公民的政治诉求以影响公共政策的个性化载体，为政府倾听公众声音提供了最快速度、最大限度的渠道，有利于政府了解真实民意，实现更直接的政治沟通和良性互动。在某种意义上，微博可以看作是一个虚拟政府决策咨询机构。通过微博汇集民智和问政，已经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执政实践的一部分。政治微博的特殊性就在于快速、真实、互动，但政治微博是一把双刃剑，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也容易导致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另外一面。因此，要正确认识政治微博的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冲击，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引导政治微博的健康发展。

一、政治微博的界定

政治微博是指在网络上发布最新政策信息、提供政治评论或新闻、表达政治见解和沟通民意的新媒体的一种，是比所有媒体都更为快捷的政治信息分享、传播及获取的一种政治互动社区。与传统政治博客的最大不同在于，政治微博内容短小，只能以140字以内的文字容量更新信息，而且具有非常强大的即时互动功能。在有网络的地方，能够通过电邮、QQ和相关网站等数百种工具更新内容，在没有网络的地方，如重大事件的突发现场，只用手机也可直接地即时更新微博内容，其现场感及实时性目前超过所有政治信息的传播途径，由此带来的博主与民众的即时互动效果是传统政治博客难以企及的。

政治微博的使用主体大致可以分为政务机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学者和普通网民五大类。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统计，“到2011年3月，实名认证政务机构微博目前有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1]。通过政务机构微博，政府部门即时发布最新的公共政策信息和公共事务信息，表达政务机构的政策立场。政府官员以个人名义开设的微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生活属性的个人空间；另一种则是政治色彩浓厚，以政策宣示、政策鼓动、沟通民意为主的个人空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微博则以民意获取并将相关建议反映到提案中为主要目的。上述三种政治微博使用主体的分类很难绝对化，比如也有政府官员兼任人大代表的情况。知名学者微博的使用主体目前以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新闻等学界的知名学者为主，主要借微博表达政策见解、针砭时弊等，在很多情况下充当公众意见集中表达者的角色。

政治微博的出现，从技术条件上拓展了公民参与的空间和范围。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应该包括政策议程形成、政策问题构建、政策方案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评估、公共政策调整与终结等环节。长期以来，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大多数公民参与往往停留在政策议程形成阶段，即将相关事实反映给政策制定者，而后续的一系列过程中公民参与的规模和效果都不那么尽如人意。通过政治微博的公民参与，则不仅仅主要停留在政策议程形成阶段，而是相对均匀地分布在政策议程形成、政策问题构建、政策方案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评估、公共政策调整与终结等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例如，“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部分旅客即时将相关救援信息报出，属于政策议程形成中的参与，部分温州市民通过微博获知信息后自发献血救人则是一种政策执行中的参与。网民通过微博对于黑龙江方正县“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的关注和质疑，则属于政策评估和公共政策调整与终结过程中的参与。

政治微博在公民政策参与中的特殊作用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较强的亲和力，便于扩大公民参与的数量；二是微博的现场感、即时性和互动性增加了参与过程的真实感，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的内在质量。扩大有序公民参与的目的在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行政决策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由于技术进步，微博中的公民参与过程是门槛最低的政府决策咨询的虚拟形式之一，也是门槛最低的公民参与形式之一，因此微博参与形式较其他的参与形式具有较强的亲和力。也同样由于技术进步，微博的现场感、即时性和互动性增加了参与过程的真实感，能够有效降低公民参与的信息失真，缩短参与路径，增强参与的可信度，在有效的制度保障下，这种真实感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质量。

二、政治微博对于公民参与的积极作用

1．政治微博能够大幅度提高公民的参与数量

在现代社会中，开放的言论表达机制是公民参与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得以实现和不断完善的基本条件。政治微博的出现，为公民诉求的表达提供了一条更为便捷的数字化通道。政治微博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公民的高参与度。微博的内容组成只是简单的只言片语，有效降低了对微博用户语言表达能力的要求，微博开通的多种应用程序接口使得微博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网络等方式来即时更新个人信息，有效降低了对微博用户在使用方面的技术要求，因此政治微博极大扩展了公民的参与面，为扩大有序的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全新的器物层面的基础。

以政治微博为依托，公民的政策参与机制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优化。首先，政治微博的辐射半径相对于普通博客来说得到了极大扩展。由于微博上每条信息不能突破140字的技术限制，存在着一种“拉平效应”，作家不能洋洋洒洒数万言，农民工也可以将诉求表达清楚，这种现象更深层次的含义体现出一种话语权的平等性。语言门槛的降低和话语权的平等导致来自于普通公民的大量原创内容以核裂变的速度被生产出来。公民参与的社会化程度由此得到了极大提高。微博的另一个特征是不同用户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非常强大，导致其影响的辐射半径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扩展。作为公民和国家之间的一种沟通中介，政治微博在这种扩大的辐射半径下，可以更广泛和及时地释放、传播和凝聚民意，这就为某些政策热点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平台，最终使得公民通过政治微博发表个人见解、表达和交流思想的行为更容易形成政策议程中的公众议程，进而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甚至政策制定。

其次，政治微博极大地简约了公民参与的层次。一些政治领导人开通了自己的政治微博，为倾听公众诉求提供了快速直通车，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行政系统的层级节制所可能带来的过滤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公民诉求“信号衰减”现象。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抛弃陈规陋习和繁文缛节，除了以实名制的政治微博方式畅谈国事之外，还通过政治微博征求民意，减少了公民政治诉求传递的中间环节，在实现政治微博在公民政策参与过程中信息传递的“高度保真”作用的同时，还起到了为公民政策参与“广开言路”的作用。

2．政治微博强化了行政监督的外部条件

传统的行政模式往往使政府对决策信息具有高度的垄断权力，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许多决策信息处于不透明、不公开的状态，公众缺乏知情权，掌握政府决策信息有限，难以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问责。传统的政府结构中，信息传递是纵向的、垂直的。微博出现之后，强化了政府信息传递的横向来源，伴随着政府领导人“触网”、“开博”，横向的信息同时经由各个政府层级大量涌入政府既有的信息传递渠道。行政决策所依赖的信息结构由垂直式向平面式与垂直式结合而成的交互式发展，导致行政组织体系的信息获得和外部公民参与的环境之间原有的明晰界限日渐消失。同时，政务公开得到了微博在技术上的强力支持，微博拓宽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公民对行政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观察更加清晰，公民与政府的互动也更加频繁。“在中国传统的官员体系中，官员多和上下级联系，而新兴媒介的兴起，颠覆了政府与民间传统沟通渠道，重塑了官员与百姓互动方式，将官民直接对话搬到幕前。”[2]这一切，无疑强化了行政监督的体制条件。

另一方面，微博加剧了传播主体从原先单一的媒介组织向普通公众的扩散，它的问世使世界进入了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的时代”。在微博上，每个人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也是信息的消费者。这种“自媒体”特征充分强化了公民既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时代的关注者的权利。一些大的渎职腐败、错位越位、行政不作为现象，一些突发事件或引起社会关注的不公平事件，往往会通过微博强大的即时通讯功能迅速发表出来，从实践结果来看，其即时性、原创性和现场感远远超过了目前所有的传统媒体。以往在传统媒体面前“沉默的大多数”，在微博上找到了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广阔天地和长袖善舞的开放舞台。虽然在与网民的交流、互动以及有针对性地反馈意见等方面，不少政府微博仍有欠缺，但这一切毕竟强化了行政监督的公众基础。

“要促成个人与团体真正丰富的多元性，使他们能够公开表达对他人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支持或者异议，那么，公民社会和国家机构分离，由公众对各个领域的权力进行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3]毋庸讳言，目前在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行政权力仍居主导地位，公民社会还远没有赢得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但在技术的意义上，政治微博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成为公共治理中开展行政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政治微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以公民社会的成长来制约行政权力的思想，对行政权力的不规范行使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微博本身不具有追求行政权力的充分条件，因而在正常状态下微博对权力的监督更具公正性。通过微博以社会制约权力、监督权力，有可能成为一条全新的行政监督路径。

3．政治微博可以提高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传统的政治决策过程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精英主义的色彩，普通民众政治信息的缺乏、参与成本的高代价、诉求途径的非便利等始终是制约公民参与的一道瓶颈。政治微博的草根性具有淡化精英主义的功能。当这种草根性与政府决策模式紧密联系时，传统的精英主义决策过程将会受到巨大冲击，从而不可避免地拉近草根政治与精英政治的距离。政治微博的出现为公民快捷地了解相关政治信息提供了比以往更加便利的条件，也为决策者了解民情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和途径，因此政治微博也是一个沟通民意、收集舆情的重要渠道。无论决策者与公民之间，还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在微博这个平台上都有了更多的互动性与平等性，所以政治微博在相当广泛的政治空间里拉近了普通公民与政治场域的距离，这种政策参与现实性的增强促进了公民政策参与兴趣的提高。

公民在参与过程中所获得的激励是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的基础变量之一。“微众时代，一条微博、一段微视频、一句流行语，都是微动力，都可能成为引起风暴的蝴蝶扇动的翅膀。”[4]政治微博所具有的快速反应、广泛传播的优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众议程能够得到最快捷的成立，参与效果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和呼应，客观上提高了公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绩效。“海量信息以裂变的方式迅速即时集散，让期望微博打破某种程度上的言论桎梏的网民躬逢盛事。”[5]所有这些，使公民相对于其他参与方式能够从微博参与中获得较多的正激励和成就感，因此微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公民政策参与的积极性。如果说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下人类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那么政治微博已成为获得广为认同的、能够激发公民政策参与热情的一种重要工具。

政治微博本身是一种政治文化存在。由于网络横跨国界，必然带来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整合与碰撞，最终形成多元的网络文化。从近年的实践来看，微博所形成的多元文化以开放、自由、包容、平等、探索为价值追求。这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微博文化中开放、自由、包容、平等、探索等特点无疑能够促进参与主体的平等意识，并进一步增进人们对以平等、责任等为核心的公民意识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公民的参与意识。同时，这种多元文化拓宽了公民的政治视野、增加了参与过程中的判断能力，能够使参与主体从多维度、多侧面思考问题，有利于参与主体客观地、全面地评价政治事件，更加理性地参与政治生活，同时也在民主政治的层面上部分地构建了政治微博本身的正面意义和存在价值。概言之，在现代国家公共治理中，政治微博极大地强化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

三、政治微博对于公民参与的负面作用

政治微博是一把双刃剑。“由于网络本身虚拟性空间浓缩、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的隐匿等特点，它在使现实主体性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却又使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主体性畸变、主体批判性的缺失以及主体性的被奴役。”[6]虽然政治微博已经成为公民政策参与的重要方式，其影响和作用不断增强，但也可能对社会政治秩序带来一些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政治微博的虚拟性导致外在约束乏力

目前我国政治微博数量日益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