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深化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对策建议

【“3×5”纲目】①三个指导性创新理论：文明类型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中华文明理论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权力转移和组织分工理论与改革。②统一“两个基本点”的三个坚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产党执政；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③三种管理分立：全民所有资产经营管理、科学技术认定发展管理与行政管理分开，在人民代表大会下分立；国土资源收益保护管理在行政管理内分立。④三种权力转移：财政权、最终监督权转移到人大；司法管理权转移到科学技术委员会。⑤实施三项举措：城市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农民工入户城镇与农村发展家庭农场统筹兼顾；逐渐形成公平工资。

一、三个指导性创新理论

（一）文明类型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走自己的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及其形成的模式，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

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来源于“五种社会形态说”。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根源是“五种社会形态说”有缺陷。“五种社会形态说”包含着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形态、“单线发展”论等观点，是这些观点的具体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重视保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向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突破了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单线发展”路线，把传统理论认为是根本矛盾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即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

“五种社会形态说”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限于西欧。然而，马克思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对全世界都适用的“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 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使其成为定论。

“五种社会形态说”不符合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造成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经提出过质疑。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说”，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导致长期犯“左”的错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说”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

尽管中国在实践上“摸着石头过河”，已经突破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局限性，但是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完成创新，人们仍然沿用这一学说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果就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歪曲性认识：如有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伦不类的社会形态，“若隐若现的封建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真真假假的社会主义”；有的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还有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等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混乱不清，而是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有缺陷。戴着有缺陷的“眼镜”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出现看不清、看不准的问题。所以需要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相一致的基础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文明类型理论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把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按文明类型沿不同道路前进并且又有相互影响和推动的历史。在经济主导型文明中，由于资产的占有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资产（包括奴隶）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大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在政治主导型文明中，由于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政治权力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大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

在生产力、产业结构、经济形态和文明整体发展程度等方面，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构想的代替资本主义并比它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社会）中，用来代替专制制度的社会制度。宗教主导性文明的社会发展，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一般要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和三种社会形态：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宗教/政治”主导型文明和“宗教/政治/经济”主导型文明所经历的社会阶段和社会形态，也相应具有复合性的特征。人类所经历的社会形态是多样的、各有特色的，但都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样就使理论与实际更加一致。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 民主政治 ；“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在人类物质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物质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 金融危机 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被看着是“谁代替谁，谁战胜谁”的敌对关系：从我们方面来看，由于“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只是策略性的，只是由于社会主义力量还不够强大；从西方国家来看，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始终是对“民主国家”的威胁，与社会主义国家共处也是策略性的。如果用文明类型理论来看，我国与西方国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们沿着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发展道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沿着经济主导型文明的道路搞资本主义，方向相同，道路各异，不存在“谁代替谁，谁战胜谁”的问题。这就为从意识形态出发、调整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和谐世界的主张扫清了理论障碍。

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验已经失败，人类意识形态变革的历史已经终结，“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化作为人类统治的最终形态”。西方的理论界、政界和媒体，按照这一观念去看待和评价其他国家的制度和观念，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我国所坚持的一些被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制度和观念，如坚持共产党执政、维护国家统一等，也成为他们不断指责和要改变的对象。由于缺少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持，我们一直处于“被告”的地位和被动应付的局面。文明类型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学说。这一学说从新的角度，研究、分析了世界现有文明的类型和发展前景，指出各类文明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其中，形成并持续发展于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和形成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一样，都是能适应社会进步要求不断发展的文明。这两种文明各有其优势，也各有其容易出现的偏向和问题，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理论与传统的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形态理论及社会主义理论相比，更加符合世界历史和当代国际的实际，体现了“和而不同”，是可以拿到国际学术界讨论、与西方自由民主学说相抗争的新学说，可以减轻西方对我国的舆论压力和理论威胁，为非西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争一块理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