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12月11日是中国入世10周年纪念日。10年前的2001年，中国的GDP约9.6万亿人民币（约1.3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为5098亿美元，其中出口为2662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数据，10年来，中国出口增长了4.9倍，进口增长了4.7倍，GDP增长了两倍多。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超过1.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十分之一。过去10年，中国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给其他经济体提供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10年来，中国累计吸收外资超过7000亿美元，新增34.7万家在华投资企业。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经济的排名迅速上升，已由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这些数据说明，10年前对“狼来了”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

全球经济地位的上升反映了一个客观的实力变化。但要使这种变化投射到全球经济的治理权和话语权的提升上，则并非体量增加就可自动达致。这里充满着复杂的博弈。一般来说，新兴国家随着实力的上升会谋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使之反映自己的地位和意志。平心而论，比起10年前，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还是得到了相当大提升，但亦要承认，治理权的提升与中国目前的体量相比，则远不匹配。国内外一些学者就认为，中国其实还没有进入现存国际经济制度的核心和深层，还只是一个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的“被领导者”，比如，中国至今连个“市场经济地位”还未获得；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投票权虽有提高，但并不意味着真正改善了中国在这些全球机构的治理和决策机构的地位；西方对人民币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附加不少条件，等等。

之所以中国还未能获取相应的全球经济话语权，我认为原因出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现存国际经济制度延续了60多年，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利益格局，任何一个后来者加入这个体系分割其利益，都会遇到既得利益国家――主要是美欧日――的阻扰。这并不奇怪，国际间的博弈历来如此，不能用所谓对错是非的观点去看待。从这一角度看，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虽然最终由一国经济实力决定，但如何运用实力是有讲究的，并不是实力到了权力就自动获得，这里还存在一个对规则的认识和把握问题。中国入世毕竟才10年，各方面都还不熟悉，现存利益者肯定会运用已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工具，逼迫中国作出让步，或者把中国排除在已有的治理权力之外。

其次，中国自身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能单纯归咎于美欧的阻扰，或者说，中国自身的不完善，给了美欧阻扰中国进一步提升规则制定权的口实。如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上，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还包括对中国的商业环境，法律完善程度，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公平，诚信等商业道德的不认同。而在这些方面，客观而言，中国确实不完善，有着很大的改进余地。再如，人民币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问题，IMF的规则是，作为特别提款权的货币首先是要流通的，人民币至今没有国际化，当然按照规则，是不能加入的。这与一国的实力无关，实力再大也得遵守已有的规则，除非将这一规则修改，否则，就不可能有基本的共识。

最后，也与中国的某些应对失误有关。我所说的失误不是指一般的“学习”失误，后者很正常，而是特指中国对某些不应过分重视的东西过分重视，致使美欧认为有机可乘，拿来作为敲打中国索取利益的筹码。

还以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为例，尽管中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有助于减少西方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指控和投资贸易壁垒，但当少数国家一再表现出只想以此从中国索取更大利益而无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时，再去争取已无实质意义，反而陷自己于被动。事实上，即使不要它们承认，再过5年中国就自动获得这一地位，现在10年都快过去了，从中国贸易的跃进速度来看，它并没有成为中国崛起的根本阻碍，再等5年又何妨？所以，对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问题，既然西方不愿意，那就顺其自然，不必刻意去争取。类似的应对失误，在其他方面也存在。

中国须加快经济转型

全球经济治理权的获得，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以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还被动接受别人制定的规则，某种意义上的确意味着中国在博弈中输了，至少是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运用自己的实力和优势去争取规则制定权的问题。从中国目前来看，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庞大的13亿人的大市场，以及蒸蒸日上的发展速度，无论美欧日，都不可轻视，尤其它们如今身陷危机泥潭，更是如此。而对中国来说，过去依靠它，引来了外资，发展了中国经济，进而提升了在国际上的地位；未来，还要依靠它，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者”。

在这方面，美国给中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美国在经济起飞时期，也像中国一样，通过输出商品，确立了自己的贸易大国地位。但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开始以贸易逆差的形式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向美国出口商品赚取美元，一直到今天，美国在对外贸易中都是逆差。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实力超强的结果和标志，但逆差又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贸易逆差中，美国一方面廉价享用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商品，改善美国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又借着贸易逆差，在全球化范围内不断膨胀，开疆拓土。因为在其他国家经济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背景下，美国就能很方便地打开他国市场的大门。巨额贸易逆差还是美国发起贸易战、扩大服务贸易和获取全球化利益的“武器”，逆差也助长了全球“美元化”趋势，为美国转嫁风险创造条件。可以说，正因为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使得世界经济越来越难以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从这个角度看，也可说世界经济被美国所“挟持”，从而，美国的“经济霸权”与“政治霸权”得以互相促进。

美国之所以能够以贸易逆差做武器，当然是因为美国是个内生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具有巨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击风险能力。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目前无法与美国相比，但从美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至少能获得一些启示。因为某种程度上，中国与美国非常类似，都是资源消耗大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而且，中国的市场比美国大得多，因此，如果改进中国经济中的缺点的话，是能够代替美国发挥世界商品“蓄水池”作用的。这将对中国谋取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十分有利。但要像美国那样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就必须改变目前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因为出口是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进口是把别人的命捏在自己手上。不过，以中国当前的低工资经济，是无法产生足够的内需以吸收潮水般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因此，要激活13亿人的大市场，中国需要加快经济转型，将目前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的社会改变为消费型的社会。否则，中国还依赖出口，无论经济规模做到多大，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被领导”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尤其是外贸顺差的大幅减少，并非坏事。因为顺差的减少既有出口增速下降的原因，也是进口扩大的结果。中国现在的进口规模仅次于美国，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0%以上，除了对美欧等的贸易还存在巨大的顺差外，对世界其他地区基本是以逆差形式出现。因此，如果中国今后进一步提升对美欧的进口水平（当然这也要看美欧是否在高科技出口等方面解除对中国的管制），中国和美欧的贸易顺差将会大大减少。美欧目前的经济状况需要中国进口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总之，以中国的经济分量并且将继续壮大的规模，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全球领导者。这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使命。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就看中国能不能借助当下全球的经济危机，并利用好自身的实力，改革国内的经济结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建立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为更快地成为全球领导者，中国现在也可以尝试着去建立一些让大家利益均沾的，而不是歧视性的“中性规则”。在改革完成前，中国不大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真正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