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公民不服从与自由民主：倒扁红潮下的一些省思

2006年9月9日，施明德率众走上台北街头，要求陈水扁下台。这场“反贪倒扁”运动历经三次动员高峰(9月9日凯道誓师、9月15日围城游行、10月10日天下围攻)，吸引了上百万人参与。它是台湾自1987年解除戒严以来，历时最久的、参与者自发性最强的、规模最大的一场群众运动。

运动的最高潮出现在9月15日。当天晚间，近百万红衫军上街游行，在雨中呐喊“阿扁下台”。这大概是台湾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场示威游行，但并未发生任何零星的暴力冲突事件。此外，9月9日与10月10日的场合，也都有数十万人参与，也都近乎绝对非暴力。称其为“非暴力抗争”，可能还不够贴切。盖以台北市民为主体的红衫军，如同1960年代在美国南方静坐的第一批黑人学生，相当有意识地在抗议过程中展现其“公民性”。

但“公民性”与“合法性”未必是同一回事。黑人学生进入实施种族隔离的餐厅静坐，固然违反了当地法律，但却是公民性的具体展现。这类违法的公民抗争行动，一般被称作“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包括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校园民主运动、反核运动、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同志运动、移住民权利运动、无住屋者运动、动物保护运动、反人头税运动、反伊战运动等各种运动，都采取过公民不服从行动。

倒扁运动其实不是例外。在915围城游行过後，倒扁总部曾一度考虑采取更积极的，但可能违法的抗争行动(如政治性罢工、非暴力围堵、越过警方封锁线、瘫痪交通等)，但内部意见纷歧，始终犹豫不决。影响所至，10月10日天下围攻的参与者，从头到尾搞不清楚要如何“围攻”，以及要不要违法。当天傍晚，倒扁总部号召红衫军游行至忠孝东路；受到新闻媒体即时报导的影响，加入这场“违法”游行的人数逐渐增加，一度占据了整条忠孝东路。次日凌晨，近百名红衫军因违法夜宿忠孝西路，而遭到台北市警方“柔性驱离”。此後，倒扁总部酝酿在11月份发起经济抵制运动(一种可能违反金融秩序法规的公民不服从)，但碍於各种现实考量而作罢。

总的来说，除了几起零星的违法行为外，倒扁运动并未采取更积极的、更具政治压力的违法抗争手段；但称其为不排除违法抗争的“准公民不服从”，或许并不为过。事实上，若非台北市当局执法从宽，这场运动很可能从一开始便是违法的，甚至被迫与公权力进行更全面的对峙。类似於10月10日忠孝东路游行的违法行动，若是发生在美国(如2003年3月的反伊战游行潮)，不无可能导致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与逮捕行动。

“公民不服从”的基本特徵在於：它是一种公开的、政治性的、非暴力的、诉诸公理的、自知(可能)违法的、愿接受法律後果的抗争行为，其目的通常在於抵制、改变某些被认为不合乎公义的现状、政策或法律。在1980年代台湾走向政治开放的过程中，即曾经出现一些接近於“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抗争。发生在1989年、最後以悲剧告终的大陆八九民运，亦呈现出“公民不服从”的某些重要特色。

在台湾，某些强烈同情八九民运的论者如龙应台，却对倒扁运动充满了疑虑，彷佛这类大规模群众运动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在倒扁运动登场之前，龙应台即为文表示：既然台湾选民在2004年选出了陈水扁，便必须尊重这种民主契约；要是陈水扁坚持不下台，不满者也只能自责，怪自己选错了人，而不宜走上街头，更不该祭出体制外的抗争手段。龙应台的这番见解，当时获得了民进党挺扁人士的高度赞扬，但并未被百万红衫军所接受。

也许，龙应台并不反对合法的街头运动，因其属於民主基本权利的行使；但她显然反对违法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并认为其与“民主”难以相容。但我们不妨追问：为了抵制、改变某些严重偏离公义的情事，违法的抗争手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当的吗？如果台湾的民选地方首长以“安定”、“秩序”为藉口，全面封杀倒扁运动的集会游行权利，红衫军应该服从於这种决定吗？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公民不服从”全无容身之地吗？

在讨论这些课题以前，我们将先回顾历史上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与理念。

从梭罗到甘地

1848年，美国作家梭罗(1817-1862)以“论个人与国家之关系”为题，公开阐述他的不服从理念。此文後来被更名成〈公民不服从〉，广被推崇为“公民不服从”一词的滥觞。

梭罗反对奴隶制，也反对美国侵略墨西哥，故拒绝向州政府缴纳人头税，并因此在狱中待了一夜。出狱後，他在〈公民不服从〉文中写道：“若州政府要在将所有正义之士关进监狱，与放弃战争与奴隶制之间做选择，它的选择简直就绝不会犹豫。若是有一千个人今年不纳税，这方法既非暴力，也不会流血，正如纳税既非暴力也非流血一样；而州政府亦不至於动用暴力，流无辜人的血。事实上，这便是和平革命的意义所在--如果说这种革命能够出现的话”[1]。

以後见之明，梭罗心目中的“和平革命”并未出现，否则美国也不会为了蓄奴争议而走向南北战争。但梭罗的贡献在於，他指出了一种非暴力抗争的可能形式。这种抗争形式(如拒绝缴税)虽然违法，违反了实存的法律，但却是为了矫正更大的不公义(如奴隶制与帝国主义行径)。

在梭罗之後，托尔斯泰(1828-1910)与甘地(1869-1948)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公民不服从的可能内涵。托尔斯泰是位和平主义者，他对爱国主义的批判，及对民族国家体制的嗜战倾向的反思，今日读来仍发人深省。面对这整个战争建制，他主张采取非暴力抵抗。他认为，若每一个人都拒绝爱国主义的召唤，都拒绝从军，都拒绝出战，都不与战争机器为伍，则民族国家体制终将难以为继。

甘地先後在南非与印度所领导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以对抗殖民政府、争取民权、追求独立为主要目标。在印度，甘地的政治目标是革命性的，即要革掉英国殖民政府的命，但他的手段却是非暴力的、公然违法(但接受法律後果)的公民不服从。对甘地而言，公民不服从是一种道德之争，抗争者必须心中有爱与真理，必须尽可能排除仇恨与报复心态，并以承受苦难(即来自殖民政府的镇压与迫害)来赢得支持、说服对手，获得最终的胜利。

以甘地在1930年所发动的抵抗食盐法运动为例。他之所以选择垄断性的食盐法体制作为抗争对象，主要目的在於让外来的英国统治者露出狰狞的面目。除了拒买官盐、自行制盐等违法行动外，甘地还号召民众去围堵官方盐厂，直接以肉身挑战公权力，以逼迫总督在政治让步与强力镇压之间做出选择。对甘地来说，为了唤起印度人的国族主义情操，付出被镇压的代价是值得的，甚至是必要的。在那场运动中，超过10万人入狱，还有数百人牺牲了生命。

虽然甘地被推崇为“公民不服从”的运动导师，但甘地式的公民不服从有其特殊性，而未必能够套用於其他的政治脉络。第一，甘地对於非暴力的坚持，是近乎宗教性的。甘地要求追随者打不还手，无条件承受苦难，即使枪林弹雨也不退却。正是这种受难精神，才使甘地得以采取猛烈挑衅国家机器的运动策略。

第二，甘地式的公民不服从具有公开的革命(政体改变)意涵，必须理解为革命运动脉络下的阶段性抗争手段。表面上，反食盐法运动是针对特定议题(即食盐法体制)的有限抗争，但实际目的则在於打造印度国族主义。

第三，并不是所有的威权政府，都像印度当年的英国统治者一样，能够(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许甘地式运动实践的“出现”。在威权体制下，非暴力行动未必是违法的(如陈情请愿)，或即使违法但不直接挑战政权(如针对雇主的罢工、地方性的维权运动)。但甘地式的公民不服从则构成对威权政体的公然挑衅，因此往往在尚未壮大或出现以前，即遭到预防性的镇压。

第四，经验显示，在相对稳定的“民主”社会(如战後欧美社会)里，甘地那种革命性的公民不服从几乎不曾出现。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系针对特定议题(如黑人民权、越战、人头税、伊战等等)而发，目的从不在於政体革命。

若论及当代民主体制下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更重要、更经典的参照座标，或许是196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

金恩与黑人民权运动

自1950年代後期起，金恩(1929-1968)效法甘地精神，发动争取黑人民权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不过，1950、1960年代的美国毕竟不同於英国殖民下的印度。与甘地最为不同的是，金恩要的不是革命，而是黑白的平等待遇。

在金恩的领导下，民权运动者一开始努力效法甘地，希望尽最大可能落实爱与非暴力原则。但受限於各种现实条件，这个运动逐渐偏离了甘地的苦行僧路线与宗教色彩，呈现出另一些风貌。研究者指出：甘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条件承受苦难的精神，在民权运动的初期或许较为显着；但运动参与者对於非暴力原则的态度，逐渐显得更加“务实”。例如，部分运动者认为：只要不主动施暴，警察对运动者施暴未必是坏事，因其可能产生有利的媒体效应。运动者承受某些暴力，主要是基於现实考量。

虽然金恩不断重申甘地那套运动理念，但运动领导者未必能够有效地规训运动参与者。再者，一旦运动参与者的权利意识开始发酵，则变得很难充分落实甘地那种对国家暴力甘之如饴的受难精神。试想：当和平抗议者被白人警察或暴民殴打时，绝不能还手自卫吗？连一点义愤都不能表现吗？若是被起诉，连辩护官司都不打吗？若运动领导阶层的刑期太长，对运动的发展是好是坏？凡此种种问题显示，黑人民权运动所从出的政治环境(1950、1960年代的美式民主)，与甘地所面对的情况(英国殖民政府的少数统治)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差异。

在美国，黑人是被压迫的少数，这使得甘地模式的不合作运动窒碍难行。正如梭罗所暗示，不合作策略(如拒绝缴税、经济抵制)能否产生重大作用，首先得看参与人数而定。它当年在印度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背後有一群人海予以支持，是因为外来的英国殖民者在人数上居劣势。但在1950、1960年代的美国，黑人不仅是少数，权利意识也还未充分觉醒；因此，不合作策略很难瘫痪种族隔离体制的运作。

自1955年起，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市民，对实行隔离措施的市公车发起抵制运动。相较於甘地那种与国家机器对决的不合作策略，由金恩所领导的这个不合作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自我设限的。为了抵制食盐法，甘地号召群众去围堵官方盐厂；但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市民并未去瘫痪公车行驶，而只是合夥开车上下班。合夥开车照说并不违法，但仍被当地白人政府认定成违法，因此构成了公民不服从。透过媒体的报导，公车抵制运动固然受到了注意，但由於黑人不是主要客源，抵制运动对公车系统的影响相当有限。

更具作用的是金恩所谓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及游行示威活动。当时，“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主要形式是“静进坐”(sit-in)，也就是进入实施隔离措施的商家，直接坐在黑人被禁止坐下的位置上。这是一种公开违法的公民不服从行动，直接挑战在地的种族隔离措施，并间接抗议整个种族歧视体制。虽然静进坐者(以黑人学生为主体)经常遭到白人暴民与警方的暴力相向，但被打被关被退学的人愈多，加入的人也愈多。1960年，静进坐运动在美国南方遍地开花；在其影响下，不少南方城市务实地改采了种族融合措施。

在所谓的“民主”体制下，照说示威游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算是公民不服从。但在1950、1960年代的美国南方，白人警察动辄以“破坏秩序”为藉口，限制、干扰民权运动者的示威游行活动。这使得本属合法的示威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