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京：台湾政治转型中蒋经国的民主思想与改革抉择

摘要：台湾政治改革是后发现代化地区（国家）完成政治转型的成功典范，而蒋经国在这其中扮演了启动转型的关键角色。他认同西方民主理念，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力图把西方民主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重视民主选举并不断开放更高层级的选举。在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渐趋变化的过程中，他果敢地放弃已不合时宜的观念，顺应时代发展，回应民意诉求，适时启动台湾自由化进程，以包容、有序、渐进的改革策略推动政治转型，最终给台湾社会带来善治和新路。

关键词：蒋经国；民主化；台湾政治改革

20世纪80年代，台湾在国民党高层自觉主导和有序推动下进行了较为成功的一次政治转型。学术界对台湾政治转型的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者尝试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对台湾政治转型作出解释，本文力图从威权人物在威权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出发来考察台湾政治转型。不可否认，威权人物蒋经国扮演了开启这一转型的关键角色。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是蒋经国基于维护国民党执政地位所作出的理性策略选择。但是，还应该承认蒋经国个人的民主理念和善治抉择更是台湾和平转型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变量。

蒋经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五四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因缘际会在苏联学习生活12年之久，体验了斯大林的集权统治，感受了俄国民粹党深入基层的情节。中年回国以后，国民党在大陆执政，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又经历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和两党争斗的内战。败退台湾后，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立足台湾的现实需求，扎根台湾本土，推动经济发展。蒋介石去世以后，掌握权柄的蒋经国，在时代变迁中顺应历史潮流，体认民意，依靠政治智慧换取社会容错空间，最终选择民主制度，开放党禁报禁，开辟了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一、认同民主理念是威权转型的基本前提

（一）认同西方民主理念和制度要素

对于西方制度文明框架下的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理念，东方社会长期以来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或怀疑，或排斥，喜欢推行自己所谓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因而，造成东方社会一些国家（地区）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裹足不前，艰难徘徊。蒋经国个人虽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对“民主”的价值理念却是认可的。他认为，“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与安居乐业的生活方式毕竟是人类的共同愿望”。[1]426作为威权领导人，他同样明白，“民主对极权、自由对奴役、人性对兽性的斗争，在经历一阵低潮迷雾的回荡之后，也更有拨云见日、激浊扬清的一天！”[1]203在他看来，民主与极权两种制度是根本对立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实现必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势不可挡。在这样的认识下，他坚信“实践三民主义，力行民主宪政，乃是国家建设的唯一康庄大道。”[2]201

蒋经国不仅充分肯定自由民主价值理念的积极意义，还对民主的制度框架予以认同和赞赏，他认为，“民主政治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一个宪政的体制、议会的构架和法治规范，让大家就大家的事，用合法、合理，并为民众所接受的方式和途径，开诚布公、协调沟通。在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下，综合不同的意见，相互容忍，解决问题。”[3]218“民主宪政的积极贯彻，更是从实施地方自治来入手。”[2]169透过蒋经国对民主的论述可以看出，承认民主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制度设计很难离开权力分治、选举、出版言论自由、法治社会、地方自治等这些民主制度的要素。无论威权时代还是开启政治转型，这些民主制度要素在台湾都能觅其影踪，与西方民主政治“并无二致”。

蒋经国能够站在历史的、世界的角度来看待台湾地区民主发展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就历史观点而言，民主政治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经历了数世纪的成长过程。譬如，英国自1215年发表《大宪章》以来，即在进行民主化运动，美国也经过二百年的民主经验。因此，以中华民国与这些民主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步调不缓慢，因为中国从1911年革命实施共和以来，迄今才不过71年。”[3]64 蒋经国不仅能够体认民主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更重要的是，他把民主作为一种精神信念，而非某种政治投机的手段和幌子。他认为，“民主宪政不只是一种现代化的功能，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信念。”[2]171 “民主是渐进的，不是冒进的；是培育的，不是移植的；必须适于国情，在自己的土壤生根成长。”[2]159由此可见，蒋经国认同西方民主理念，对民主的制度安排与西方民主理论并无太大分歧，并能充分体认民主发展过程的漫长艰辛，特别强调民主不能作为政治的调味剂，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信念。蒋经国坚定的民主信念为有序推动台湾政治民主化做好了思想理论准备，从一个侧面回应了蒋经国对台湾政治改革是“对外仓惶应对”的这种解读。

（二）力图把西方民主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在过去数百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上，法治、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被证明是适合西方现代化的政治框架，这一点基本没有争议。而在东方社会，推行民主制度、宣传民主理念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难产或水土不服的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伦理观、方法怀疑论、个人主义精神等思想基础之上，这些思想理论在承认人具有“自爱”和“利己”等特点的基础上，认为每个人都有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这就需要国家体制和法律给予保障。人们始终对统治者抱着必要的怀疑态度，时刻警惕国家权力被统治者用于个人目的，需要用科学方法规约掌权者行为，需要形成民众监督之下、相互制约的国家管理机构，因此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就应运而生。而这些启蒙思想在传统东方社会不被广泛接纳，甚至极为罕见，自然在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和建立西方民主制度时遇到困难就不足为奇。

对此，蒋经国认为西方民主理念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合，才能真正推行本土民主化进程。他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宪政民主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三民主义宪政，乃是根据中国文化一向即有的民本思想，要将伦理与科学相结合、伦理与民主相结合的传统精神，化为现代的民主制度，使道德、理性、法治同得重视，将中国文化的王道，使之现代化”。[2]158 在蒋经国看来，西方民主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是相融合的，这就为民主宪政在本土扎根找到了契合点。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官要为民谋福祉”思想与西方民主制度中“对人民负责”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意。

蒋经国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利于民众的优越制度，可以让人民享受权力和利益，可以使社会发展不断向好。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蒋经国在推动台湾政治转型时，所推行的各项政治举措都坚守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人民谋福祉。特别是，具有浓厚平民意识和草根情节的蒋经国，常常能够为中下层民众着想，深入基层，体察民间疾苦，使台湾在富裕之后仍然保持着很低贫富差距。这正是蒋经国能够把西方民主理念根植于台湾本土，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蒋经国不仅自觉接纳和推广西方民主理念，同时更加注重把西方民主理念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让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被整合在主流文化之下。这既是拥有悠久传统东方文化的国家（地区）走上现代文明的根本出路，又是东方社会克服现代化过程中水土不服难题的症结所在。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一定要努力避免“为了特色而特色”，而背离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三）建立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民主宪政体系

法国《费加洛》杂志总编辑季欧曾向蒋经国提问：“何为三民主义？” 蒋经国回答时说：“简而言之，三民主义的精神与内涵与十八世纪贵国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之口号，及美国林肯总统所揭示‘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相似，一面在求中国之自由民主，一面促进世界和平幸福，符合中国人民一致愿望。”[3]20 台湾践行民主实践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三民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理念，本身就体现了自由平等、主权在民、宪法保证、议会制、分权制衡、政党政治的民主政治要素。

而蒋经国对“三民主义”民主宪政的诠释，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华民国是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依宪法都有保障。”[5]164 在蒋经国看来，只有依据三民主义的民主宪政，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他强调“中华民国”实施民主宪政的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通过回顾“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历史，以此论证从孙中山到他本人坚守民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从而对台湾推行宪政民主进行追根溯源。

对于国民党退台后，颁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推行了近四十的党国体制，人们颇有异议。蒋经国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民主政治的精义在于透过人民政治的参与促使政府成为一个负责人、对民意趋向有反应的政府，与政党的多寡并无绝对的关联。”[3]65他深知民主政治的要意在于人民参与，权力监督。但受当时历史环境和世界格局的影响，不得不颁布“临时条款”，对党外势力和异议人士作出某种限制，由此所产生的政治缺陷，以求通过基层选举、增选“中央”民意代表等措施来弥补。同时，他能够积极回应民意、柔性处理党外运动，在保证台湾地区安全的前提下，力图使民众充分享有公民权利。在条件成熟以后，蒋经国果敢的宣布“解严”，全面实施“中华民国宪法”，使台湾地区真正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二、推动民主选举是启动转型的关键环节

（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

投票选举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蒋经国治下的台湾威权社会一直存在有限“中央”层级选举和地方自治，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控制了各种资源，在选举竞争中自然处于优势地位。但“竞争”赋予选举以实质性的意义。在对“选举”的认知上，蒋经国与西方民主理论是一致的。

首先，他认为选举的前提应该是公平、公开、公正的，“透过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乃是走上现代民主政治常规的必经之途。”[1]623尤其作为执政党，更应该“本着至公、至正的胸襟、开明、开放的心怀，来为良好的政党政治迈开大步。”[1]623其次，蒋经国明白选举对于民主政治有重要意义。他说，“选举是通往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选举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最佳尺度。”[5]532“选举是民主的实现，民主的进步必须透过选举。”[6]44 此外，在蒋经国看来，选举的目的绝不是为一己、一党私利，而是要选出真正为人民负责的人，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参加竞选时唯一目的，乃是为国为民服务作奉献；参加投票的唯一任务，乃是为国选贤与能。唯有如此，才能符合民主政治的真义”。[5]503 威权政体下执政党主动开放选举层级，从地方到中央都需要与党外人士在选票上竞争，这本是一件艰难的事，需要执政党对民主政治价值有充分了解和认同。在与党外势力的竞争也要求执政党自身要提高执政能力，努力赢得民心，赢得选票。

当然，蒋经国也考虑到选举可能存在的问题，他多次强调，“在竞选过程中，尤应率先遵循政府法令，树立清明的选风，以为民众的表率。但一切辅选工作，必须严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得有丝毫的偏差”。[5]569“选举虽然只是实施民主政治步骤中的一环，但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干净纯洁的选举风气，更是任何选举的必须要求”。[5]542蒋经国能够体认到此，足以说明他对民主选举有充分认识，对选举可能给国民党带来的冲击也有所准备，选举不是政治转型中的幌子和摆设。

（二）实施地方自治和“中央”名意代表增额选举

国民党退台后，在总结大陆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扎根台湾本土，在基层推行民主选举。除了冻结“国会”部门以及个别省市长外，所有地方公职全部开放选举，实行地方自治。“戒严”时期，开放地方层级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挑战，对其执政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但是，实行基层普选可以有效吸纳地方精英进入“体制内”，也有利于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形成初步的选举文化，为更高层级的开放选举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民党退台后，一直冻结“中央”层级选举，由于“中央民代”不改选所产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不可能让本地人满意。同时，“议员”不改选也带来严重老龄化问题。为回应民间提出的“国会”全面改选的诉求，蒋经国主政后，主动采取了有限度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始于1972年的“增额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