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闽：中评核心价值：推动两岸理论创新

《中国评论》月刊总编辑周建闽在《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中评核心价值：团结两岸学者推动理论创新－－中国评论月刊创刊十五周年回顾与思考》，作者认为：“中国评论月刊创办的十五年，正是中国发展进入加速起飞的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成为当今世界最重大的话题，也是中国评论成长的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如何顺利发展两岸关系、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而非阻力，如何在纷纭复杂的各种思想交锋中把握正确方向，建构出符合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理论主张和论述，这对于海峡两岸的知识精英们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三大论述的促成、建构与完善、深化中，《中国评论》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没有辜负汪老和所有关心、支持《中国评论》发展的各界人士以及两岸四地和全球华人学者的关爱和支持。《中国评论》做到了与时俱进、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相向而行；为祖国统一奠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两岸和平发展贡献才智和心力。《中国评论》的核心价值，正在于此。”文章内容如下：

2013年是中国评论月刊正式面世十五周年的日子。这个新生儿会如何成长？能否达成当初对她进行设计、构想时的哲人――我们敬爱的汪道涵先生的深切期盼？

转眼间，十五年过去了，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中国评论月刊不负所托，基本实现老先生当初的设想，成为沟通两岸四地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的思想平台，成为一个能够引导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学者来参与论述、共同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框架，具有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能力的重要思想传播平台。创新、包容、理性，是这个思想传播平台最显着的标志。中国评论月刊，已经得到两岸四地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成为大中华地区在两岸关系方面最具思想性的月刊。

萌发中国评论月刊的设想，是在1996年下半年。当时正值李登辉访美，造成两岸关系陷入自1987年蒋经国先生开放探亲以来所形成的第一个高潮后的低谷之时。岛内首次直选，虽完成了台湾民主化的形式，却也开启了民粹之门；从此，台湾政局走上动荡不安、对抗撕裂之路。随着两岸关系不断恶化，两岸两会中断会谈、大陆进行导弹试射，两岸冲突几近一触即发。而民进党在李登辉的纵容下，不断发展坐大，台独主张在“民主化”的旗帜下由隐讳而公开，堂而皇之地大肆宣扬，在岛内已成气候。台湾山雨欲来濒临险境，两岸关系面临危机。

目睹台湾岛内剧烈的政治风云变幻，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两岸关系发展可能面临的更大危机，两岸很多的学者都为此忧心忡忡。1996年10月中旬，在香港阳明山庄召开的首届中国统一论坛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们萌发了创办一个以探讨两岸关系为主的思想性杂志的设想。带着这样的构想，我们到上海向海协会长汪道涵请益。对于我们的构想，汪老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他频繁地召集郭伟峰社长和我到上海商议创办月刊之事，《中国评论》这个响亮的名称，就是老先生亲自命名的。从杂志内容到办刊目的，他都给了我们明确的指示，甚至连作者、杂志内容上“评”与“论”的比例，老先生都作了具体而细致的交待。他期望我们新创办的杂志能够团结、包容两岸四地的知识精英，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思想平台，从思想舆论上谋篇布局，建立新的论述，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1998年1月1日，中国评论月刊在香港呱呱落地了。在创刊号上，郭伟峰社长写下这样的发刊词：“中国评论月刊的办刊宗旨是为融汇东西文化，创造新的时代，建设二十一世纪新的中国广泛集纳、传播海内外中国人的优秀思想。中国评论以“摆事实、讲道理、明是非、求共识”为原则，言论文章不论党派、不拘立场、不分地域，只要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富强、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合作、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只要是善意的建议，就是本刊传播的重点。中国评论愿成为全球关心中国发展的思想论坛。”按汪老的指示，明确提出办刊的宗旨、原则和重点、目标。

十五年来，中国评论月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和200多个论坛，涉及中国发展和国际关系、两岸关系、港澳问题等方方面面；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分析、评判和理论论述的建构上；特别是在2008年10月改版之后，更是专注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理论创新，并团结、包容两岸红蓝绿三方学者，及时针对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作出多元的分析与研判。这是中国评论月刊能够步入两岸关系最权威的杂志之列、为两岸各界读者看好的主要原因。

一份思想性杂志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她能否达成理论建构与创新。回顾中国评论创办的十五年，在两岸关系理论建构方面，中国评论团结两岸和全球华人学者，丰富、发展和建构了“一中论述”、“新统一论述”以及“两岸统合论述”等三大论述，极大地深化和扩展了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与和平发展理论，为两岸关系开辟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对统一前的两岸关系以及由现状迈向统一过程中的方向、路径、方式方法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理论论述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分析阐述，有力地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一、对于“一中论述”的丰富、发展舆深化

“一中原则”，是大陆对台政策的基石，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原则，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核心议题所在。长期以来，大陆对一中原则的表述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1993）。这个表述在当年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且在国际社会上奉行多年，也有一定成效。因此，几乎不容任何哪怕是微小的改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从官方到学者均不敢越雷池半步，深怕稍一放松就会在国际上动摇“一中原则”的根基，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两岸关系理论是实践性极强的理论，任何论述能否成立，均要看她在实践中的效用与反馈。“一中论述”也是如此，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并得以发展、丰富与深化。实践表明，“一中原则”从总体上是需要坚持的，但是其内涵和表述，需要进一步思考、发展和深化，以适应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个实际情况就是：第一，原来的表述没有区别国际与两岸之间，容易为台独势力所利用，成为他们否定、反对和污蔑“一中原则”的藉口；第二，没有体现两岸平等，是单向性、排他式的表述，不易为台湾社会接受；第三，这种表述使统一的主体单一化，不符合“共议统一”、“谁也不吃掉谁”的和平统一标准。

《中国评论》创瓣于世纪之交，而世纪之交往往是思想激荡、思维活跃的时刻。大陆的学者和各界人士，对于如何提出新论述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萌发出新的思考和见解。在第二期中国评论月刊上，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率先发表文章，提出汪老“共同缔造论”的主张（《世纪之交思考两岸关系》）。

文章指出，“中国人孜孜追求的不只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形式，而是始终在寻求一个现代化文明的政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我们以更宏观更具世界眼光更宽阔胸襟来思考，来完成最终的统一和缔造一个中国，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正如海协会汪道涵会长在“十五大”上海代表团小组会上所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所有“同胞共同来缔造一个新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曾被分为澳门、香港、台湾、大陆多个地区，实行着不同的制度，成为不同的战场和经历不同的战役，然而，在一个中国的地缘、乡缘、血缘、文缘、俗缘联系之下，在两制并存的政策之下，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两岸三地可以“和而不同”，继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互为“视窗”与“桥梁”，以适应这多元、多极化的世界新格局，以中国人的智慧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

章念驰深刻阐述了邓小平和汪老的思想主张：首先，是论述了现代化与统一的关系；其次，将统一和共同缔造新中国的责任赋予两岸四地全体中国人，两岸均是统一和共同缔造的主体；第三，统一的目标和方向更加清晰――建立一个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第四，两岸四地可以“和而不同”，继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互为“视窗”与“桥梁”。

章念驰的论述，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支持和热议。德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杨恩霖博士在《“一国三制”与和平建设刍议》（第7期）一文中表示，“近年来大陆智囊正策划打破两岸僵局，呼吁共同缔造一个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这种主张是正确的，值得拥护。”

大陆学者辛旗在《着眼两岸人民的未来，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中国》（第8期）中对章念驰文章作出热烈呼应，他写道：“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要在现实条件下对‘一个中国原则’做全面的思考。从此意义上讲，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缓和与发展两岸关系的原则；就是“和平统一”的原则；就是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就是江泽民主席在“八项主张”中强调的共同致力于“结束敌对状态，共同规划未来”的原则；也就是汪道涵先生所讲的‘两岸中国人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他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样特定的两岸关系和国际形势下，其内容应有如下的内涵：其一，两岸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使对此中国的政治涵义解释不同；其二，两岸都追求缓和、和平和发展的两岸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走向和平统一；其三，两岸都愿意为发展两岸关系进行政治接触和谈判；其四，两岸中国人共同缔造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辛旗的这些观点，极大地丰富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首先，是提出了“共同祖国论”，为后来“两岸一中”奠下基础；其次，是全面阐述“共同缔造论”；第三，界定了一中原则的内涵，为两岸关系发展构建了新的论述。辛旗的这些主张和论述，与章念驰的文章一样，展现了大陆对台新思维，在两岸政界和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北大教授李义虎在《树立海峡时空新思维》（第11期）中指出，汪道涵先生曾颇带启示性地指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所有“同胞共同来缔造一个新中国”。而根据权威解释，这个新中国是“一个统一、繁荣、富强、民主和文明的新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实在是海峡时空新思维的杰作，它证明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这个关于“一个中国”的新解，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首先，在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中，“一个中国”原则可以展示它的巨大包容性。其次，“一个中国”原则应该具有豁亮的前瞻性。再次，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应该具有深邃的哲学感。第四，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应该具有清晰的历史层次感。第五，在“一个中国”原则的落实方面应该具有非常现实的可操作性。

李义虎认为，所谓海峡时空新思维，首先强调思维定势的转换，换言之就是要换换脑筋，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形成新的政治哲学和新的政治文化。今天，历史向前的迅速发展，更要求在“一个中国”原则上产生新思维，破除“国共情结”、“统独情结”、“本土至上情结”等传统束缚两岸人们思维的旧的积淀，找到新的理念基础和心态平衡点。

李义虎的解读，发展、丰富和扩大了一中的内涵，从现实和历史以至哲学层面对“一个中国”原则做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中原则可以展示它的巨大包容性”的论述，在后来的两岸关系实践和一中原则理论创新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充分的论证。事实证明李义虎的论述是具有前瞻性和深刻性的，体现了大陆学者不固执成见，勇于思考的远见和新思维。

应该说，汪老的论述与章念驰、辛旗、李义虎等学者的思考引起了大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虽然他们的论述一开始还难以完全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但他们这些主张由于符合客观现实，随着时间推移和两岸关系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新世纪之初由于台独分离势力的上台，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如何进一步团结和争取台湾大多数民众，成为大陆领导层思考的重点。章念驰等学者们的论述，极大地促进了大陆领导层对“一中原则”作出新思考，继而在“一中原则”的表述上做出新调整，使之更富包容性，更贴近两岸关系的实际情况。

大陆方面对“一中原则”的表述先后做出二次重要调整：第一次是在1998年10月第二次汪辜会晤时，汪老发表的“86字箴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汪老的讲话，开启了丰富和发展“一个中国”内涵之门。

第二次是2000年8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会见台湾《联合报》系访问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