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平民视角里的平权台湾」正文
今天的主题是"平民视角的平权台湾"。平民视角是指我的视角,普通人的视角,以这样的眼光打量,台湾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定位是--平权的台湾。
一个平权的台湾其实是一个普通人的台湾。台湾属于普通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都最大限度向普通人倾斜,这就叫平权。我眼中的台湾就是这样的平权台湾,即平民的台湾,普通人的台湾。
平权首先是人权上的平权。没有人权上的平等,其它一切平等都无所依托,这是台湾最重要的特点。我们过去老是讲它的民主,它的法治,它的社会保障,这都没有问题。但在我个人眼里,还有一个最根本、最高的特点,就是人权上的平等。
怎样对待异端和反叛者是人权的试金石
我在台湾游历的第一个景点,是台北市的马场町纪念公园,它对我冲击很大。马场町是1950年代,也就是台湾白色恐怖最厉害时的一个主要刑场。大陆知道马场町的人可能不多,但若提到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女间谍朱枫,包括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四兵站陈宝仓中将,大家就不陌生了,他们都是在马场町被枪毙的。在马场町被枪毙的绝大多数人犯,都属于不折不扣的中共地下党员或左翼人士,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共谍报人员。也就是说马场町在台湾的意义,类似耶路撒冷的哭墙之于犹太人的意义,马场町是台湾左翼的一块圣地。台湾的制度架构用大陆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左翼或者共产主义的理想当然是异端的乃至反叛的。在白色恐怖时期、冷战时期,更属于一种敌对的思潮和力量。
但今天的台湾是怎么对待异端乃至反叛的思潮和力量呢?马场町算一个例子。说到这里我把话扯远一点。我在台湾访问时跟台湾一批学者喝茶,我身边有一个也从大陆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很新锐、很先锋。我们一起谈到二二八,谈到国民党怎么给二二八死难者平反、赔偿。那个作家想不通,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不杀他们杀谁?杀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平反?当时的台湾朋友听到非常惊讶,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言论。当然这个作家也很惊讶:今天的台湾怎么会对台湾反政府的共产党这样的宽容、包容。两岸的知识阶层、主流阶层对人权理解的巨大差异,这是一个小例子。
马场町公园现在叫做"马场町纪念公园",是政府出钱修建的,每年秋季都会举行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动。对过去的异端和反叛者,对他们的亡灵给予了最高的尊重和礼遇。马场町公园有一块石碑,碑文称当年被枪杀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为"当年追求社会公正的热血志士"。这是他们对共产主义者、对异端和反叛者的定位,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和解,而且是最大限度的肯定和包容。台湾社会不可能想象台湾会接受共产主义,但台湾社会对共产主义理念给予最大限度的平等待遇,这就是人权上的平等,这就叫平权。什么叫包容?主要是看你对异端的态度,而台湾的马场町公园是最经典的例子,大家去台湾旅游可去那儿感受一下。
所谓现代文明,我认为最根本的含义是尊重,对异端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尊重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这一点今天的台湾已经做到,他们已经走过这个阶段, 已经告别了不同理念之间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跨入了现代文明。跟欧美那些国家,在文明程度上没有多大落差。我们经常讲美国的南北战争,胜利一方对过去敌对的一方,对以李将军为代表的南军将士怎样尊重、怎样善待,没有清算,没有报复,而是充分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当年美国做到了,现在的台湾也做到了。
人权教育从娃娃抓起
台湾人权上的平权,其次表现为官民关系,用连战的一句话来概括,就叫做"人民最大"。
(图片1)这是我在立法院门口跟警察的合影。这反映警察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他不担心游客会抢他的枪。
(图片2)我去嘉义本来要拜访一个NGO组织,看到对面的广告牌上,写着两个人的大名,一个是我熟悉的蔡英文,一个是我不熟悉的李俊邑,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去处。陪同的台湾朋友说,李俊邑是立法委员,这是他在嘉义的选民服务处。我马上决定改变行程,先进去参观参观。
门口的工作人员都微微鞠躬迎候,满脸堆笑,真把我当选民了。办公桌上堆的都是群众来信,但不是上访和投诉,而是请帖,都是嘉义市民邀请他们出席形形色色的红白喜事。但凡收到请帖,立委都要尽量去,不去也得送礼。国家会给他一笔经费,但这笔经费有限,只能在大的场合派上用场,小的场合都是立委自己掏,无法报销。
参观之后,当地朋友请我吃晚饭。走不到500米,看到街边很多花圈,都是红色的,代表喜事。原来是当地一个新庙开张,亲朋好友都得送花圈庆贺。而且不能只送一个,必须送双。当地所有官员、所有议员都得送。庙有多大?就一个小庙,但也要照顾到,不能有丝毫疏忽。
这次参观之后,我有一个感慨:我对当官本来没有兴趣,在威权时代当官扭曲自己的人格,在民主时代当官也不情愿,因为太累,那不是当官,是当孙子。但去台湾之前我还有个假想:不当官,当个议员总可以吧?但台湾之行后,这个想法也打消了,我没想到当个议员也那么累,李俊邑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嘉义选出来的,办公室一个在嘉义,一个在台北,必须每天早上坐高铁一个多两个小时去台北上班,当天赶回嘉义;但回嘉义不是直接回家休息,而是到选民服务处接着上班,处理当天嘉义选民给他的各种信件,选民有任何求助,都必须回应。甚至如果选民去了花莲和台东,刚巧碰到旅游旺季买不到回程车票,他也得想办法帮着买,实际上当议员也是当孙子,而这在经济上没什么回报。大的花费由国库报销,但很多小花费报不了。这是第二个亲历。
(照片3)这是我在新港的马祖庙参观时拍的。旁边是一个派出所,随便我怎么拍照,警察给我搬凳子,跟我端茶倒水,跟我合影。这是第三个亲历。
(照片4)这是第四个亲历:我去不久,碰到一个台湾朋友入籍台北,马上就收到市长郝龙斌寄来的大礼包:一封郝龙斌签名的欢迎函、一张贺卡、一张市民意见调查表。还有一套瓷器。
这些都体现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平权,政府对人民的体贴。当然这方面台湾也有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如果倒退到20年前、15年前,当时的警察跟人民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也很强势、很霸道。但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之后,首先对台北官场进行了一番改造,比如开放参观,官员的办公桌放矮,等等。后来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对整个台湾的官场进行了改造。国民党只能萧规曹随,不可能反着来。政府跟人民的关系就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些是台湾人权上的平权、政治上的平权的大致情况。但当然都是得来不易,经过了几十年的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在台湾两个月的考察,主要可以概括为"人权之旅"、"转型之旅"。即主要考察台湾人权进步的历程。时间有限,只重点看了几个景区,它们已经全部辟成博物馆或人权文化园区。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一个是绿岛人权文化园区。现在台湾当局正计划这两个园区整合起来,最后升级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
人权博物馆这个庞大的计划代表了台湾的另一面。台湾有个口号,这个口号最近通过微博、互联网传递到中国大陆--据说是马英九提出的"人权立国"。这才代表着台湾制度最根本的特色。但它其实并非马英九首创,而是陈水扁上任就已确定的根本方针。人权立国首先要通过教育实现,首先需要庞大的人权教育系统来支撑,没有人权教育也就无所谓人权立国。这次台湾之行给我最重要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人权教育普及而持久。那些人权博物馆、人权文化园区每周都有非常之多的人权教育活动,这种活动不只针对普通市民,更深入到台湾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包括台湾的中学、小学教育。台湾的中学生经常去考察那些人权文化园区,然后写相关的论文。人权教育在他们那儿真正做到了从娃娃抓起。
台湾争取民主、人权的进程也充满血和泪
除了这两个人权文化园区外,还有几个重要的景点。最早的景点是二二八纪念馆。台湾的政治改革通常从80年代讲起,这是不准确的。我从我的台湾之旅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从二二八讲起。我原来认为二二八无非是台湾版的突尼斯革命:由小贩引发暴动,由暴动发展成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权、政治制度。区别只在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有成功。但我去台湾之后发现,二二八不仅仅是官民平反,揭竿而起,这只是二二八前期。二二八中期,从暴乱迅速转向政治变革。当时社会的主要诉求,比如民众自治机关叫处置委员会,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内容是自治,主要体现在处置委员会提出的"32条"大纲中,政治方面的第一条是制定自治法,把自治法作为全省最高的政治规范。同时要求开放政权,本地人参政,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整个政权、整个财权基本上被外省人垄断。本来台湾精英刚开始对祖国抱以最高期待,因为他们对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是不满的。日本的殖民统治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客观说,台湾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比如教育、交通、文化、医学等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打下的;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以致台湾精英只能从两个方面找出口:一是医学,二是律师。别的方面都没有出口,为什么?都被日本人垄断。台湾精英在日本殖民时期是二等公民。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祖国抱有最高期待和美好的想象,认为一旦回归祖国,台湾精英全面参政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当时台湾精英参政热情非常高。比如1946年台湾省参议会选举,30个参议员席位,参与竞选的台湾精英有1100多人,反映当时台湾精英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但回答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国民党到台湾后政权并不开放,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8个重要的部会机关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湾人,其他全部是外省人。很多公营事业,甚至台湾精英想做一个小小的主管都不可能。这种排斥程度比日治时期更厉害。这是他们想不到的第一点。
相关的第二点,是个人的上升通道突然大面积中断。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立即强制推行国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立即废除日语。但台湾精英在日本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下,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后,他们的基本语言已经是日语,不是国语,一下把日语全部废除,台湾精英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沦为文盲后,一是个人的上升通道被打断,社会精英的流动性没有了;二是精神上的巨大羞辱。这是二二八之前的状况。
所以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众要求,除了要求自治,就是要求开放政权。但这些诉求被扭曲,根本没有办法传递到国民党中枢机构。怎么被扭曲的?主要是有两大集团:一是陈仪代表的江浙财团。江浙财团把台湾当做他们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允许他们自治,陈仪后来被枪杀我认为罪有应得,他对二二八负有直接责任,他是当时江浙财团在台湾的最高代表。二是国民党的情治机构尤其是军统。军统把整个二二八歪曲为夺权、叛乱、造反、阴谋,向蒋介石传递了各种各样的虚假情报,比如说台湾有12万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杀回台湾,才有二二八暴乱等等。情治机关扭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给最高决策者很大的误导。
(图片5)二二八事件事实上一直在情治机关掌控之下。处置委员会下面有一个机构,叫忠义服务队,是民众自己的保安机构,一种强制力量;忠义服务队的总队长许德辉就是军统特务。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攻打圆山,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激进的头目,往往是军统的卧底。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总清算时,最激进的头目恰恰容易全身而退,受到中统、军统的庇护,其身份不言自明。二二八事件的整个进程被他们暗中控制,这是当时二二八结局惨烈的主要原因,民众政治改革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善意回应,因为真相全被扭曲。
惨烈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死亡人数之众。这点现在有争议,我到台湾时争议刚刚爆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也是国民党老军头的郝伯村,刚在《中国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二二八"死亡成千上万,他说那是耸人听闻,实际死亡不过200-300人。这马上引起舆论强烈反弹,被很多人骂,因为很多死亡在当时没法统计,仅仅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推断死亡人数当然是不科学的。
二是台湾精英的夭亡。台湾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基本被干掉。省参议会死伤过半,比如国大代表、省参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包括嘉义市的议长副议长、基隆市的议长和副议长,领袖级人物大多被枪毙。除了议员,死亡最多的人群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法官、媒体人。很多精英被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