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一九六○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汪曾棋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

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棋，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一九六四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

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等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改剧本，薛恩厚工资高，老请我们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沪剧本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份。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据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棋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棋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棋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

汪曾棋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来。”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忆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采访)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也谈及这个问题：

“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采访)有一回，江曾祺伤感地对剧团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江青对汪曾棋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

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检查》)历经几年文革风雨，一九七二年四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棋手中那支笔的看重，正因为如此，汪曾棋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军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驯服的人……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

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候，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棋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真实地谈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棋《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按当时惯例，《红旗》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们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汪曾棋也认为自己“应对得比较敏捷”。没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棋第二天上天安门，原订团里参加“五二○”群众大会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棋的名字。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汪曾祺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他的儿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对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一一过问。有一次，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表示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在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汽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而且提供了当时算是优越的工作条件。

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棋同志，江青”几个字，江青写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棋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动。

身为剧团负责人、《沙家浜》的导演，事隔三十多年，萧甲认为对过去日子应持客观态度：

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江青一边看戏，我一边记录，不能说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单独谈，那就表明她经过了思考。有时她说话就比较随意，她说，“柳树呆板，太大了。”我们改了，她又说，“我跟你们说了，怎么弄成这样？”如果弄得不太好，她还会觉得你跟她捣乱。

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我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

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我在党内检讨。我说，没恶意，只是诙谐。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