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警惕文革一套借民族主义还魂

按照大陆文革中对派别的分类法，我大概算是海外的“逍遥派”吧。整个文革过程中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集会，当时美国的“保卫钓鱼台”运动，集会是很多的。四十年代我在北平倒是见识过学生运动的，但自己没有参与。台湾的学生那些年一直被国民党压得很厉害，一到海外就发生反弹，要看《人民日报》，读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对大陆的红色中国生出许多幻想，保卫钓鱼台运动和海外文革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生的。海外也是有文革发生的。一九七二年至七五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全部左倾，提的口号比共产党还左。我对文革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当时《明报月刊》上正在连载我的一些讨论学术自由和传统中的“反智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在《史学与传统》一书里。香港左派的《新晚报》就发表一篇不点名的批判专稿――“揭开某学者的学术画皮”等等，说我“反对发展中美友谊”、“污蔑干部政策”什么的，有点不知所云。左倾的学生更认定我是站在腐朽、落后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立场。当时大家都不了解国内的具体情况，可是文革的影响力却无远弗届，在海外的反响非常巨大。日本不必说，欧洲尤其是法国，从美国校园一直到非洲小国，都在捧毛泽东，还听说过非洲的什么人在北京和毛泽东握过手，回来后几个月不肯洗手的。七十年代初在美国校园，你要是没有去过中国，竟然会形成一种压力。我太太陈淑平当时在威斯理女子学院教中文，每天坐一位同事的车上下班，当时的系主任是台湾来的，一直和陈淑平套近乎。忽然有一天，她的汽车横杠上贴出了标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中文课也要教“批林批孔批水浒”，对我太太立刻变脸，关系当然急转直下。海外许多非理性的东西都在那时候发生。我从未崇拜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自然更不可能崇拜毛泽东，算是当时的少数派――大概置身事外的“逍遥派”总归是少数派吧？今天纪念文革，我想我们海外的人对国内发生的许多疯狂也许不必太多责备，反而对海外当时的文革狂热，应该进行反省。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很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从大陆回来说：全大陆只剩下一只苍蝇，共产党把苍蝇都打光了，而剩下的最后那一只却偏偏被他看到了。一位女学者回来说，台湾每三个女人就有一个妓女，只有大陆上的妇女成为革命的半边天。这些说法现在听来象是全都失掉了理性，在当时，说的、听的、信的可都是非常严肃郑重的。我想，除了当时的资讯隔绝造成海外的大陆幻象以外，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与人性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近百年来几乎笼罩一切而又夹缠不清的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值得正视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造成文革乱局背后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再版。要警惕文革这一大套东西，还有可能要借民族主义还魂。我最近有这样一种预感：中国共产党现在想借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控制的最后手段，把国家往纳粹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上引，走一条中国式的纳粹主义道路。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是有事实根据的。现在中国官方在大陆社会上下煽起一股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连知识分子都很受这股情绪传染左右。这样的民族主义是最容易走极端的。

我们今天纪念文革三十周年，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文革，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文革故事。就象月映万川，一千一万条河流上各各都会有一个不同形态的月亮一样。我想对此不必强求统一。我是学历史的，从历史上看，也许对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大体上，我认为有这样两点是可以清晰指出来的：一是，文革这一场浩劫，在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中是一个起负面作用的事件。不管在文革影响下产生了多少本来目的以外的结果，这些结果可能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作用，作为历史事件，文革的负面性质并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二是，不能简单地把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发生的十年文革，看成是一个意外事件。这其实是中国官方最喜欢强调的一种说法。刚才说月映万川，这里则是山从势走。山势一定是从低到高，慢慢走向它的最高峰的。有共产党开始，文革就已经开始酝酿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大陆出的记述陈寅恪在四九年以后生活实录的书，１９５８年批陈寅恪的时候，广州中山大学用的已经是文革的语言了，相当粗暴专断。对文革起因的追溯要追到很早，比如红区和延安时代，就有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比如所谓“污损领袖像”要治重罪的问题，也许还要追到俄国早年，沙俄时代就不准污损沙皇的画像。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到处挂皇帝像的习俗，当然也谈不上污损与否，这样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归咎到中国传统上去。我并不认为文革的恶梦就此结束了。没有，现在来总结文革，或者还为时太早。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义的文革在中国大陆不但没有结束，而且以民族情绪为中心的新式的文革，又在酝酿之中。一个多月以前，吴宏达到普林斯顿大学来演讲“劳改”专题，我便亲眼看见大陆留学生在党组织操纵下，上演相当文革式的“斗争”表演，当时美国的听众都仓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校警不得不将奉命“斗争”的几个大陆学生赶出会场。后来读新闻报道，才知道几天后吴宏达到另一间学校演讲，又出现了同样模式的“斗争”场面。“一叶知秋”。这是一个新的信号。三十年前的文革是有人组织操纵的，参加者都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实这个“自由意志”不过是“假意识”。今天正在跃跃欲试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后有一批人在组织策划，个别参加的人自以为是为“爱国”行动，历史的真相将来一定会暴露出来。所以说，如果不对产生文革的诸种根源随时保持警惕――比如各种走极端的民族主义，我愿意重复一遍我上面提到的忧虑：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

（据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文化中国：文革三十年”研讨会发言记录整理整理人：苏炜，全文经作者最后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