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

谨以此文，悼念我的挚友、不幸英年病逝的叶长青先生！

自发性的群众组织活动，如潮水一样骤然兴起、强盛，而又象流星一般很快衰落、消失，却没留下任何社会意义的痕迹，是文革中的一大特色。本文以一个省份里的文革群众组织的概况，及其运行轨迹，向读者展示文革历史中的某一页现在巳较鲜为人知了的画面，以使人们对文革的历史，增进力求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一、群众组织产生的背景

文革中曾产生了那么多的群众组织，不仅是文革的独有现象，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值得书一笔的大事。尽管我们可以对文革作种种批判，但，所谓“结社自由”的公民权利，的确在文革中有一段非常时期内，得到了相当大的体现，虽然，其中，仍是不完全、仍是有局限的自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原有的几个民主党派外，人民群众是不能自发建立任何政治组织的。文革前，在机关单位、工厂企业或学校里，只要有几个兴趣相投的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就有可能遭到公安和保卫部门的监视，即使不被关押，也得打成反党小集团。

而在文革中，却为什么可以出现那么多的群众组织？

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群众组织产生的时代背景。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发，除了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遇到一点阻力以外，在其他省市却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这固然与毛泽东的威望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中央高层，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当时均是赞成文革的，所不同的是对形势的估计与对运动的对象、性质、方法，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不同罢了（这正和1959年庐山会议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一样，中央核心层意见基本一致。）。因此，毛泽东能得心应手地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又轻而易举地解散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原来组成的文革五人小组，扫清了外围。

不过，这时毛泽东仍是希望利用现存的组织系统，来开展文革。

为了使运动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有序地展开，当时，处于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按照传统的方法，派出工作队主持运动。

工作队主持运动，当地党委靠边站，亦符合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派的意愿。因此，毛泽东开始时是欣然同意。

然而，工作队却依旧依靠党组织，仍然是按传统方法，矛头向下，把斗争的矛盾对准了所谓“右派”的学生、工人、干部，和所谓“黑帮”分子的文艺界名流，学术界权威。如北京的作家老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四川老作家马识途、湖南老作家康濯、湖南师大历史学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等。

因此，从1966年5月开始，在各级党委、支部的领导下，层层揪“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处处揪反动学术、技术权威，所谓“黑七类”的家被抄，出身不好的人遭到批斗，使所谓的“牛鬼蛇神”们都惶惶不可终日。

但是，毛泽东对此却很不满意。这次运动，他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认为工作队起了破坏作用，指示要“统统驱逐之”。因而，一下子在全国，又掀起了一股由群众驱赶和批斗工作队的风潮。

对于驱逐工作队的风潮，刘少奇、邓小平有些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同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想好、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以能全面顺利地贯彻自己的意图。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卜大华，牛宛平、张承志等一些中学生，先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便是第一批红卫兵。这些学生不仅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

无疑，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但他们的举动，也确是开了新中国时期，群众不经批准，便自发“结社”的先河。

显然，毛泽东认为这类组织可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于是，他在1966年8月1日亲笔写信，表示对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予以支持。随后，8月10日开始接见红卫兵，同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

得知成立红卫兵组织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与支持，刘、邓及各省市的党政负责人，马上也让他们的子女组织了红卫兵、赤卫队等半官方组织，如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安红卫兵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但是，这些半官方的红卫兵组织，其斗争矛头却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整肃的对象即“党内走资派”，而是执行了继续“矛头向下”的作法，大肆围攻、打击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工人、干部，以及迫害原来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分子及其家庭成员。

毛泽东似乎察觉他支持自由结社、排开党委的策略，再次被“变味”，他便突然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支持对各地各单位党委有意见的少数派群众（即后来被称为造反派）。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

而正是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群众与普通干部，对这种阴暗面比较了解、比较敏感，并且也大多身受其害。因此，毛泽东这一支持造反派的主张，导致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很快就打乱了刘少奇、邓小平原来的领导文革运动的部署。

为了将文革的烈火燃遍全中国，在文革造反运动初期，毛泽东还号召全国中学大学的学生，进行全国性大串联。随后，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兵团（北航红旗）”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纷纷派出小分队开赴全国各大城市，在全国各省会城市成立联络站，发动并参入当地的造反运动，支持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普通干部的造反派组织建立。

但是，即便如此，当时，毛泽东对允许“结社”的自由度有多大，实际还是规定有一些范围的。除了政治上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与林彪等极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这些明示的规定外，同时，也绝不允许建立产生全国性的群众组织。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组织），都不能跨省成立，而只允许在本省范围内建立与存在。所以，当1966年底，出现了全国性的组织，如以合同工、临时工为主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统一司令部”等时，中央便立马于1967年初专此事下文，宣布取缔解散了所有具有全国性建制的群众组织。

文革群众组织的活动高峰期，实际不到三年。即自1966年九、十月间起，至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止。自那以后，造反派虽然还以联合统一了的“红代会”（红卫兵）、“工代会”（工人组织）、“农代会”（农民组织）活动过一些时期，但，整体上巳基本没有自由结社性质的群众组织了。

二、湖南长沙各主要群众组织之概况

文革的群众组织活动的范围，在一个省内，省会城市的群众运动走向，实际也就引领着全省的群众运动。一般来说，在省会城市成立了什么样的群众组织，那么，在该省的地区与县城中，也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建立。

本文所述的湖南群众组织活动，实际也就是以其省会长沙市的群众组织活动为代表。

长沙的文革中某一段时期，群众组织之多，确可以用“多如牛毛”这个词来描述，十来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自称为什么“司令部”，三、五个人的组织，也敢自吹为“XX兵团”，反正是没有谁来核查他们，谁愿意“竖杆子”立山头，你只管竖只管立就是，绝不会有谁来抓你的“反革命小集团”。

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慢慢就形成了实力与影响都较大的二十来个主要的群众组织。

这些群众组织，按其在派性斗争的观点与存在的时期，可先后大致分为六个大派别。它们是“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派”、“工派”、“极左派”（“省无联”）、“炮打三红派”。

（一）“保守派”

文革中的“保守派”，在开始时，是被造反派们称之为“保皇派”。因为，最初《人民日报》上曾有权威文章，将拥护党内走资派的人冠之以“资产阶级保皇派”予以批判。不过，《人民日报》文章中所说的“保皇派”并不是指群众组织，而是指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意指他们是在保刘少奇。

自1966年11月左右起，造反派组织大规模崛起后，这顶“保皇派”的帽子，便被造反派甩到了支持省市委及各单位党委的那些群众组织头上。最初，这些被斥为“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头头与成员，对甩过来的这顶帽子不仅不反感，相反还曾扬扬自得地说：“老子就是保皇派！要保省委、保市委、保各级党委！”

但是，后来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各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大道与小道消息，都在指责“保皇派”是错误后，才没有人公开自称是“保皇派”了，而都换成了造反的旗号。不过，两派群众组织虽都变成造反旗号（弄得后来的人，根本无法从组织名称上分辨其性质，分不清谁是造党委的反的组织，谁又是保党委的组织了），但在当地，谁“造”谁“保”，不仅两派双方都自明，就是中间逍遥的人，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保皇派”的名称在群众组织中大约存在了不到三个月，到1967年初前后，中央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指出：不要将思想上一时跟不上形势、因而有些保守的群众组织称为“保皇派”了。

这样，造反派便将对立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改称为“保守派”。

因此，群众组织中的“保皇派”的帽子，便换成了“保守派”，并贯穿于以后的文革派性斗争之中。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派性大战中的保守派组织，自1966年8月产生后，到1967年元月垮台瓦解止，大约存在了四个月时间。之所以称之为“第一轮”的保守派，是因为，这保守派的势力，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始终没消失，并以各种形式仍顽强地出现过，直至四人帮垮台、造反派们覆灭。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的保守派组织，是以“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成立为标志，开始形成的。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又成立了其“高校总指挥部”、“工人总部”，其组织势力强大，开始时人数达十多万人，它的成员几乎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小学与工厂企业中的所有普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们。

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被造反派简称为“长保军”，之中自然有贬意。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员对此却不怒，反而欣然也自称此名，因为，他们的心中，就是以“保”为荣。

除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为主体外，第一轮保守派中有名且实力不小的组织，主要还有“八一兵团”与“红色怒火”。

1、“长保军”――“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

它于1966年8月17日正式成立，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早在8月13日，就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组成，负责人为李正（市五中学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等高干子弟（以中学生为主）。

此后不久，到9月14日，“保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也相继组成（以工人为主）。这两个组织人数远不如“红色政权保卫军”，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入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工人总部。

以刘爱华（湖南农学院大学生、全省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唐德元（湖南财贸学院大学生）为总指挥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以大学生为主），则于9月28日也在省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都到会祝贺，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其聘为顾问。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至10月中，什么批“三家村”、揪“小邓拓”“新右派”、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的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教师、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学生、教师等等，都由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或其前党团积极分子身份所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当时省、市委支持的半官方组织。

现在很多回忆、批判红卫兵暴行的文章，其所说的“红卫兵”，就基本上是各地的如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一类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员。

“红色政权保卫军”仿效军队建制，在这一组织内设立了诸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而且还将原省政协委员们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