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李南央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具有一种震撼力，这是因为她如实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某种典型。这种典型曾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最早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后来是谌容的《人到中年》中的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当然还有其他。不过只有这一次(政治人物的传记除外）才作为真人真事出现在李南央的文章中，而且有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在当年那种政治气氛和政治教育下，一个党员受左的影响本是自然的；问题在于范元甄不是一般的左，而是左得出奇，左得难以理解。列宁用过“左倾幼稚病”这个名称；范元甄的个案却不是幼稚问题，而恐怕是心理上的不正常。但是，这又不是纯粹心理学的问题，必须联系产生这种性格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来了解，所以我采用了E・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这个概念。

女儿是最了解母亲的；李南央已经对她的妈妈的性格形成作了很中肯的解剖。我这篇文章只是在她的文章的基础上作一些进一步的探索。

没有温暖的革命者家庭

打从记事时起，小南央就看到母亲折磨父亲是家常便饭。五十年代，范元甄和李锐吵架，很多时候是为婆媳矛盾。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婆媳矛盾本是平常事，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却往往会带上政治色彩，变成“阶级斗争”，处理这种事如果心软就会变成政治立场问题。范元甄认为李锐不该对他的妈妈有温情，因为她是地主。李南央说不是；即使不是，范元甄也一定要说她是。人们很难弄清，到底范元甄是因为婆婆是地主而不喜欢她，还是因为不喜欢她而一定要说她是地主。即使是地主，难道就一定是坏人和恶人吗？李锐母亲三十二岁时守寡，一人含辛茹苦，供养子女读书。李锐是独子，十七岁时离家上大学，倾向革命。为了寻找共产党，李锐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从此渺无音信。老人急得几乎发疯。十二年后，故乡解放，老人才见到儿子。这也确实不容易。李南央长到二十七岁时才第一次见到奶奶。原来听妈妈灌输的一套，奶奶是个又刁又狠的“恶霸地主婆”，见面以后才知道她是一个瘦弱善良的老人，成天想念着儿子。奶奶一辈子想跟儿子家住一阵，由于媳妇反对，至死未能如愿。

李南央九岁时，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对象，就拿女儿出气。一骂起来就是一整晚，不许睡觉。骂得最多的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爸一模一样！”文革中，范元甄骑在女儿身上，揪住头发往水泥地上死撞。

范元甄爱讲大道理，很注意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她给李南央的信里永远充满革命词汇。每年放暑假时给孩子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但这种“革命”的思想教育，是没有爱的。妈妈对孩子没有爱，孩子对她也没有爱，只有把满腹苦闷写到日记里。这日记被范元甄偷看了，讥讽地说：“你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开始后，李南央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范元甄看出女儿神色不对，和蔼地盘问，这是难得有的。李南央有些受宠若惊，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流下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

没想到的是，还没有等她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冷笑：

“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无关，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

那时李南央还不到十六岁。“看着妈妈那毒得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里沉下去”。从此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绝不向母亲诉说了。

文革开始时范元甄的确挨过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一九六八年三月，李锐家被抄，范元甄被造反派抓走，关在机关里。可这根本改变不了范元甄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李南央回家探亲，范元甄领着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李南央不在家时，妈妈还不时给女儿寄剪报，要她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她学习王洪文。有一次李南央流露出对国家前途悲观的情绪。范元甄教训女儿，女儿听不进，范元甄竟一封信写到女儿的工作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她的“反动思想”。

李南央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一九九四年的圣诞节，那是她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她还带上自己的女儿。开始寒喧几句还好，慢慢地，老太太就骂开了，从大姨开始，骂到李锐头上，又骂到女儿头上。对外孙女儿，却破例地表示了一点人情味，掏出一块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怀表，要送给孩子，顺便考考她：“毛泽东是谁？”接着就进行思想教育课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话在九十年代初听起来就已经像是背书了，可老太太是掉着眼泪说的。“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异化了的自我

范元甄真的对党和毛主席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吗？不是的。她在延安整风时期之所以受到审查，固然是受李锐牵连，但和她自己的“自由言论”也有关系。一九四九年，范元甄刚进城时，曾和李锐议论过毛泽东：“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反右斗争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曾经很同情一个名叫马云凤的右派学生，认为她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大跃进时，她写信给李锐，询问外地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道表示了怀疑。这封信后来被搜查出来，引起了麻烦。

这才是真正的范元甄。不管她的怀疑和议论对不对，那是她真实的思想，她是在说真话。这样想是她的自由，说出她的想法是她的权利。在这样想和这样说时，她是她自己。别人可以不同意她的意见，可以同她讨论或争论，但无权禁止她这样想。然而在毛泽东的时代，这种思想是极端危险的。从延安整风到以后的历次运动，范元甄看到的和自己受到的教训还少吗？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李锐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范元甄也受审查。政治研究室派某某某去“抢救”范元甄，结果产生了两人的婚外情。这事导致李、范二人的离婚。此后李锐大病一场，差点没有了命。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一个月开了五次批判会。最后作结论的是杨尚昆，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某某某。范元甄受批判后，主动表示愿意和李锐复婚。后来范元甄认为这次复婚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

这是范元甄第一次挨整。以后是反右派斗争。范元甄曾告诉南央：那一次，由于同情马云凤的缘故，被撤职并受到审查。她这才猛然醒悟：“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错误，重新做人。”

毛主席不能怀疑！“重新做人”就是做一个永远不怀疑毛主席的人。不然的话，就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反革命的道路：这还不严重吗？

那么范元甄是否从此以后真的改变了想法，认为反右派斗争没有冤枉好人，认为报纸上关于大跃进的宣传都是事实，认为毛主席是永不犯错误的神人？恐怕未必。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她之所以表现得那样出奇的左，这本身就不正常。这并不是因为她信仰得虔诚；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在内心深处还有怀疑。她被自己的真实想法吓坏了，但她又无法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于是拼命把它压制下去，不让这种思想冒出来。她之所以会对任何细微的“异端”言行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正因为她对这些东西怀着恐惧；而她之所以感到恐惧，正因为她感到虚弱，感到这种“异端”是难以抵抗的。为了安全，她把党教导给她的东西，报纸上宣传的东西，不经过自己的考察和鉴别就通通无保留地塞进自己的头脑，按照这个口径来讲话，甚至按照这个口径来思想。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只有这样，她才感到放心。但这样一来，那个范元甄的本来的自我就隐没了，代替出现的是一个“假我”。我在这里用“假我”这个术语，并不是说范元甄有意骗人。她对这一点很可能是不自觉的，甚至还以为她自己是真正相信这些思想的，她自己从来就是这样“革命”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欺骗。

这个“假我”也是一个异化了的我。它是按照组织的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它在自我的名义下扮演着符合左的要求的角色。正像演员按照导演的要求背诵台词，而这个演员在说这些话时还带着感情，好像这就是她自己想说的话。这个“假我”扮演得越好，范元甄就越不是她自己。久而久之，假就成了真；范元甄就会相信，她不是扮演角色的演员，而是角色本身。

这样，范元甄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她像一架机器，只知道重复别人灌输给她的东西。如果人变得像机器，那么人就异化了。这个异化了的“我”统治了她，扭曲了她，奴役了她，使范元甄不再是她自己，但她还坚决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己，她应该是这样的人。她已经按照组织的要求和标准，脱胎换骨地改造了自己，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因而，她可以自豪。

李南央谈到她妈妈对毛主席的感情时说：“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现在惟一可骄傲的资本。那是她精神上的惟一支柱。”“她就像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文革后期，范元甄还说：“现在像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是几乎没有了。”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李南央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是一脸的虔诚，没有半点的虚伪和做戏的表情。

为什么“宁左勿右”？

范元甄也曾有她的辉煌时期，不过这是很遥远的事了。

范元甄的心理经历了两次大转折。

李南央叙述她妈的经历说：“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佬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这肯定养成了范元甄的自我中心意识。

这个家庭不知道是属于什么阶级，反正不会是革命阶级或劳动阶级。

那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日本帝国主义大军压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范元甄也被卷在这个浪潮中，“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革命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

抗战前夕，范元甄参加了“一二 ・ 九”运动。抗战初期，她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王明赏识过她，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一九三九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结婚，不久同去延安。她进了马列学院，并成为延安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一九四一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主任是任弼时，实际负责的是陈伯达。那时的范元甄，可以说是相当出风头的了。

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投身到革命队伍，肯定要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不过范元甄还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考验。“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惟一的一次磨难只是延安整风时受到审查，不过这一次肯定给了她极大的教训。

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范元甄找到了一个显示她的革命性的机会。她有一个大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工作。这个大弟的岳父在解放前夕抛掉了老婆、女儿和女婿，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范元甄一到武汉就领着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妹妹斗争大弟，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跑的，家里帮他藏了哪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全家被下放到农村。”

李南央的大舅本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这是李锐的评语），被赶到农村后，生活很苦。李南央去农村看过舅舅一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善良的人，使她在那些日子尝到了真正的亲情。可惜坎坷的生活摧毁了大舅的健康，五十岁的壮年就病死了。

范元甄这种态度，是真对革命负责吗？如果她的大弟没有受到这种打击，而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多活一些年，这不是对革命多作贡献吗？范元甄对她的大弟不可能连这种基本了解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