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农：对“计里画方”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地位的重新评价

“计里画方”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一种传统的绘图方法，目前除了绘制于宋代的《禹迹图》外，其余使用这种方法绘制的地图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以往的研究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并给予这一方法和使用这种方法绘制的地图以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就将中国的“矩形网格”（即“计里画方”）与西方的经纬方格相比照[1]，王庸则将“计里画方”等同于“分率”（即比例尺），胡邦波认为“这种我国古代地图学传统的制图方法,在世界地图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计里画方）具有方位投影和按比例缩小的性质，所表示各地物之间的距离是水平直线距离，符合西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2]。

不仅如此，按照以往的观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是一部绘制准确性不断提高的历史，因此采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因其准确性，往往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最为典型的就是明代绘制于嘉靖时期的《广舆图》，其本身不仅在此后衍生出至少六种版本，并且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中期出现了大量以《广舆图》为基础绘制的地图或者地图集，如：

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汪作舟的《广舆考》，其显然系摹绘《广舆图》而作，全书编次和舆图的形式与《广舆图》基本一致，只是增加了考述部分的文字。明末吴学俨、朱绍本、朱国达、朱国干等人编制的《地图综要》，从编次和图式分析来看，所有地图不仅都以《广舆图》为蓝本，甚至能够看出是以《广舆图》万历钱岱刊本为基础，粗略绘制而成。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是继《广舆图》之后一种较好的地图，但亦不过是对《广舆图》作了增补修订而已。

此外，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程道生的《舆地图考》以及潘光祖的《舆图备考》等，都显然是采用《广舆图》的材料增损而成。直至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的附图，仍然是以《广舆图》为基础而绘。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绢本彩绘《大明舆地图》也是根据明嘉靖本《广舆图》摹绘的，是目前少见的由《广舆图》衍生的彩绘舆图。可见，《广舆图》影响之广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但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以往的研究将“计里画方”与中国古代地图的准确性、科学性联系起来，但地图的准确涉及到多种因素，如绘图数据，单纯的“计里画方”并不一定能使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另外地图的影响力同样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广舆图》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是否真的来源于“计里画方”带来的准确性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下面即对此进行分析。

一、什么是“计里画方”

现存中国古代舆图中最早明确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就是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和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的碑刻《禹迹图》，刻石的时间分别为刘豫阜昌七年（1136年）和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此外，有学者认为已经佚失的西晋裴秀绘制的《方丈图》和《禹贡地域图》也是计里画方的[3]，确实也存在这方面的依据，《北堂书钞》卷九十六“方丈图”载：“晋诸公赞云：‘司空裴秀以旧天下大图用缣八十匹，省视既难，事又不审，乃裁减为《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4]；《隋书・宇文恺传》“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5]。根据上述文献，裴秀所绘地图很可能使用了“计里画方”，不过“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二寸为千里”这种类似于近代比例尺的概念，与“计里画方”之间存在微小差异[6]。

那么下面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计里画方”？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进行了一些解释，如胡邦波认为“计里画方是在地图上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绘成方格网,并以此来控制地图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离的一种制图方法”[7]，卢志良也有完全相同的定义[8]。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定义，古人的定义也大致与此近似，如胡渭在《禹贡锥指》中指出“今按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9]，刘献廷则从具体地图绘制的角度给予解释，即“紫廷欲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苦无从着手。余为之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纵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10]。清代的（嘉庆）《溧阳县志》中也有着相似的观点：“《溧阳新志》首列全图，据今封域所作也。县东西百里，南北百五十里，乃旧图东西反三倍，南北真形全失，览者迷。方今先画方格，每格十里，以纸覆之，山川、城镇、方隅距里准格丁列，于晋裴秀所论六体差得大意，惜未获准望耳”[11]。总体来看，“计里画方”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控制网格，绘图时在纸上先绘制好网格，然后将数据按照比例折算后绘入图中。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容易控制地图的比例和方位，因此绘制地图时比不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更容易掌握各个地理要素摆放的位置。不过，将数据按照比例尺折算之后，最终绘图或者复制地图时也可以将网格略去，这一推测存在一些依据，如《广舆图》是计里画方的，参照《广舆图》绘制的《大明舆地图》除了《舆地总图》之外，各分幅图都没有画方，但与《广舆图》相比，两者地理要素在图中的位置大体相同。

（图1：嘉靖本《广舆图》山东半岛部份；图2：《大明舆地图》山东半岛部份）

需要强调的是，“计里画方”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并不为舆图绘制所独有，中国古代重要的绘画种类――“界画”和建筑工程图也使用这一方法，而且使用的范围也较为广泛。

“界画”亦称“屋木”，主要以亭台楼阁及宫室等建筑物为主要表现对象，因绘制时一般须用界尺引线作画，故而得名“界画”或“界作”，界画讲求比例尺，如宋代李的《德隅斋画品》中记，界画“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寸计丈，增而信之，以作大宇。皆中规度，曾无小差”[12]。此外，刘献廷也直接将使用“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等同于界画，《广阳杂记》中记“壬申春日，于茹司马署中，与虞臣卧地看《楚地全图》。图纵横皆丈余，不可张挂，而细如毫发。余既短视，立则茫无所见，遂铺图于地，而身卧其上，俯而视之，楚地全域，见其梗概矣。命虞臣执笔于侧，书身所经历诸水道，所恨者无界画则里至不能详尽耳”[13]。从《广阳杂记》中多处与地图有关的内容来看，刘献廷对舆图的绘制是较为熟悉的，他将用“计里画方”绘制的舆图等同于界画应当没有问题。

清代保存下来的样式雷图档中也存在大量画方的情况，术语称为“抄平子”，即地形测量，用白灰从穴中基址中心向四面画出经纬方格网（不是经纬度），方格尺度视建筑规模而定；然后测量网格各校点的标高，穴中标高称为出平，高于穴中的为上平，低于穴中的称下平，最终形成定量描述地形的图样则称为“平格”。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计里画方”即是绘图时使用的控制网格，带有比例尺的涵义，但其并不是中国舆图所独有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绘画和建筑工程图中也广泛的使用。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是否比不用“计里画方”的地图绘制的更准确。

二、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真的更为准确吗？

“准确”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这里的准确指的是与不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相比，问题也可以转化为：是否使用“计里画方”能使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计里画方实际上只是一种绘图方法，而不涉及到绘图使用的数据，这是以往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和“计里画方”研究中所忽视的。关于计里画方所使用的数据，以往主要有两种观点：李约瑟直接将计里画方等同于经纬网，因此也就是认为使用的是经纬度数据；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使用的是直线距离，如胡邦波认为“它（计里画方）具有方位投影和按比例缩小的性质，所表示各地物之间的距离是水平直线距离，符合西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14]。但这两者都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中国古代舆图绘制时是否使用了经纬度数据

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古代确实很早就掌握了测量经纬度的基本方法（虽然测量经度的方法直至近代才逐渐完善），而且至少在唐代就进行了一定范围的经纬度测量工作，在元代也进行过“四海测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保存下来一套经纬度数据集，而在西方，早在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等著作中就记载有很多经纬度数据。不仅如此，在西方的早期地图中就清晰表明了经纬度，但中国至少现存的受到西方影响之前的传统舆图中没有一幅体现出其绘图数据来源于经纬度，也没有文献记载曾经为了绘制舆图而进行过经纬度的测量。《明史》中有一条材料可以证明至少明代政府中没有保存这样的数据：

西洋人汤若望曰：”……今各省差数未得测验，据《广舆图》计里之方约略条列，或不致甚舛也。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并偏东一度，山东济南府偏东一度十五分，山西太原府偏西六度，湖广武昌府、河南开封府偏西三度四十五分，西西安府、广西桂林府偏西八度半，浙江杭州府偏东三度，江西南昌府偏西二度半，广东广州府偏西五度，四川成都府偏西十三度，贵州贵阳府偏西九度半，云南云南府偏西十七度[15]。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认为，当时并没有为了确定经度而进行测量工作，只是利用《广舆图》所表示的距离数据推测了各省府的经度。试想如果明代政府曾经进行过经纬度测量的话，那么就不会采用罗洪先私人绘制的《广舆图》，用“计里画方”折算直线距离并推算经度了（关于《广舆图》的绘图数据参见下文）。这再次验证，中国古代虽然掌握了经纬度的测量方法，但未能为绘制地图而进行大范围的测量工作。而且即使存在经纬度的测量，也不等于这些数据会用于地图绘制，至少我们在现存传统舆图中看不到这样的痕迹。

（二）绘图时是否使用了直线距离数据

与上一个问题相同，中国古代确实很早就掌握了测量高度和直线距离的方法，而且也提出了“制图六体”这种将道路距离折算成直线距离的方法，这一点在各种地图学史著作中或多或少的有所论及，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16]、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17]、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18]等[19]，但是掌握方法并不等于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舆图测绘，而且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这些测量方法在地图测绘中的运用应当极其有限：

首先，如果是通过测量方向、高度和直线距离来获得绘图数据，也就是要使用“制图六体”的话，那么必须进行大量相对位置的测量，其测量规模可能要远远超过对经纬度的测量，但是在文献中却难以找到关于我国古代进行全面直线距离和方位测量的记载。同时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文献中找不到一套中国古代某一时期可以直接用于地图绘制，包含地理要素之间直线距离以及方位的数据集，甚至也找不到这种数据集的蛛丝马迹。

其次，对于中国古人而言，除了一些工程之外，大范围、大尺度的直线距离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各种文献、志书中所记录的道路距离反而更切合于实际需要。而且地图绘制的目的在于使用，而不是为了准确，对此李孝聪教授在《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20]中提出“古代中国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余定国也持相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