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从诸城看国企改革

思平给我出了个难题，叫我讲国有企业改革，说实话，这个话题不好讲。这个题目给我出的早，所以为了说话有根据，我专门去了山东省潍坊诸城调研，重点是了解诸城国有企业改制前后的变化，调研中，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诸城国有企业改制前后的鲜明对照，改制前积重难返，改制后成效显著。

我为什么要去诸城调研？因为九十年代诸城国有企业改革风风雨雨，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省长李春亭要我去给省领导和厅局级干部讲讲国有企业改革。会上，有人提出,”诸城国企改革议论纷纷，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在回答时说，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我看到一个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公家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1）与小偷作斗争；（2）装作看不见的；（3）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作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当时，对企业亏损并不在乎，“亏损好，亏损好，评比检查不来了，工资奖金少不了”。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90年代初诸城的国有企业亏损面大，债务负担重，难以为继。1992年上半年，市属150家独立核算的企业中，有103家企业亏损。时任市委书记陈光下决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以摆脱困境。但当时有人起来反对，认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给陈光扣上“陈卖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姓“资”姓“社”的争论惊动了朱基总理。

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诸城企业改制是成功的，激发了企业的活力，积累了比较厚实的经济技术基础，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人民也分享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山东诸城地区政府和企业游刃有余，2015年诸城的各类工业企业拥有省以上研发机构37家，院士和博士后工作站8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比达到39.5%；诸城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46.5亿元，同比增长8.1%；财政收入88亿元，同比增长6%；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61亿元，同比增长14.1%，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599元和15833元。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居全国百强县第27位。这样的成绩与一些改革落后地区经济的断崖式下跌形成鲜明对比。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早改革早主动，山东诸城是典型的例证。

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指导，因企制宜，一厂一策，灵活采取不同的改制形式。

诸城从1992年起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以明晰产权关系为重点，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重组、外资嫁接、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租赁等七种形式，对县域企业进行全面改革。其中采取股份制形式的1家，股份合作制形式的210家，占改制企业的77.2%；外资嫁接7家，无偿转让产权1家，破产的3家，兼并的2家，租赁的2家。

企业改制的形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的。企业改制初期，主要采取股份合作制形式，对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将所有者权益中生产经营性净资产折股出售给企业内部全体职工，把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改造成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通过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仅靠职工入股筹资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而且随着企业做大与个人股本份额相应变小，产权对股东的约束力明显减弱，职工对企业的关切度下降，特别是由于平均持股经营者所持股本份额太小，缺少足够的责任感和压力感。针对这些问题，诸城推行职工增资扩股、转让银行贷款扩股、吸收社会资本参股，调整了股权结构。

分类指导，因企制宜，一厂一策，多种形式推进企业组织升级，对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改组为规范的公司，完善出资人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通过企业改制，促使了大多数企业由死变活，由亏变盈，改变了企业的面貌。诸城企业改革整体采取了多兼并重组、少破产的原则，最终只有3家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挽救无望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多兼并少破产减少了职工一次性分流压力，产品相同或相近企业的生产设备的效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当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确立了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企业改制要向多兼并少破产的方向努力，但必须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可创造良好的条件推动市场主体主动兼并，同时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一方面该走的国有资产评估、转让流程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根据《破产法》规定，重组等程序都走不通的，就应当依法破产。

国有资产流动不等于流失，而且只有在流动中才能使企业保值增值、做强做优做大，也只有在流动中才能瘦身健体、提质增效。

国有资产不能流失，这是改革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和方针。但是，一说流动就怕流失，就怕问责，所以宁可不流动、不作为。应该明确，流动中的流失，只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减少行政干预，采取第三方评估，加强监管，是可以避免或者把流失减少到最少程度。国有资产不流动，使之固化起来，不符合市场规律，其损失是难以估算的。

诸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调整了结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职工生活的提高。诸城机动车辆厂采取了无偿划转的形式，于1994年1月以576万元的额净资产无偿送给了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公司，变成了北汽摩托公司诸城车辆厂。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但实践证明，无偿划转，撬动了北汽闲置的冲压生产线等存量资产，使之在诸城实现了保值增值；同时撬动了诸城车辆厂的发展后劲，不到两年就增值了143%，上交地方财政542万元，短期内收回了原来送出去的资产。截至2016年5月，该企业已向诸城提供了30亿元的税收。按当初576万元的净资产无偿并入北汽摩托计算，相当于诸城收回了520个机动车辆厂。

1996年8月起，面向社会整合资源，联合江苏常柴等100家法人企业组成了北京福田车辆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福田股份”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融资3.2亿元，主要用于技术改造上，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兼并重组了10多个老国有企业，盘活了11亿元的国有存量资产，解决了2万多名员工的就业，目前农用汽车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位。这是在流动中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典型案例。

如何正确、完整地理解加强党的领导，只有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有以下四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索。

一是，如何处理好地方党委的地区性和企业的跨越性的关系。

诸城市中纺金维纺织有限公司前身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纺织厂，在90年底，由于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严重亏损。经过企业改制，中纺集团公司占有80%的资本，成为国内最大的腈纶产品基地，被评为“中国中央企业先进集体”。企业党委属于属地管理，即潍坊市委领导和管理，企业党委通过到东南亚投资的决定，但被大股东中纺集团否定了。我们许多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都是跨地区的，地方党委如何加强跨地区企业的领导？到底是地方党委、企业党委说了算还是所有者、董事会说了算？

二是，如何处理好企业党委、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的关系。加强了党的领导，又发挥了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的积极性，使职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这是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明确权责边界，做到无缝对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党的领导，企业党委不是要替代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的工作，而是要领导董事会、经营班子在职责范围内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董事会、经营班子和广大职工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的工作做好了，广大职工的积极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了，真正作了企业的主人，这也可说明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要把加强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党领导制定的《公司法》也已颁布运行多年。现在有关部门出台的规定要与《公司法》衔接，不适应发展改革的部分内容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行修改完善，使改革与发展于法有据。

三是，加强党的领导，不在于事无巨细党管的事越多越好。党的领导应该把方向、管大局。

加强党的领导不能简单理解为在国企当中不论事无巨细都要求党来负责。习近平同志强调“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

小平同于1980年就说过：“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三）第288页）“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引自《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四是，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如何要重视用市场方式配置人才资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人才资源可以说是第一资源。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配置好人才资源，就是增强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如何发现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是企业在竞争中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市场上的经理人才与党的各级行政领导干部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党和政府应当制订能够符合市场竞争需求的国企经理人才、技术创新人才的新的招聘、考核、激励机制，而不宜用管理行政干部的办法照搬到市场主体当中去。

在加强党的领导避免腐败行为发生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对企业管理层进行正当的激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秀的人才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和财富，平庸的管理者可能只能守成，甚至可能造成企业的亏损乃至倒闭。因此，人才激励是市场主体不可回避的话题。尤其要考虑通过对重大贡献的科技人才的激励来鼓励技术创新。对发明者要有严格的专利保护，要有较高比重的股权激励，或者以发明者的姓名命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要给予宽容、理解和支持。要建立市场为主导的机制。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颠覆性创新是难以实现的。

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注意要与市场化改革相融合，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进而充分发挥人的创新创造力，促使经济的健康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党的领导就会不断巩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

于2016年11月5日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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