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企需要一场哲学反思

1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将1631户国企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对其收取红利。国企分红,天经地义。但分多少?怎么分?国企的强大,对中国贫富格局乃至整个经济运行的利弊何在?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究竟如何定位?这些问题,都需要一场更深刻的哲学反思。本期刊发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相关分析,供参考。

经济增长需要更大自由度

南方周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说明,人的自由恢复越多,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间包括私人财产空间扩大得越多,经济活力就提升越多。中国的经历并没有反证自由促发展的一般性结论,正好相反,是证明了中国人、中国社会也不例外。什么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加市场经济和法治。―――这是人类的模式,不是中国特有的模式。

驱使人们早起晚归、勤奋耕耘的根本动力是一样的,就是要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自由。不论哪个社会,对经济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政管控,就是限制个人的自由,必然抑制经济活力,给创新进步设置障碍,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否则,当初何必改革?是各种私人自由的增加,而不是还存在的政府过度管控,带来了过去三十年的增长。

1978年,不管在私人空间还是经济空间,到处都是政府的影子。

南方周末:那时可能90%的经济社会空间都被管控,现在这个比例还有多大?

陈志武:要看领域,有些领域减少得多。原来婚姻是被管控的,要领导同意才能结婚、离婚,现在决定权回归到了个人,私人空间的自由度提高很多。

南方周末:有人说现在这么多问题,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郎咸平就认为产权改革不是要规范而是要回到国有制。

陈志武:我搞不太清楚他说了什么,因为他经常变。

在原来的计划经济国有制下,权力制衡缺失,体制问题严重,只是由于计划经济产生了贫穷,权力虽然无所不入、也不受制约,但权力寻租能够得到的也不会多,体制问题在以前不是以金钱方式表现出来的。

后来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巨大价值,经济自由度的增加不仅使民营经济发展很大,也迫使国企开始盈利,于是,权力就有了寻租的基础,但必须清楚,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严重,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只是市场化之后让这些问题有机会以金钱方式显现出来。

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权力可以失控,但当权者不一定个个都能寻租捞很多钱;一个钱多的市场化社会里,权力制衡局面不一定更坏,但以金钱表现出的贪污腐败、权力寻租可能更处处可见。

南方周末:自由的增加带来了经济繁荣,但因为缺乏法治规范,是否也带来诸如贫富分化、社会不公这些严重后果?

陈志武:有些贫富分化、社会不公是因为还有许多不自由、权力渗透到太多领域所致。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资本会往回报高的地方走,哪里投资太少,往往那里的单位资本回报就更高,各地区、各群体就更能享受到“水涨船高”的效应。如果行政权力不顾投资效率地配置资源,表面看好像更能促进公平,但据我研究,实际情况是,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行政配置资源程度越高的社会里,贫富差距越大、社会不公越严重,因为在这样的社会,越要靠权力、关系配置资源,机会不平等、社会不公越严重。

很多人怀旧,说1978年以前没什么自由也活得蛮好,现在并不一定幸福。

这涉及到基本价值,也涉及到系统思考的问题。1978年时,人们没什么选择空间,有口饭吃,有个地方住,就很满足了,谈不上个人尊严,因为尊严过于奢侈。

1980年代初,我去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所所长家里,三代人住一间小房。白天工作时,必须把床收拾了做桌子。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厕所更少。普通研究员连这都没有。很多年轻老师为了分一间阁楼,就勉强结婚。那是一种什么生活呢?现在买不起更好、更大的房子,这问题是很大,但跟市场化改革前比较,这是锦上添花的问题,原来可是基本生存、基本尊严的问题!

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后,房价涨了很多,有些是过去政策不当所致,但住房商品化后,人们的居住环境比1978年更糟了,还是反之?房价高不是否定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理由,那次改革带来的住房自由选择空间的扩大,使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居住条件大为改观。

现在的供应量大大增加了。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的自有房比例可能在80%以上。

南方周末:有这么高吗?只算本地户籍人口?

陈志武:对。今天,一般人有自己的卫生间、厨房,还有书房,设计很宽敞舒适!当然,也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子,或者在还住房贷款。但即使抱怨的人也知道,这与1978年是完全不同数量和性质的问题。

自由增加了,市场发达了,也会有头痛的问题。亿万富翁也头痛:子女怎么培养?小孩一出生就很多钱,为什么还要去工作?整个人生意义在何处?这就是人啊。

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

南方周末:意义感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更多的人是贫穷病,或贫富不均的病。

陈志武:美国、挪威或瑞典人都有挑战,而且很大!人就是这样的,没有挑战就难有幸福感和真正的满足感。幸福不幸福,是非常个人化的感受,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该有。

一旦走出温饱挑战,幸福更多来自追求结果的过程中,而不一定是结果本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是幸福的前提。

自由增加后,每个人都能选择、管理自己的生活,更加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由领导来安排。这是更高境界,但你要对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负责,责任和自由是相配的,这就有了一种跟生存压力不同的挑战。

南方周末:有时“自由是一种重负”,它需要你承担更多责任。但同样是“自由度”的增加,会不会某一部分群体增加得太多了一些?

陈志武:这主要体现在起点差别上,农村出身和城市出生不同,农民工子女和富二代、官二代面对的机会就更不同。前者是城乡户籍制度歧视所致,是人为的即可以改变的,而后者是家庭背景不同所致。

1970、1980年代时,农村和城市出生的差别不大,因为大家都没有太多机会受教育,都比较无知。可是,到互联网时代,城市孩子和农村的差别就太大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越来越难。

人的天赋不一样,姚明个子高,篮球打得好,和其他人没法比。但在非天赋方面,设计制度就应避免歧视,尤其要通过制度设计,包括适当的税收支持,让背景不同的孩子们尽可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如9年免费义务教育等。

机会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更符合公正原则。

国企一定比民企和外资安全吗

南方周末:民营资本的创业自由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延伸。但在行业准入和融资方面,民企与国企、外资的待遇差别较大。这种不平等该如何解决?

陈志武:国企的存在,造成机会和权利的不平等,问题非常严重。现在连国企主管部门也不一定清楚,国企、国有经济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最初推出国有经济时,整个制度建构背后包含的哲学非常清楚,当时认为私有制是所有社会不平等、社会之恶的起源。为了解决社会不公,革除这个“万恶之源”,通过政府拥有、经营企业,通过土地的公有,来消灭私有制,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实现共同富裕。

尽管事后看,那是一种乌托邦式制度设计,有逻辑上的漏洞,但至少当时背后有非常强的政治哲学基础。可是,现在没人重新在哲学上把这个事弄清楚,今天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存在,到底为了什么?

国资管理体系里,一时要国企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时又要他们追求资产规模最大化,或者追求销售收入、市场份额的最大化,变来变去,让国企高管很难把握,因为每种不同的目标意味着不同的企业策略。还有,通过国企垄断赚了很多钱,需不需要上交?上交多少?

如果是为了共同富裕,国企利润,包括国企股权卖掉以后得到的钱,就应该上交财政部,减少社会大众的税负。可是,今天国企没有这样做,国企股权卖了,也不见得要上交国家,利润分红也少得可怜。但国企赚钱或把股权出售后,留下来,自己成立投资部门做直投。国有企业不再是全国老百姓的财富,而是具体国企内利益群体的利益,国有变成了一小部分内部人的私有。

南方周末:中国国企去海外并购,不也被美国和俄罗斯拒绝过?会不会有人担心外资后面是外国政府在控制,要搞垮或控制这个行业?

陈志武:从产品安全角度来说,即使资产控制权由外国人掌握,也未必比由国企或民企掌握更不安全。国家掌握着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只要按法律经营,产品供应的安全度不会有差别。外企在中国,对中国的条条框框通常看得更认真,民企,尤其是国企,反而不把这些条条框框当回事。

用什么定义国家经济安全?就业?员工的收入和生活保障,还是产品?这很关键。很多人笼统觉得不安全。实际上,奶粉和其他食品行业基本以国内企业为主,但是,不也是出了那么多安全事故吗?有多少是外资企业做的?

如果以就业来定义国家经济安全,那么多银行贷款和国家投资都砸到国企,带来多少就业?这些年每年新增的就业中,接近90%来自民企和外企,所以,维持太高的国有经济反而威胁中国的就业安全。

如果从报酬和待遇定义经济安全,富士康问题很多,但如果把富士康跟国企或民企制造企业的工资、待遇、工作环境比较,前者通常还更好。

国企给一些特权者提供了高收入的机会,很难说真正实现了经济安全。

南方周末:前段时间中国媒体去美国竞购一个新闻杂志,结果第一轮就被淘汰。是不是它也会考虑资金来源,不给中国媒体同样的竞争机会?

陈志武:美国不应这样做,是有些政客短视、无知所致。

南方周末:这是否也可以部分解释有些人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中国跟西方国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都不一样。

陈志武:在中国,重要战略行业连完全由中国公民拥有的民企都不能介入,这不是外资、内资的问题,保留国企垄断地位,才是实质。

南方周末:有人说国企是执政基础。需要一个经济基础在那,能保证执政安全。

陈志武:要有更多关于为什么要保留国企的深层讨论。这么多国有财富,到底是为何、为谁、为哪?不能继续是小部分人的私库。

南方周末:1990年代开始国企的“抓大放小”,很多人批评“放小”是不规范的私有化,产生了很多不公正。

陈志武:抓大放小是换汤不换药,大国企反过来收购了小国企甚至很多民企,包括如今的房地产民营企业。很多人以为央企的数量减少到50个就行了,千万别忘记国资委只有一个。如果所有国资委下面的资产都集中到一个公司,它的资产和领域比原来翻了50倍或更多倍,我们真的相信那是国退民进了吗?

改变国富民穷:要改掉“等级制”

南方周末:你有个计算说政府拥有全国75%的财富。是不是有个分配阶梯,谁占更多?

陈志武:那当然。越往社会底层,得到的越少,整个中国社会被划成很不同的群体。国企管理层是一个群体;国企员工是一个群体;能进国企和集体企业的是第三个群体;第四个群体是进城但进不了国企的农民工;第五个群体是农民。

南方周末:1985年邓小平有个讲话说:如果两极分化了,改革就失败了。现在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变动的起点在哪里?

陈志武:国富民穷的局面要根本扭转,不能只做修补。近几年,财政部在民生项目方面有了更多投入,包括卫生、教育、社保,增幅比以前大了。但这种修补不改变结构问题,不能改变国富民穷越来越恶化的趋势。征税权不受制约,使越来越多的民间收入进入政府手里,这是宪政问题。

目前,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还没对征税权进行真正监督和问责,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也还没进行。这些改革不到位,国富民穷局面就很难变。

政府的远见:别走不下去才跳出来

南方周末:最近物价上涨较多,有些地方甚至开始限价。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陈志武:很多人会抗议。如果一方面限制价格,不让上涨,另一方面政府又多发钞票,要别人卖东西,会越来越难。假如今天相对于昨天的货币供应量翻了一倍,而蔬菜、粮食的货币价格又不让升高,那等于让菜价、粮价跌了一半,有粮食的人可能会选择不卖,货物的供应会大大减少。会出现社会冲突。

南方周末:会出现短缺?

陈志武:对。很多人会选择不拿东西出来卖。

南方周末:不卖东西靠什么去维持自己的完整生活?

陈志武:很多人宁可去把那些东西留下来。从经济学角度讲,这很正常。把东西卖了变成货币买不到什么东西,还不如把东西留下来。

南方周末:会不会用其他方式补偿实际价格?

陈志武:黑市可能会出现,但成交量会大大下降。这样社会就乱了。

南方周末:那时放开垄断,或是减税的压力会变得更大?

陈志武:这给改革制造新的压力,必须把经济理顺。那时会认识到,政府对资源的垄断,对资产、财富的垄断不能这么多,行政权力应该受到更多制约。对整个经济而言,政府投资与民间消费的关系要调整,经济增长不能再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带动,而是要更多靠民间消费、靠民生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