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首先从地权角度遏制市场斯大林主义

一

强拆冲突已构成当下中国最大规模的产权冲突，强拆悲剧已构成当下中国最大规模的人权悲剧

唐福珍自焚以其惨烈震惊世界。原以为这不仅空前，而且一定绝后，血流得够多，人死得够多，应该有个句号了。唐福珍自焚固然令人伤怀，但如果能像孙志刚事件终结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那样，终结同样邪恶的强制拆迁制度，或算不幸中之万幸。

但是，不能不承认我们还是太天真。唐福珍自焚不出一年，9月10日，江西抚州市宜黄县又爆发强拆血案，拆迁户三人被烧成重伤，分别是拆迁户钟家的大伯、79岁的叶忠诚，钟家的母亲、59岁的罗志凤，及钟家二女儿钟如琴。

原以为极端已到极限，不可能更极端，现实却是如此反讽。并非一人而是全家被逼自焚，宜黄血案因此远远超出想象力，舆论一时山呼海啸，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在唐福珍自焚之后，类似血案从来就不曾消停过。只不过因剧情雷同，无法调动早已审美疲劳的公众的注意力，往往只能在新闻的汪洋中一掠而过。网上简单搜索，即可列举如下――

8月27日，福建泉州市民何全通，因无法接受住宅即将被当地政府拆除的命运，泼汽油点火自焚，抢救无效死亡。

6月1日，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大孬驾一辆厢式货车阻止强拆，因遭到拆迁专班暴力围攻，情急之下，驾车撞死4人，撞伤11人。

还是郑州。5月27日，须水镇某餐馆老板娘陈先碧横尸挖掘机旁。当地官员称，是陈先碧在强拆冲突中“趁人不备”从墙头掉下身亡。

5月24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发生暴力拆迁，致一人死亡。

4月18日，河北邢台市桥西区张家营村。村民孟建芬在强拆冲突中被铲车碾死。

4月8日，辽宁抚顺高湾区。指挥拆迁的建委主任王广良在强拆现场被“钉子户”杨义用刀杀死。

3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两名农民因抗拒强拆自焚，造成一死一伤。自焚死亡的村民名为陶惠西，受伤的是他92岁的父亲陶兴尧。

3月3日，武汉黄陂区。“钉子户”的母亲、七旬老妇王翠云在强拆冲突中被活埋致死。

2月8日，野蛮拆迁在安徽省利辛县上演，一名80多岁的老人在自己家中被活活砸死。

相信因强拆引爆的社会冲突、刑事案件、致死致伤诸项统计数字，没有进入各级统计局的视野。但即便如此，仅据个人耳闻及媒体披露的信息，仍不难判断，强拆冲突已构成当下中国最大规模的产权冲突，强拆悲剧已构成当下中国最大规模的人权悲剧。这样大规模的冲突和悲剧，对人心的过度刺激和打击，因过度刺激和打击而产生的挫败感与绝望感，对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溃败的助推，则就不是统计部门所能测算出来的了。

二

他们跟企业家一样属于经济人，但他们不具备企业家具备的公司理性，因为他们不需要公司理性，因为他们手中拥有企业家不可能拥有的国家机器，即合法暴力

三个多月以前专访吴敬琏老师时，我提了一个问题：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形态，还是市场经济吗?吴老师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既然不是市场经济，那么到底属于何种经济形态?吴老师的答案是，重商主义的，抑或权贵资本主义的。

这些概括有道理。但在我看来，仍不够精确。它显然有重商主义性质但又不同于传统的重商主义，有权贵资本主义性质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权贵资本主义。它是一个结合了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物种。是多种物质化合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物质。

毋宁把它就叫做市场斯大林主义。即，它是市场机制加斯大林主义。或者换句话说，它不是一般的政府统御经济，它主要是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通常只用于紧急状态的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专政职能来统御经济。那么什么叫专政?经典作家早有明确解释，专政即为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

这就是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困境。学者反复忠告：市场经济必须用法治来保障，法治首先是以法治理政府，政府必须接受法律的规驯。但在政治体制没有实质变革的情况下，法治精神与斯大林主义的内在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崇奉斯大林主义的相当多数官员，很难接受契约约束，接受自由交易、等价交换等市场逻辑。他们跟企业家一样属于经济人，但他们不具备企业家具备的公司理性，因为他们不需要公司理性，因为他们手中拥有企业家不可能拥有的国家机器，即合法暴力。他们可以动用合法暴力介入市场竞争，到市场上跑马圈地。

这就是市场斯大林主义的奥秘所在。地方政府公司化，乃至政府部门公司化，一个个都成了实际上的经营主体。但它们本身并不创造任何物质产品，并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它们不过是把创造财富的机会存量划到自己的盘子里，把创造财富的资源存量划到自己的盘子里，以及把财富本身划到自己的盘子里。对他们是增量，对社会则是减量。他们增量越大，则社会减量越多。

这就是说，市场斯大林主义之下，政府跟社会的财富分配关系，不能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就注定要伴随激烈的利益博弈。但既然存在不受法律约束的强大暴力，就不可能指望这种暴力会自我约束，会在激烈博弈中当袖手观音。不仅是政府统御经济，而且是用专政手法，用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来统御经济，就在很多地方衍为常态，以此来保证地方政府或者部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尤其集中表现为地权博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市场社会的常识。在当下中国，私有财产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地产房产。人民公社化之前，农村土地大多私有。而在城市，即便改革之初，还有相当数量地产属于私有。但未经任何谈判，未经任何形式的对等交易、产权置换，仅仅一个法律规定，城市私有地产即全部无条件转为所谓国有其实是地方政府所有，农村土地的流通权交易权也全部收归国有其实是地方政府所有。这样大规模的私产转移竟悄然完成，十三亿人都失去了对自己脚下土地的主权，都成了租客或过客。

这是当代历史上平民私产最大规模的灭失。只不过在相关法律生效之时，因法律意识不够，绝大多数国人没弄懂其中关节。但国人是讲求实际的，真要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从他们手中拿走，可就没那么简单了，他们肯定要穷尽一切合法手段抗争。这时候雄赳赳气昂昂的专政机器就派上用场了，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就充分体现出它的优势了。某地强拆预案明确规定：发生冲击现场行为时，须调动公安部门。如果局面升级，须“由总指挥协调调集武装警察维持现场。”既如此，当下征地拆迁冲突不断、悲剧不断、死人不断，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准巴尔干化的冷战争。看看地方政府征地拆迁的具体部署，及所使用的整套话语体系，莫不充斥着军事词汇，莫不洋溢着斯大林主义的血腥气。譬如，“打一场人民战争”，“打歼灭战”;譬如，要“戳破别有用心人的意图，特别要注意防止反政府、反社会个别势力的非法活动，充分发挥街道、社区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强势推进。拆迁工作不能等待观望，要做到腰板硬、措施硬、政策硬、手段硬”。等等。哪有半点法言法语?倒是让人恍然如梦，怀疑自己是不是坐时空穿梭机，回到了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时代?

三

权宜衍成习惯，习惯衍成自然，以暴力搅买卖开路，以维稳体制断后似乎成了天经地义，成了难以改变的常态

市场就这样成了斯大林体制的婢女。斯大林体制从市场之外、市场之上统御着整个市场，一切操之于我。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扼制自由的市场斯大林主义，本质上是反市场经济的。近年来为什么国进民退势不可挡，为什么政府跟社会的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衡，终极原因就在这里。

逻辑很清楚，不解决斯大林体制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前景就无法让人乐观。通常说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权力搅买卖，不对了，在很多地方，事实上已发展到暴力搅买卖了。没听说正常的产权置换，会常常需要城管乃至公安，乃至武装警察冲上第一线。没听说正常的产权置换，会常常逼到对方跳楼、自焚甚至全家自焚甚至九十多岁的老人也要自焚。我们是在承平年代，正常的产权置换，进而，整个经济的发展，本不该用那么多血、那么多泪来换，本不该有那么多家庭破裂和生命的沉沦。

于此就能理解，为什么全国一年维稳经费高达5100多亿元，超出了军费总额。天价维稳成本事实上反映着社会问题的高攀不下，事实上反映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攀不下。在特殊利益集团收获越来越多发展红利的同时，是整个社会付出愈来愈大的代价，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软着陆愈来愈难。

本来，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只是市场发育之初的权宜之计，为了补当时社会力量之不足。但是在尝到了权力搅买卖尤其是暴力搅买卖的巨大甜头之后，政府之手非但不肯退回去而且不退反进，对国家的强制职能的过度依赖，似乎成了戒不掉的瘾。我们从前认为，这或是转型时代的特定现象，是必须交的一次性学费，大致是可以忍受的。但现在权宜衍成习惯，习惯衍成自然，以暴力搅买卖开路，以维稳体制断后似乎成了天经地义，成了难以改变的常态。

如果竟然走到这一步，那一定是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拨乱反正无疑需要一个极宏大的布局，非三言两语能说清。但至少有一个切入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如舆论广泛呼吁的，彻底废除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通过订立新法还地权于民，首先从这个角度落实宪法对保障公民私产的承诺。比如，可以订立一部住宅法，确立住宅权为基本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如遭侵犯，公民可采取紧急措施自卫;一旦诉诸法庭，法庭不得拒绝受理并必须公开和独立审判，如此等等。

对平民私产的剥夺尤其是对地权的剥夺早已天怒人怨，从这方面拨乱反正，民意基础极为强悍。在城市有整个中产阶级支持，在乡村有整个农民阶级支持。从此起步，即首先从地权角度给国家暴力机器套上绳索，遏制市场斯大林主义或不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