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当前经济形势与开发性金融的作用

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国内环境处在深刻复杂变化之中，中国经济的走势令全球关注。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抵御能力，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但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相互交织，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要化危为机、加快发展，关键在于准确认识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认清中国当前的国情和特点，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找到正确的应对策略和措施，以符合国情的金融形态和方法支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国际经济复苏前景错综复杂，经济金融格局面临深刻调整

（一）债务危机风险凸显，大大延缓经济复苏步伐。今年以来，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PIGS）等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美国、日本也面临巨大的债务风险，全球金融市场再次出现大幅震荡。这次债务危机与次贷危机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消费信用的过度透支；不同之处在于，债务危机是政府为了支撑养老、医疗等社会消费导致政府信用透支造成的，而次贷危机是在土地升值的预期下，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为住房消费过度融资，造成个人和金融机构信用透支造成的，消费特征更加直接和突出。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元区各国联手开展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救助计划。同时，美欧日各国不同程度地推行增税和削减公共开支等财政紧缩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势必会导致消费紧缩，使经济复苏进程更为艰难漫长。

（二）经济复苏冷热不均，世界经济向多极化发展。整体来看，与发达国家的消费不足、经济低迷相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总体良好，成为经济复苏的积极力量，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增强。这当中，“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成为当前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人们也纷纷用G2来描述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具体来看：

一是美国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削弱。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华尔街资本市场把美国消费所产生的债务，做成泡沫化的各种金融工具卖到全世界，为美国的高消费筹资。但这次金融危机宣告了这种依赖虚拟资产财富效应支持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的破产，也宣告了华尔街神话的破灭。尽管美国仍将长期是世界头号大国，但其下行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任度也开始严重下降，不再盲从。

二是欧盟和欧元面临挑战。欧盟的成立和欧元的发行把欧洲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在经济金融领域直接对美国和美元构成竞争。但债务危机暴露了欧盟和欧元的短板，也是制约欧盟进一步发展的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欧盟内部的经济失衡与成员国各自为政的矛盾。欧元只是货币的统一，但财政没有统一，成员国间又缺乏协调，使欧盟内部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被放大。另一个是社会高福利和人口老龄化，导致发展包袱沉重、动力不足。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将长期拖累欧盟的发展，影响欧元的作为。

三是日本长期深陷衰退，发展有限。日本经济在出口拉动和城市化升级的带动下，自1960年起经历了 30年的快速发展期。但日本对美国言听计从，最终使自己陷入被动。先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之后，又实施低利率等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金融资产的吸引力下降，而房地产的吸引力上升，地价飙升，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宣告了日本这一轮城市化的完成，使日本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目标和动力，出现了自1995年以来经济的持续衰退。

四是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与发达国家国内市场已经饱和、需求小于供给、失去了经济增长动力的情况不同，中国在13亿人口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内生动力，并在4万亿的刺激经济措施的配合下，最大程度抵消了出口减速的拖累，使中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同时，中国抓住机遇努力在国际经济金融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中国推动东盟建立了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与亚洲、拉美国家签署了总额高达6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向IMF注资5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影响力的增强，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肯定，今年初世行将中国投票权从 2.77%调增到 4.42%就是证明。

五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大潜力，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化拉动”特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普遍有着高度的政治互信，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使这些国家在治国和发展理念上，都高度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形成高度的经济互信，并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深合作。同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合作中受益于中国的广大市场，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扩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比如，亚洲其他国家有1/4的贸易是与中国开展的，而与美国的贸易比重则从上世纪90年代的35%下降到18%。

（三）国际金融格局将从美元垄断向多种主要货币相互制衡演变。美元依靠世界货币的地位，以不断贬值来应对债台高筑，不仅加剧美元信任危机，也会对全球形成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欧元、英镑汇价也出现大幅下滑。现在，很多国家提出了要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要求：欧洲呼吁建立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亚洲及拉美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推动区域性货币合作，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逐步扩大在世行中的份额，这都显示出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此外，气候、环境、贸易争端等问题，也都增添了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发展任务

（一）中国正在并将长期处于建设阶段。纵观各国经济发展，一般要经历建设、产业、消费三大阶段。首先是建设阶段，这是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征是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艰巨，建设拉动产业和消费。第二是产业阶段。特征是产业发展对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这些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调动力，拉动城市化建设和消费，对经济贡献最大。当前，发达国家大多处于产业发展的中后期。第三是消费阶段。这个阶段有形的物质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逐步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量逐步减少，服务业成为经济主体，个人消费开始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特征是经济高度的消费化，建设和产业都由消费拉动。美国就是消费阶段最典型的代表。美国进入消费阶段后，消费信贷迅速发展，消费增长长期超过投资增长，住房、信息、文化、医疗等与消费、民生相关的领域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建设、产业、消费三个阶段逐级演进，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从时间上看，这三个阶段有先后关系，是递进的过程，不可人为跨越；从空间上看，是可以并存的，但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不能机械划分。当前，我国同时具备建设、产业和消费的特征，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已经开始走出建设阶段，处于产业阶段的发展期，但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建设阶段，部分中西部地区还很贫困。所以，在中国建设仍占据主导，是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在整体上处于建设阶段。

（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城市化是建设阶段的重要特征和实质内容。它不是单纯的国土物理景观和人口构成的变化，而是推动两大根本变革：一是土地变资产，二是农民变市民。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描述的，欧洲由工业革命推动城市化大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资本家追逐利润驱动的，通过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变成无产者，把地主变成资本家，解决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来源。而中国的城市化是社会革命驱动的，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以全民小康、构建和谐社会为使命的，这是中国与西方城市化本质的不同。还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中国城市化的人口规模几乎是发达国家已实现城市化人口的两倍。这都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也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社会革命。

一方面，城市化将为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快速增长提供不竭动力。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是 46%，还处于较低水平，但发展很快。估计 2020年将达到 58%，2050年将达到 75%―80%，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动力。据测算，到2025年，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总投资需求将近150万亿元，全国将有13座人口规模超过千万的巨型城市，建筑面积需求近400亿平方米，电力需求近9亿千瓦，有多达 170座城市要建立大规模交通系统，需要铺设50亿平方米的公路和2.8万公里的地铁。城市化同时会带来社会分工、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农民变市民有利于带动消费；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居民消费结构也将升级。所以，城市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统筹城乡建设、产业消费、区域协调、绿色低碳、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任务非常艰巨。首先，统筹考虑均衡发展问题。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凭借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先富起来，但中西部地区的人民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发展差距较大，需要统筹现在13亿、将来15亿人的小康和福祉大体同步。第二，统筹考虑就业、消费的平等和普惠问题。很多商品在发展初期通过盈利来加快发展，等发展到一定规模，商品的社会性开始凸显，就要在经济规模效益下向消费者让利实现普惠，不仅不能大幅涨价，有的甚至会降价，比如粮食、电信、医药等。第三，增强城市和城镇的承载能力，实现两者协调发展。要注重发挥城市群的重要载体作用，延续以城市群为主体格局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增强城镇的承载能力，实现城镇发展模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第四，科学统筹协调土地变资产的过程。西方城市化把农民变成失地的无产者，而中国把土地变资产中的一部分返还给农民，使农民变成有资产的市民而不是城市贫民。同时，政府在推动土地变资产中，要看到土地是所有功能的共同载体，不能以价格高低作为衡量土地价值的唯一标准，还要兼顾社会功能，直接为中低收入住房、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提供足够用地。

（三）新型工业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巨大空间。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历史时期，但工业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能耗较大、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较低等问题，特别是随着重化工业深入发展，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解决的出路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空间。一方面，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注重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围绕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形成新的战略产业集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把高新技术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努力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的发展模式。另外，在大型工业项目迅速发展的同时，要加快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通过形成或延伸产业链，增强产业吸收就业的能力。

（四）中美经济互动是影响中国国际化的主要因素。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互动发展格局下，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外汇储备迅速积累，出口创汇在结售汇制度下转化成巨大的人民币货币扩容。由于这个货币扩容是以出口超过国内消费需求的剩余商品、有贸易实物为抵押，而不是单纯的货币信用增长，所以是一种低通胀、健康和可持续的流动性充裕，使国际贸易、货币扩容与城市化、工业化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资金和物质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还处在低端，背负了许多强加的沉重包袱。一方面，在国际资源市场中，我国处于价格接受者的被动地位，对于一些资源大国炒卖资源产品开出的天价，我们只能被迫承受。另一方面，中国发展的一部分红利，通过美元贬值又补贴给美国。所以，我们只有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依靠中国在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努力和优势，逐渐削弱和减少我们背负的不公平包袱，使中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取得所需能源资源，这才是从国际化低端走向高端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经济金融格局面临深刻调整，这对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机遇。我们应要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加快金融国际化的步伐，发挥金融先行作用，为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参与国际竞争，增加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为城市化、工业化加快发展创造条件。

（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加紧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党的十七大明确的战略任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个任务更加迫切。中央指出，这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