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福利国家”的误会

什么是福利国家？它是指全民都享受国家的福利，不分收入、家庭、教育、年龄，凡是本国的公民都能一视同仁地得到国家的福利照顾。

一般老百姓都希望政府有福利政策，因为能够白得一些福利款谁也不会拒绝。他们不会去想政府的钱从何而来，认为政府自有其办法，也不知道政府的钱最终是从老百姓手里征收来的。

其实，百姓靠国家福利是捡不了便宜的，不但捡不了便宜，还会有所损失。即使政府完全没有贪污浪费，还有因福利费的征收和分配而发生的行政费用。百姓交出100块钱的福利费，回到自己手里往往只剩下90块。所以，福利国家的政策比起百姓自己为自己谋福利，效率要差得多。

福利国家和济贫不同，济贫是帮助贫困人口。济贫是没有争议的，全世界不论东方西方、古代现代，一切国家都有济贫的政策和习惯。关于济贫的争议只是针对什么人，多大的力度，怎样避免腐败等等，济贫的方向是没有争议的。

拿富人的钱帮助贫困人口，或者拿普通人的钱帮助贫困人口，都没有问题。因为这能缩小贫富差距。但是，人人有份的福利国家则不能缓解贫富差距。比如，富人的年收入是100，穷人的年收入是20，差距为80。人人有份的福利政策让不分贫富人人都增加10单位的年收入，富人变成110，穷人变成30。他们之间的差距仍然是80。

这说明，福利国家不能缓解贫富差距，因此，对它有很多争议。中国本来没有要不要成为福利国家的问题，但是，最近的一系列政策不但跟福利国家有关，而且和反福利有关。就是说，一些政策走到了超过福利国家的程度，变成了济富而非济贫。这和对福利国家的认识有关。

福利国家的害处不仅仅是效率低，更因为会把人们的心思引向不劳而获。

在没有福利照顾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多赚钱，努力去创造财富；而有了福利时大家想的是如何逃避交税，同时多占些福利照顾，因为的确有空子可钻。所以，福利国家会培养懒汉，整体上的生产下降，国家陷入福利陷阱。

福利高的社会和福利低的社会比较而言，上述毛病是很明显的。由国家解决福利和自己解决福利相比较，还不如减点税更合理，这样不但减少了于福利有关的行政费用，防止懒汉的养成，更能减少腐败的机会。

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有不少国家选择福利国家的道路。国家照顾人们的基本需要，不但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费用，包括医疗，交通，甚至住房，而且每个人每年还能分到国家的福利款。而且这种分配是人人有份的，不管你收入有多高或很低。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基尼系数低到0.3以下，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差不多。他们的经济增长也并不很差。这一经验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我们看来，养懒汉的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成功者何以他们成功？理论上的解释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和人类的本性有关。

人们追求富裕，同时也追求平等。“富裕”和“平等”两大目标都是我们所要的。这里的平等是指满足每个人的生理需求的平等，因为人与人相比生理需求是差不多的。可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收入分配可远远不是平等的，企业家，歌星，运动员等的收入千百倍于普通人。

这一需求和收入的差距使人们感觉不可接受。一些高收入的人一掷千金，他们吃一顿饭够穷人一年的饭费。他们的住房像宫殿一样，而穷人只能蜗居在斗室之中。福利国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另人窒息的社会不公，即使牺牲一点效率也能够为大家所接受。

上述分析清楚地说明，效率和公平是互相矛盾、不能得兼的，因为多一点效率就要少一点公平。究竟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如何选择，也许可以说，当国家很穷时应该多考虑效率，等富起来之后应该多考虑公平。并不是说穷国就不需要公平，起码的公平，人人有饭吃，这是必要的，但是，更多的收入公平会妨碍进一步的财富积累。此时，应该让市场充分发挥其财富创造的功能，使全社会尽早富起来。

但是，随着市场的发育，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虽然穷人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差距太大而愤愤不平的感觉越来越普遍，此时社会就必须转型了，由强调效率转向强调公平。现在的中国可能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

当前，中国在福利方面的问题还不是公平和效率的矛盾，而是反福利，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问题。

中国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一致同意，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来源是城乡差别。就城乡各自的收入分配来看，差距都不算太大，基尼系数都不超过0.4，但是，就全国而论则超过了0.45，差距主要来自农村的收入太低。而我国的福利制度却把重点放在了城市。

比如，无论教育、医疗、就业，都是照顾城里人远多于照顾农村人的。尤其是最近变成全国重点实施的一项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更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巨额的公有资源拿来补贴城里人买经济适用房等补贴住房，在此间农民是一点也挨不上的。一套住房的补贴数可达几十万元，够农民10年的收入。

这样的福利政策极大地恶化了收入分配，使今后的分配问题更难解决。城里的高房价将阻碍农民移居城市，而城里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房，则不受高房价的影响。

引导普通人买房靠政府，其不良后果远超出一般人所想象的。

其一，大家盼着政府补贴，而不是自己努力挣钱。寄希望于买便宜房，会去钻营歪门邪道，把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钻营之道上。

其二，恶化了社会气氛。廉价房的分配不是市场化的，而是靠接近权力的程度，客观上创造了贪污腐化的机会，必然使已经泛滥的政府腐败变本加厉。

其三，限价房多了，在土地总量已定的条件下商品房必定会减少，没有条件买限价房的人是多数，商品房的减少必定使其价格上涨。限价房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商品房市场。

其四，不必要地加大了政府的权力。我们多年来讨论政府职能问题，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都不要有政府插手，限价房使本来是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了政府。事实上，政府官员是喜欢拥有分配限价房的权力的，因为对他们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手中的权大一些总比小一些好，可是，百姓办事就更得求他们，而不是在市场上解决。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政府中还有廉洁问题，尤其不能搞太多的福利。因为福利是由政府分配的，在分配福利中政府是有利可图的。应该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随着政府廉洁程度的提高，可以逐渐增加社会福利，让更多的公共资源让政府来分配。所以，福利国家适合于高收入、政府廉洁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