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什么是中国经济失衡的真相」正文
任何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请不要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在关于中国经济的种种讨论中，没有一个能够绕过这个现象。甚至可以这么说，看一个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断是否切中要害，就先看看它是否解释得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两者之间的“剪刀差”，解释得了的，过关，解释不了的，哪怕是教科书上的理论，恐怕都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篇文章关系到时下中国经济的三个争论：消费是否不足？投资是否过度？劳动是否短缺？什么观点正确，看看是不是能够解释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真伪立现。
看消费，角度不同，要先搞清楚我们谈的消费指什么。有人用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率说，你看，中国消费的增长不低啊，全球领先，哪来的消费不足？中国的汽车销售已经全球第一了。如果仅用中国居民的消费增长率来说中国没有消费不足，就好像射中了靶子，但射中的却是旁边选手的靶子。其实，多数时候，当经济学家讲消费不足的时候，是在说消费作为GDP的一个部分，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而且这个比重还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一定是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出了问题，劳动者所得占有的比重一定会持续下降。给定中国大量居民资本收入不多，劳动收入是支撑居民消费的主要来源，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一点都不奇怪。
当人们说中国的消费不足时，也对应着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比较高，而且国民储蓄率总体上在上升。国民储蓄率的计算将企业和政府的“储蓄”都算作储蓄。企业没有真正意义的储蓄，企业的储蓄就是企业未分配利润，其中，用于投资的部分也都计为“储蓄”。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与投资的上升有直接的关系，在分配上，企业收入越来越多，工资增长却不快，未分配利润当然越来越多，企业储蓄率相应升高也是再自然不过。在政府那里，政府收入减掉政府消费的部分也都作为“储蓄”，包括了政府进行的投资。中国的消费不足、储蓄太多，其实主要是由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太多导致的，由于这部分“储蓄”有相当的部分被用于投资，所以，说中国的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度差不多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说法，都是相对的。
回过头来说投资。有研究报告称，中国投资不过度啊，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缺的就是资本，多投资不是坏事，关键还是要看投资回报。有测算说中国的投资回报很高，所以，高投资是正常的。测算结果说中国投资回报高，一点都不奇怪，如果算出来说投资回报不高，反而奇怪了，那等于是在说拼命投资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们脑子都出了问题。不过，用投资回报高来说投资没有过度，等于什么都没说，应该再追问一下投资回报为什么高。投资都是为了挣钱的，今天的投资是明天的货，如果货卖得出去，就投资，货卖不出，那就不投了，这是任何一个企业家都知道的生意经。中国经济的问题就在于，它已经高度开放，中国出口商品的价值大约能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在经济危机前的十多年里，劳动力便宜，工资上涨幅度不大，问题不大，因为生产的东西有三分之一不是卖给中国人的，所以企业和地方政府当然持续地加大投资。低工资增长，高劳动生产率增长，反而持续地提高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东西卖得出去，反过来，就有了进一步加大投资的动力，有外国人帮我们消化过剩产能，企业和政府却对中国经济早已出现的结构失衡视而不见。
中国的投资回报高是有前提的，前提之一就是工资增长慢，――再次强调，是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资增长比较慢，――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说，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就成为自然的结果。前提之二，就是中国商品卖得出去，只要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快于工资增长的趋势不变，这个前提不会根本变化。经济危机一过，如果国内经济的结构不做根本的调整，中国经济定会走上依赖出口的老路。有论断说，近来，劳工短缺了，工资上涨了，中国经济依赖出口的路走不通了。注意，看中国是否还能依赖出口，不能只看工资一个变量，只有把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放在一起看，才能看得出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是否还能持续。尽管出现了劳工短缺和工资上涨，但这是否能够彻底扭转工资上涨长期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趋势，目前还没有证据。此外，即使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能够下调，轻言中国经济摆脱对于出口的依赖，也还为时尚早。
判断中国经济未来的调整方向并不难，工资上涨肯定是个趋势，难点在于，我们需要判断的是，工资上涨的步伐会多快？这就需要对劳工短缺的性质做出客观的判断。仅从现象上来说，如此多的信息说企业招不到劳工，而且是技工、普工都难招到，这说明，劳工短缺，或者说劳动力供小于求是个事实。但是，任何的劳动供求不平衡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比如说，农民工工资过低、社会保障不够好、在城市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惠农政策，新生代的农民工对于各方面待遇和工作的条件都更高了，这些都可能成为当前劳工短缺的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劳工短缺有着非常急需解决的制度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将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劳工短缺和劳动成本快速上升。
为了搞清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我特意委托在内地农村政府工作的朋友做了场访谈，其对象是60多户曾经长年在外打工，但现在都未再外出的农户。结果是，大多数人觉得，“现在到沿海好工厂找一份工作还是比较难的，而差的工作又不想干。沿海工厂现在找的都是技术性的熟练工。虽然自己也常年在外打工，但主要是干建筑业和服务，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些原先在沿海从事服务业的务工者（大多为女性）说，“现在在沿海从事服务业的工作不好干，但现在到好工厂里找工作，没有别人介绍和有一定的技术，又比较难找。”我希望在思考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人们认真地体会这些来自于农民的话。表面上看，劳工短缺，工资上涨，像极了发展经济学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仔细一看，不如说这是个“制度的拐点”。不是劳工数量不足了，是长期以来农民工的待遇不高，使得进城打工的收益相对变低了。更可怕的是，在扭曲的制度下出现的劳工短缺，如果不通过制度的调整来缓解，那么，企业就会对这扭曲的价格信号作出反应，采取更高的生产技术，减少对低技能劳工的使用，于是，技术性的劳工会显得短缺，而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想找工作，却不能胜任的技术升级后的工作。
工资的上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但工资上涨却远远落后。如果工资的上涨和福利待遇的改进，再加上户籍制度的改革能够更有利于农民工进城，那么，劳工短缺的状况就可能得到缓解。这样的工资上涨并未见得会从根本上危害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只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放慢。恰恰相反，如果工资上涨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剪刀差”能够就此缩小，那么，中国的居民消费就可以更快增长，中国对于出口的依赖将有所下降，投资过度的问题可以相应解决，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正常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