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增长需持久，体制要创新」正文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27日评论版文章：今年是“十一五计划”收官之年，发展的中国正快马加鞭以实现既定目标，而此刻，政府的许多决策者、研究人员都在忙着为下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指导方针。在这样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我很高兴能看到国内的智囊团已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中国眼下急需一系列的改革，使经济增长模式向“以消费为主导”转变；而我个人也认为他们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近期，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对350多名政府智库、研究机构和大型公司的重要人士开展了一项调查活动，反馈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十二五计划”（2011-2015）需要包括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1978年开始的第一次经济改革，使中国从计划经济成功转轨到市场经济；而2011至2015这五年计划若情况进展理想，将为中国发起第二轮经济体制改革打下重要基础。
虽说过去几年中国GDP的飞速增长举世瞩目，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8.7%的GDP增长，今年GDP增长预期也能达到9%，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较低、后劲不足。增长模式的转变，对于保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来说不可或缺。
在论述如何采取措施之前，我想先用一组数字来简单描绘一下“十二五计划”预期达成的目标：到2015年，家庭消费将占到GDP的45%至50%，而目前只是占到35%左右；全国GDP总量的50%将由服务行业贡献，而目前的水平只有40%；超过55%的中国人口实现城市化，而2008年这个数字只有45.68%；人均GDP将达到5000美元，而2008年的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
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为消费的可持续增长打下良好基础，而未来五年对于定好基调至关重要。中国的决策层应尽快解决目前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问题。此外，官方应将注意力放到低收入人群上，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待遇、增加收入，这样一来他们就更愿意进行消费。如果2015年家庭消费能够占到GDP的50%，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基本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眼下种种现象表明：中国消费者除了吃喝穿，还有其他的消费需求在日益增长。中国消费者对健康、教育、住房和耐用品（如汽车、家用电器）的消费开支正在不断增长。现在，中国正站在内需迅速增长的转折点上。
然而，想要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进一步壮大服务行业，使之同时惠及城乡居民，缩短目前的差距。
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是服务业实现提升、家庭消费得到拉动的先决条件。我认为，在今后几年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城市人口将迎来新的一轮迅猛增长。从今年开始，农民出身的外来务工人员或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就可以在中小城市落户，而且我相信在未来三年内，一些大城市也会通过这样的规定。据预测，此举将使2亿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脚跟站得更稳，而他们进行消费的机会也大为增加。
同时，中国也将改革目前较为严格的行政区划制度，以求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义乌这个中国“小商品之都”为例，这座城市在建制上属于县级市，处于浙江省金华市的管辖之下，但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名声都比金华要响亮，而且其经济收入也超过了金华。如果义乌能够升格为地级市，那么它的居民也将成为城市人口。
未来五年内，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不断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和高速公路）迅速推进，也将进一步助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也要求政府要把重点转移到具体发展项目上来，引导投资服务于实体民生经济。
随着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多，通过改革实现体制创新变得越来越迫切。
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增长模式重心失衡的问题，中国应尽快缩小各层次居民在收入上日渐扩大的鸿沟。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工人在当时的收入分配制度下，所得收入是偏低的。若果这样的非配不公继续在我们的分配体系里持续下去，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长久。这些人理所应当在收入分配里占到更大的比例，这样他们才能够成为拉动内需的主力军。
同时，中国应加速改革、允许农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这样将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收入。等到一定条件的成熟，农民应当可以以自己的土地入股相应的投资项目，或者以自己土地的使用权抵押获得银行贷款。
此外，应有更多的国有资产投入到公共事业当中去使用，而非只是由少数国有大型企业占据。政府也应敦促国有企业将留存的收益以分红的形式发放，鼓励它们吸纳更多的私人投资。这将是一个艰巨的工作，但我们仍然要去做。
社会保障体系将在公共财政支出中占到更大的比例。根据我的初步估算，中国在未来十年中将需要15至20万亿元来构建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在这方面广东省政府已经开了个头，计划在今后十年内向社保系统投资2.4万亿元。这笔投资数额庞大，足见官方决心之大。不过这笔投资很快就会有收效，因为它会显著提升劳动力的质量，这对于产业链的升级来说既很必要、也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