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经济原有增长动力正在消失

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也把中国经济推出了原有增长轨道，由于全球化的修复将会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自2003年-2007年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自于两方面的变化，从国内看，新世纪（002280）以来出现了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相应发生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从国际看，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且使出口成为这一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正是得益于国际、国内这两方面的重大结构变化，使中国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其中，钢铁和有色等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120％-170％，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设备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60％-70％，出口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也普遍高达50％以上，而同期的投资增长率为31％。

从现在看直到“十二五”末期，乃至更长时期，如果不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中国将失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年均增长率有可能降至7％甚至更低。这样说还是由于在国际、国内两方面，以往支持中国高速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重大改变。

从国际看，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拓展过程，从2009年三季度美国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美国政府只是通过一些临时性安排将这些有毒资产掩盖了起来并向后推延了清算期，所以危机还有在今后再度爆发，甚至是更猛烈爆发的可能。美国要走出这场危机，政府与居民家庭共同走向收支平衡的过程，也会大大减低美国的进口需求，由此至少未来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而若美国像日本那样，要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出萧条阴影，世界贸易的萎缩期就会更长，因为美国与日本不同，日本只是世界经济的局部，美国才关系世界经济全局。2003年，净出口仅占中国GP的1.5％，但到2007年四季度最高上升到12％，说明本轮经济繁荣越来越依赖出口需求拉动，然而由于次债危机还有更大规模爆发的可能，2011年以后中国出口需求的萎缩甚至可能超过目前程度，所以要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依赖出口需求了。

从国内看，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由此导致了居民主体的收入增长不能与总体经济增长同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国内有关研究说明，处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仅占15％左右，所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这样就导致了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少数人购买了汽车与住房后，中国的多数人口不能相继跟进，从而难以形成上世纪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由此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就使投资增长难以持续。

为了应对次债危机，中国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但是这种做法包含着一个尖锐矛盾，就是如果本轮巨大投资所对象过剩。有人说2009年的庞大贷款和投资主要是加在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不会加大过剩产能，但是基础设施也有过剩问题，如果用贷款修建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况且到目前为止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也高达27％，从2003年以来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个小幅度的增长率。所以如果到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再次爆发，政府就不会再有像本次这样的投资和贷款大幅度增长空间。从这一点看，如果继续维持在原有的增长轨道上前行，投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会减速增长，至少在新全球化修复过程中的十年内，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7％甚至更低。来源： 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