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国进民退的五大后果

●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每次金融危机都逼得美国社会做一些调整，每次调整以后的10年里美国的金融资产又翻一番。这次也一样，我看不出来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灵了

●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

●金融产品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原本在不同年龄、不同时期的收入跨时间跨空间进行重新配置，让我们不至于年轻时最想花钱、最能花钱的时候恰恰最没钱，而老了以后有钱又没有了花钱的动力。我们要分析，强化对金融行业监管的结果可能会使哪些社会群体付出更大的利益牺牲。如果卡死针对消费者的金融服务产品，那么为此付出代价的绝对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总体上带来的冲击不是很大，但是在结构上打击非常大，最大的打击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得出错误结论的机会，即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加上严格的政府管制，反而有利于中国规避金融风险的冲击。我担心这个结论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倒退

/"还是有很多理性视角的人愿意去选择买我的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没有想到过去两年间，一本“东拼西凑、歪门邪道，经不起任何推敲的阴谋论”(《货币战争》)会在中国卖的那么“火”，因此对于他的新书《金融的逻辑》连续数月在销量排行榜与《货币战争》并驾齐驱感到“蛮受鼓舞”。在书中他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解释了金融的证券化是怎么回事，金融对于社会的意义，以及金融对于西方的崛起所起的作用。

“本来不想和跳大神的人去争辩什么是金融，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越来越恶化的金融危机给《货币战争》帮了很多忙，今年我回国后发现它影响是这么大，很多领导要求下属人手一册一定要看。”陈志武说，“中国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机遇的时刻，我想需要正本清源，重点讨论一下西方金融的发展是怎么回事了。”

事实上，《货币战争》与《金融的逻辑》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在中国读者群中的PK，代表着两种观点意识在中国政界、民间与学界的交锋。前者的拥趸从金融危机中看到的是该书预言应验，而后者的要义正是要撇清类似于前者这样的思想“毒害”。争论的结果关系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否要继续像美国学习，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支持民营金融和民营经济，以及由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转向借贷消费主导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不认识金融，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陈志武认为，中国应从当下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

他说：“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

在《金融的逻辑》中，陈志武试图用通俗易懂的问答方式解释一系列追问：为什么中国的钱这么多？为什么说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为什么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之所以美国更有钱，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能把未来的收入或财富证券化变现；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忌地侵犯民间权利，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中国的市场化出来的钱的确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还很低，投资和理财的选择空间很小，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扭曲和出现畸形资产泡沫。

“这些年我心中总有一个纸老虎，就是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国库里没有钱，说明这个国家快要倒了。而我们要知道，400年前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而当年国库里边存了很多钱的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陈志武对记者说，“如果针对一个纸老虎来写文章，你的文章读起来就会让人感觉生命力非常强。”

“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来扩大内需”

《商务周刊》：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家都在反思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有人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市场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监管和制衡而失控，因此以后应加强监管而不能放任市场，对此您怎么看？

陈志武：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话题正当其时。如果是在6个月以前，可能没有人能做到理性看待美国经济，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正常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已经恢复到相当的水平。坦率地讲，正如过去两年我在很多的文章和采访中强调的，首先是美国的经济并没有进入水深火热；第二，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过去100多年里，美国经济每次都能倒下去又爬起来，每次金融危机都逼得美国社会做一些调整，每次调整以后的10年里美国的金融资产又翻一番。这次也一样，我看不出来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灵了。今年4月份，彭博信息(Bloomberg)公司的总裁到耶鲁大学来做报告，他说从去年7月到4月初，彭博新卖掉的财经信息终端产品销售大增。为什么？一般都以为，彭博终端提供的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信息服务，在金融业整体受挫的时候它的销售肯定会受打击。其实那么多人离开华尔街、离开对冲基金公司之后，不是从此就消失了，而是重新办起了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或股权投资公司，使彭博的销售不降反升。

实际上历次危机过后调整最大最快的是市场的参与者，而不是政府。从去年开始，特别是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国金融业界已经有了非常快的自我修复，比如对冲基金行业在尽职调查方面有很多突破，过去6个月里很多投资者找基金管理者签一些协议，使他们每天都可以打开基金的账簿，到托管银行里随时查看基金的投资组合，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市场的反应远远比监管机构、比国会立法要快得多、广泛得多。我们必须相信，人们在管理自己钱的时候，肯定要比官来管理我们的钱更靠得住、更负责任。

我觉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这一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监管制度架构方面的调整，不会有太多实际作用，主要的原因是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美联储官员们不是从事金融交易的，一线做业务的金融从业专家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监管人员却不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如果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要推出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都需要到相应的监管机构那里去登记审批，这就意味着最后的瓶颈口在于监管审批部的官员在知识上的限度，而官员对于市场的理解在专业技能和知识上永远是滞后的。

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因为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美元进行小范围贬值也许是应该的”

《商务周刊》：有学者认为美国借钱超前消费的模式是金融危机的祸首，因此应该反思以消费信贷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您的观点呢？

陈志武：美国的消费驱动型模式在这次危机后不会改变，只是程度上会收敛，但中国今后恰恰需要内需和消费的增长来代替，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在今天的中国，谈恋爱的时候女孩子会要求男朋友有房子、汽车，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这样农村出生长大的小孩，尽管也许有才华，未来前景也好，但如果没有按揭贷款，我们怎么和那些家庭背景更好的年轻人在恋爱市场上竞争？说到底，金融产品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原本在不同年龄、不同时期的收入跨时间跨空间进行重新配置，让我们不至于年轻时最想花钱、最能花钱的时候恰恰最没钱，而老了以后有钱又没有了花钱的动力。美国的消费借贷金融为什么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保险、信贷和基金产品，对于建立和谐社会，降低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方式的差距，给年轻人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等等方面，产生了那么多正面的效应。

我们要分析，强化对金融行业监管的结果可能会使哪些社会群体付出更大的利益牺牲。比如说如果卡死针对消费者的金融服务产品，那么为此付出代价的绝对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银行的监管体系来看，没有那些消费信贷金融公司的出现，为他们的监管省了很多事儿，但这些中低等收入家庭和年轻人要谈恋爱要结婚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住房、汽车、钢琴等按揭贷款，很明显有钱的家庭还可以享受这些东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恋爱、婚姻、生活、教育、就业等的机会方面就会面临非常大的不平等。

《商务周刊》：还有人认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这些年来执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您如何看这种观点？

陈志武：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个判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为金融危机埋下了根本的伏笔。但我认为不能完全怪美联储，因为美联储的社会分工和职责是掌握货币的供给量，使其不至于太多或太少，不让通货膨胀率失控。从社会职责的角度，美联储没有责任为了解决社会的其他问题而改变自己的职业判断。而判断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最重要甚至独一无二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即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只要通货膨胀率没有失控，那就说明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太多。如果从这个指标来说，不能去怪格林斯潘，因为他掌权期间的CPI指数非常低，几乎没有超过4%的水平。但是，CPI指数的构成，到底应不应该包括房地产价格？要包括进去的话，分量有多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技术问题。所以如果说因为CPI没有反映真实的市场价格，所以才使得美联储在这么多年以来有一种错觉，进而导致金融危机的话，那么这对今天的中国就有非常直接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现在的CPI是负的，官方的CPI数字看不出有通胀的迹象，而我们知道资产价格的增长幅度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继续按照现在CPI指数的构成来计算权重的话，那么必然也会给中国未来埋下同样类型的金融危机的伏笔。

《商务周刊》：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人担心美国大印钞票使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将不断贬值，相应地中国也应将人民币贬值，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志武：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3年，我感觉不到物价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要说中国和美国在通货膨胀方面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今天10块钱的价值远远低于25年前的一块钱。但是美元呢，1986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耶鲁大学的食堂吃饭，自助餐5美元左右，现在仍然是5、6美元。所以美元作为储藏货币，它的保值能力我觉得至少比欧元和日元更高。当然今年年初开始，更多的担心是对美元未来贬值的预期加大了，到目前为止美元本身的贬值、滥印钞票这完全是一个现实。从我个人的判断，我一直觉得未来美元贬值的趋势几乎难以避免，因为美国有这么多的债务。美国要维系全球金融安全秩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个成本每个国家都应该分担一点，分担的方式是大家可以接受美元小范围内的贬值。所以我觉得美元进行一点点的贬值也许是应该的，当然我说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要臭骂我。

但总体上，我觉得现在中国向美国政府表达对美元贬值的担忧，施加这种压力，非常有必要，也不一定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但多少会产生影响，赢得世界很多国家、专业人士或者政客的认同。从长远来说，美元作为绝对的主权储备货币和贸易货币所带来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