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2009年：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扩大内需问题的一些思考

2008年4月13日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顾问会上，讨论经济形势，当时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双防”，我提出宏观调控近两三年的任务，把经济增长由2007年的11.9%逐步回调到潜在增长率8%-9%，把物价由当时的7%-8%逐步调整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即正3%以下，负2%以上。

没有想到经济形势变化很快，经过只八、九个月，GDP增速就由2007年的13%、降为2008年的9%，第四季度降到同比增长6.8%。物价也很快地从2008年2月份同比上涨8.7%，落到2009年1月同比上涨l%。

我想主要原因是没有正确估计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去年9月美国经济急转直下，影响我国外贸猛降，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影响工业和投资下降的结果，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势。前期宏观调控采取适度从紧政策，从国内周期运行来看当时还是必要的，对稳定经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是引起经济急剧下降的主要因素。适应经济变化，宏观政策调整为积极和比较宽松，也是及时必要的。

去年经济总的形势，与世界各国相比，9%的GDP增长速度还可以说是“较快发展”，但经济增速和物价指数降的幅度都很大。冷静地说不是平稳而是大落。这是前期大起的自然反应，毋庸讳言。但是与世界美欧日等经济体比，还可以说是“相对平稳”，一枝独秀。

经济下行虽然急了一些，但还是符合我们宏观调控大方向的。我们就是要把超过资源能源环境和人民大众承受能力的过高速度降到潜在的增长速度，把明显的通胀率降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这样降下来，才有调整失去平衡的结构的空间，才有调整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余地。

今年的经济走势，中外有多种预测。2009年GDP的年速，预测高到9%-10%的也有，低到5%-6%的也有。多数人认同保8%的目标。今后的走势，是L，是U，还是V，有不同看法。企望出现V形走势，是否探底以后重新起飞再上高速度-那结果是重蹈资源能源环境承受不了，积累消费比例失调的局面。所以V形走势并不一定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今后的经济走势，看来如果没有积极的和比较宽松的宏观政策的介入，按照钟摆摆动的原理，以潜在增长率为轴点，GDP的年增率将从2007年的13%的高度，下滑到潜在增长率8%-9%以下，达到年度4%-5%或更低一点，才能探底。但是有了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的介入和支持，可以弥补一部分出口和投资的下降，探底就可以缓于钟摆的自然摆动，在略低于潜在增长率即在6%-8%之间达到谷底。探底以后，情况怎样呢-最好是不要出现V形走势，重新起飞向过热发展。最好出现的是L形走势，但是这个L形的底部横线要略微上翘，紧贴围绕潜在增长率8%-9%水平的附近，上下波动。如果达到这样的调控结果，我们就能争取到从容地调整结构、调整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时间和空间。能不能做到，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同时要靠国家计划的调控。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结构调整任务很繁重。当前形势逼迫我们非做不可的是外需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一个像我国这样多人口的大国，发展经济靠2/3的外贸依存度，36%的出口依存度来支撑，是十分不安全的，是不能持续的，这次危机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转向内需为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大家一致的共识。

但是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又应该是哪个为主？

这些年，事实上投资一直上升得快，消费上升得慢，固定资产投资率已从2000年的35.3%上升为2007年的42.3%，最终消费从62.3%下降为48.8%，其中居民消费从46.4%下降为35.4%，政府消费从15.9%下降为13.4%。这种趋势也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因为投资需求除了转化为工资的少量部分，其余大部分都是对生产资料的中间性需求。投资最后的产出供应能力，要靠最终消费需求来消化。

那么我们这次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重大措施中，近两年4万亿元的中央为主导的投资计划，资金的投向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站、电网等基础设施，而与民生消费有关的项目虽然名目不少，但不占主要比例。而2009年全国的20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比2008年继续增长20%，其占GDP的比重比上年又有上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延续投资与消费比例偏颇，从而带来进一步供给与需求的失衡。在扩大内需中，投资需求的扩大是比较容易的，许多地区都在追求“大干快上”。但是更需要我们操心的是消费需求的比例上不去。如果消费比上不去，就是说最终消费需求上不去，那内需问题的解决仍是困难的。

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有许多角度、侧面、途径，如就业、社保、税收减免、市场营销等，各方面都在研究思路、对策，都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还缺少考虑。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V：M的关系，最终分解为国家、企业和居民收入。若干年来，V：M的变动趋势很明显，劳动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资本收入的比重在上升。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关系是国家、企业收入比重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在下降。比如1997-2007年，我国GDP增长234%，财政收入增长490%，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67%和98%。2007年江苏省一个全国最好的电器工厂调查，这个企业年上交税收2个多亿元，工资支出只7000万元，企业净利润2个亿。这种分配关系，显然不利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当然，国家的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转化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但这部分服务的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这几年也是有下降的。

与上述现象相关联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在居民收入部分，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快，表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30年来已从0.29上升到近年的0.47，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这尤其不利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实现。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然高，但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这样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

所以要扩大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最重要的一条是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贫困户的收入，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许多学者指出，有城乡差距、地区不平衡、行业垄断、公共产品供应不均、财税再分配调节落后、以及腐败等等。所以在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时，要从多方面入手。人们往往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入手，如完善社会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等，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我们现在也在开始这样做了。但是仅仅依靠财税再分配是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决定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的影响要素，是人们财产占有上的差别，即所有制的差别。这连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也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又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上面所言的一系列原由外，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过程，跟私人资本财富积累暴富演进的过程，是不是有关-应当说，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忽略了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不但要从财税再分配和其他途径来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直面这一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级分化的趋势。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结论就是：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要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就必须增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且缩小居民收入中的贫富差距，同时扩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要根本缩小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宪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