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陆克文和凯恩斯错在哪里？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先生最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 系统表述他宣称的“第三条道路”，并自信地认为，只有他和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尽管充满着违背事实的结论和没有根据的政 策药方，这篇文章代表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种流行思潮，特别是因为它出自一个国家的总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

陆克文先生的全部观点和自信基于一个粗浅而失实的观察:全球经济危机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因为放弃监管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失灵。正是在这一点上，陆克文先生大错特错。

政府失灵导致的危机

在文章一开始，陆克文先生就用政治家在选举集 会上的常用手法，武断地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归咎于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先制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给自由主义经济学贴上小丑或奸臣的脸谱，再将公众的不满与失望引向这个假想敌，接下去进行的是道义而非学 理的审判，反正公众已找到泄愤的对象，不再关心事实的真相与逻辑的严密了。

陆先生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监管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只有对经济学缺乏基本了解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自亚当•斯密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未主张过不受约束的市场。斯密认为，离开政府，市场无法有效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斯密所定义的政府职能包括国防、建立 和维护以保护私人产权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将监管列入公共品的话，斯密的意思非常清楚，市场交易活动必须符合法律和监管的 要求。除了国防、司法和公共品这三个领域，斯密认为，无需政府干预，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的个人能够通过自发和自愿的交易，实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的职 能不是协调、指导或者管理市场交易，而是建立和保护市场交易的基础――私人产权，没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市场就变成战场，暴力而不是价格决定资源的配置。

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保持了斯密的传统，弗里德曼在肯定政府作用的同时指出，政府所掌握的强制性手段或社会公器 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可以用来保护产权，也可以用来剥夺人们的产权。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很自然地要利用手中的公器谋求自己的利 益。为减少这样的副作用，弗里德曼主张，社会应该保持一个尽可能小的政府，公众要对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

陆克文先生不仅自制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新自由主义”妖魔，而且断言它就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这场金 融危机的源头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而资产泡沫的始作俑者就是美联储。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 机、科技泡沫和“9•11”恐怖袭击等重大事件前后，为稳定资本市场而多次大幅减息，形成了世人皆知的 “格林斯潘期权”。在“9•11”之后，美联储更将基础利率降到了战后最低的1%，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

低利率刺激了美国公司和家庭的借贷，在格林斯潘任职的十八年中，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而家庭的储蓄 率则不断下降，从1990年代初的平均8%，下降到格里斯潘离职时的零左右。信贷的泛滥造就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在次级按揭的推动下，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 然而借钱买来的景气无法持续，泡沫破灭之时，金融机构少得可怜的自有资本瞬间被巨大的投资损失所吞噬，微不足道的储蓄根本无法缓冲房价暴跌对家庭财务的打 击，除了破产，借债成瘾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再无其他出路。

低利率人为扭曲了资金价格，导致美国及西方经济的过度负债，金融机构和家庭的资产-负债严重失衡，这是当前经济危机 的最根本原因。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上升是表，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是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不过是推波助澜，而根子却在华盛顿（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事实难 道不是这样的吗？先有次级按揭，然后才有CDO之类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先有美联储的低利率，然后才有次级按揭。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政府失灵加市场失灵，两类 失灵绝不可并列，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前者为源，后者为流。

陆克文总理承认这个事实，但他指鹿为马，将格林斯潘定性为“新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信奉市场至上，他们的失败就是市场的失败，一个明确无误的政府失灵就这样变成了市场失灵。陆先生要么对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缺乏了解，要么就是有意误导他的读者。

在货币供应的问题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向反对中央银行的自由裁量权，一再警告人们注意，将货币供应交给少数几个人 管理是非常危险的。弗里德曼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说明，在美国的历史上，货币供应的波动引起经济的波动。这一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经济波动的发 生器而非稳定器，从根本上破除了运用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迷信。为了消除振荡的根源，必须稳定货币供应，而对货币稳定威胁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相机抉 择”的货币政策，即由几个聪明的大脑，根据经济的形势，自行决定货币的供应量。为了防止 “聪明大脑”搞乱货币供应，哈耶克主张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货币供应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3%，大致等于GDP的实际增长率。

格林斯潘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恰恰相反，在货币政策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需要政府从外部进行干预，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就是这样的干预者，尽管凯恩斯本人倾向使用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

凯恩斯认为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源于“野兽精神”（AnimalSpirit）支配下的投资波动，为了消除非理性投资 冲动造成的繁荣与衰退的循环，他又假想了一个富有“人类精神”的政府作为救世主。然而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同为凡夫俗子，人在市场上做投资决策时，就一定 表现出非理性的“野兽精神”，而一旦进入政府操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料事如神，伟大英明？如果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高官们也是和华尔街金融家一样 的常人，他们的“野兽精神”发作时，对经济将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凯恩斯理论体系上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市场是不完美的，但政府是完美的，假设已定，结论不 言而喻，当然要由完美的政府去解救和干预不完美的市场。与凯恩斯形成对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市场不完美，政府也不完美，非完美政府 设计的宏观政策会引发和加剧经济的波动，他们反对少数几个人调控货币供应以“操纵”市场经济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哪怕操纵者是中央银行。

虽然市场和政府都是不完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资源分配上各有千秋，或者在危机的产生上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 责任。市场优于政府，其优越性在于信息和激励。现代经济极其复杂，社会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需要大量的信息，从每一个消费者的偏好和收入，到每一个企业的产 品和技术，信息散布在经济的各个角落，存储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政府管理经济，最多几千官员，不可能收集和处理足够的信息，而缺乏信息就无法保证资源分配的 效率。现代经济中的资源分配只能采取分散决策的方式，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在收集和处理信息，13亿人对几千官员，市场与政府的高低上下就寓于这简单的数字对 比中。不仅数量，市场上分散决策的信息质量也超过政府机关所能实现的。官员的利益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基本无关，决策错了不必负责，对了也没有什么奖励。市场 参与者尤其是企业则不同，每一个决策都会带来利润或者损失，企业有着足够的激励，尽可能地保证信息的充分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硬给格林斯潘戴上 “新自由主义”的帽子，陆克文总理机敏地将政府政策的失败转化为市场的失灵，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一宣传颇为有效。看到持有的股票在市场上被腰斩，看到自己 的房子在市场上只剩下一半的价值，看到公司倒闭将自己抛入失业大军，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市场上，人们很自然地要问: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陆先生和他的社 会民主主义同志们乘机跑出来说:市场太自由了，太混乱了，贪婪的金融家浑水摸鱼，令你们损失惨重，投我一票，我将为你们管好市场！

讨伐“新自由主义”和罪恶的华尔街，政府不仅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找到了替罪羊，而且巧妙地为大众洗刷了投机的负罪感。 细数有史以来的泡沫，哪一个没有大众的参与？“郁金香狂热”中有农夫的身影；在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前，工人、职员甚至中学生都参与了疯狂的股票交易； 21世纪的低收入家庭谎报收入，申请次级按揭，购买本来无力负担的房子。如果说金融危机是犯罪的结果，那么犯罪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亿万贪婪的个人投身于 股票、地产、石油和粮食的交易，每个人都有一个暴富的梦，每个人都带着“我不是最后一棒”的侥幸心理。麦道夫的庞氏游戏仅造成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几十万亿 的证券和房地产价值缩水岂是区区几个骗子能够成就的伟业？没有无数大众的参与，资产价格岂能如此轰轰烈烈地上涨，又怎能如此惊天动地地崩塌？

批评大众会丢失选票，政治家深知这一点，拎出少数“新自由主义者”和金融家痛打，低风险，高收益，顺手再牵出凯恩斯 主义的对策，政府救市，政府开支，政府监管，如陆克文先生所言，将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基础性的地位”。如此既恢复了大众的无辜，又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 ――如同上帝般的政府，当然，还有领导政府的政治家。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与其说给出了医治经济萧条的药方，不如说它迎合了政治家的需要，使大众饱受折磨的 神经与钱袋得到暂时的安慰。

在完成了危机探源方面的大转换后，陆克文总理接着解释政府将如何解救被“新自由主义”毁灭了的市场。根据他的设想，政府将承担四大历史性的任务:拯救私人金融系统、刺激社会需求、建立全球监管体系以及实现社会公正。

救世主真的要降临人间了吗？

麻药剂还是手术刀？

毫无疑问，在危机时刻，政府应动用一切法律赋予的手段，尽快稳定金融市场。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是临 时的和应急的，而不是长久的和常规的，要防止将救火式的政府干预制度化。政府可以为市场交易提供担保，改变游戏规则如限制卖空，向金融机构注资，或者将商 业银行国有化，但在采取这些非常措施之前，政府必须做出明确的承诺，一旦金融系统恢复正常，政府将立即退出市场。这个承诺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公众能够监 督执行的。

在这一点上，香港特区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为堪称典范。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制，港府于1998年夏季入市干预，大量购买恒生指数股。在联系汇率制的危险解除后，港府成立了盈富基金，将危机期间买入的股票卖给香港公众，政府退出市场，兑现先前的诺言。

令人担忧的是，陆克文总理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重新塑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哲学框架，它既适应危机 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如果这意味着危机管理变成繁荣时代的常规，政府在危机时期获得的权力延续到正常状况下，就将对经济的效率和社会公正产生重大的负 面影响。从哲学上讲，陆克文先生的逻辑也不能成立，扑灭澳大利亚山林大火和管理悉尼歌剧院毕竟不是一回事，不可能遵循同样的原理。现代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具 有迷惑性，原因之一就是用危机来论证常态下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金融救援的第二个原则是以改革与重组为目标，只有同意和准备进行重组者才能得到政府的救助。世界各国政府在当前的金 融救援中，多以维护信心为目的，它们没有看到，恢复信心的关键是恢复微观经济单位的财务健康。金融机构必须进行业务、资产和财务的重整，以便尽快降低负债 率。同样，家庭也必须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无力偿还按揭贷款者，不得不丧失他们的房屋。资产-负债的调整越早到位，信心就恢复得越快。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 勇气对选民讲实话，在许诺迅速复苏的同时，政府花钱缓解民间的眼前困难，刻意营造虚假太平的氛围，回避痛苦的改革和重组，推迟了复苏所必需的结构调整，延 长了经济衰退期。

拯救金融体系的第三个原则是被救助者必须分担救助成本。政府注资商业银行，原有股东的权益就被稀释；政府接管金融机 构，原来的高管就要下台。对于次级按揭的债务人，他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付出代价，否则将使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公正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次按债务人可以 拿到政府的补贴，信誉良好和正常还款的家庭得不到任何帮助，这岂不是变相的奖劣惩优？如果确无还款能力，只能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