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企业家视角中的改革史

《真相：谁推动了中国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1月版）作者李肃本身是一位企业家，由于他从事的是咨询业，且是这一行业的本土元老，又得以结识了更多的企业家。李肃说：在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召开的大会上，“共有109名企业家获得了企业改革30年优秀奖（即获得‘改革纪念章’）。我仔细浏览了名单并进行详细地观察，发现其中竟然有近半数的企业家是我作为企业顾问曾为之服务过的，另外还有很多企业家常打交道以至彼此熟稔。”对于“谁推动了中国改革”，李肃书中的答案非常明确――企业家是主要推动者之一。李肃以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为典范，试图写一本30年“企业家大历史”。

一、承包制兴衰的幕后机理

企业承包制之所以成为城市经济改革的第一步，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第二是先绕开敏感的所有制问题，排除意识形态上的障碍；第三是企业与政府、政府各部门、改革派政治家与保守派政治家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

李肃说：“承包制启动的城市改革，实质上是一次政治改革，是企业家冲破行政束缚、要求松绑的一次政治解放运动。当时，为企业松绑就是削弱、甚至剥夺政府机构直接干预企业的行政权力。”具体操作人、财、物运作的第一线企业家，对于“盖一个茅房”都要层层审批的原有经济体制，是深恶痛绝的。他们要求从行政性公司与各级政府的工业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权力欲望极为强烈。

在企业家与其直接行政上级的较量中，获得了一支重要的援兵，这就是政府的财税部门。财税部门以企业上缴利润为惟一衡量指标，只要是能够立竿见影地增加上缴利润的改革，他们都予以支持。而站在他们背后的，是一批像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这样的改革派政治家。政治家不同于理论家，一旦他们认定计划经济体制是妨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就要想办法去瓦解它，而不等待理论家勾画出完美的理想蓝图。因此，承包制的破土而出，是企业家天生的权力欲望与高层政治家（如胡耀邦、项南）强烈的改革欲望上下结合，夹攻企图保持固有体制的中间层（当时称为“中梗阻”）行政官僚的政治斗争产物。

政治斗争的结局首先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对比。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联名发表《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文章，是城市经济改革的先声。而随着项南的落马和89年的政治风波，这些企业改革的先行者也尝到了政治上的苦果。55名厂长经理联署书的主要发起人、福州第二化工厂厂长苏乃熙，竟然以无中生有的资助“六四学潮”的理由被捕入狱，判处二年半徒刑。

承包制的失败，也不完全是基于政治的原因。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只靠单军突破，前景是暗淡的。1989年李肃为福州二化作企业诊断，就发现投资融资体制不改革，是阻碍该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当时的银行体制处于‘切块分配贷款指标’的状态”，“而承包制只能依靠自我积累追加投资”，“当时整个社会很难找到多元投资者”，福州二化没有办法迅速扩大产能，来满足社会对于该厂紧缺产品的需求。

当时实行的从总厂到分厂到车间的层层承包体制，其基本的原理是“利润第一”、“利润挂帅”。但是“利润第一”并非企业发展的最高指针。如果只盯着当下的利润指标，而没有对于行业发展、企业发展的战略思考，企业是无法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长期生存的。而且，片面的“利润挂帅”，会诱导各级管理者以“拼设备”的方式来追求近期利润，不惜损害企业的远期发展。李肃在第二汽车制造厂调研期间，经历了黄正夏、陈清泰两任负责人的交接，也目睹了两种企业发展思路的利弊得失，他在咨询意见中明确否定了“以包代管”。李肃在书中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分析道：“在黄正夏时代，承包制建立了单纯市场导向的利益文化。到了陈清泰时代，二汽在培育一种全新的大集团文化、大公司文化。”后来，正是陈清泰担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期间，根据二汽经验提出了中国现代企业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

二、“太子党”悲喜剧

1987年，李肃与《世界经济导报》合办了北京体制改革研究咨询中心，任总干事；经副总干事屠光绍（后来曾任证监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介绍，结识了当时担任北京市委常委的陈元（陈云之子、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在陈元的邀请下，李肃参与了北京汽车工业体制的调研，并拿出了一个2万多字的行政性公司的改造方案。此方案得到了陈元的赞许，但由于陈元调离北京市到中国人民银行任职，而没有得以实施。北京汽车工业的全行业整合，一停顿就是20年，当年的许多骨干企业在此期间已经“全线崩溃”。

李肃在书中感慨：“陈元的仕途恰在此事遇到坎坷，他竞选市委副书记的努力在党代会上受阻，因差额落选而转入金融行业。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中国改革的一大损失。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大多从微观领域切入经济生活，搞清宏观的不多，具有建立产业政策的中观意识者更为罕见。而陈元如果能够在80年代末走红，他身边的精英智囊层会帮助他在左与右之间，微观与中观之间，找到理论与实践的突破点，也可以为北京的改革开放筑起更宽的平台。”

笔者在李肃之前，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咨询经历。1984年，陈元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马凯（现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任西城区副区长兼计委主任的时候，笔者受西城区政府的邀请，带领30名中青年专家设计西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我们撰写了主报告和5个附件，在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设想是：“必须走活四步棋，奠定一个基础。第一步棋是发展商业服务业旅游业，第二步棋是发展信息产业，第三步棋是发展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第四步棋是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一代新人。走活这四步棋的基础，是要建设好一个精兵简政、高智能、高效率的区政府。”并提出西城区的重点开发地段“可概括为一个区、三条线、十八片。一个区是指三海（西海、后海、前海）沿岸，可建成一个比较理想的旅游区。三条线是指宣武门至新街口豁口，西、北二环路、甘家口至景山。一个区和三条线应由区政府组织开发，……十八片的兴建改建，可采取投标的办法，委托某一实力雄厚的部门或公司组织规划开发事宜。”到1985年初提交上述报告的时候，陈元已经调离西城区，由按照传统晋升渠道上来的田成平接任区委书记，于是重新回到“无过便是功”的官僚思维方式。我们提出的发展战略被束之高阁，10年后才陆续提上议事日程。

在1980年代，许多“太子党”都有率先改革的冲动和表现。譬如说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创建残疾人基金会，为人道主义正名；胡德平（胡耀邦之子）在湖北担任整党联络员期间，支持创办半民间刊物《青年论坛》，并在创刊号上撰文《为自由鸣炮》；陈昊苏（陈毅之子）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支持社会力量创办传播人文社会科学新思想的函授大学。但是，只要党内稍微开放一点差额选举，“太子党”就纷纷落马，被平庸的党官僚取而代之。身为全国人民代表的陈昊苏在1980年就曾表示，不赞同马上扩大全国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因为他们比现任行政官员更保守、更反对改革；只有实现人民代表竞选，把一批年富力强的改革人士选进人大系统之后，才是落实人大最高权力的适宜时机。

上述事实，说明“党内民主优先”是一个悖论。由于党官僚是现在党内的主流派，因此，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部分开放党内民主是开放社会民主的前提条件；恰恰相反，只有开放社会民主，形成外部的压力，党内改革分子（不论是“太子党”还是非“太子党”），才有可能成为党内主流派，并在党内民主程序中获胜。

三、民营经济登堂入室

1989年，李肃等人拟议召开民营企业系列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在浙江温州召开，第二次会议在河北清河召开，但后来的8次都因“六四风波”而终止。李肃坦承：系列研讨会“最积极推动者是《世界经济导报》的驻京记者站站长张伟国。温州会议之前，我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推崇者，一直在公有制的框架下设计国企改革方案，在为国企改革创出一条生路而多方尝试，试图创出一套以企业家阶层为主导的非私有化的股份制产权模式。直到温州民营经济研讨会，我们才把治理整顿之后国有企业暴露出来的体制矛盾，与紧缩大局之下市场萎缩后的民营经济活力，联系在一起一揽子进行研究，由此得出了许多颠覆性的结论，也使我本人一直推崇的‘国企本位立场’有了最初的转变。”

按照李肃的说法，“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有过几次热潮，先是1978～1979年的知青返城而来的创业就业潮，那时的北京大碗茶公司是典型代表。80年代初中期，致富农民的个人经商又成一波，与城市个体商贩合为一潮。再下来就是官倒时期的红帽子公司以及中关村高新技术牌子下的知识精英创业企业。80年代的民企生长确是鱼龙混杂的。”笔者感到，上述说法还不够清晰，需要对民营企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所谓“民营企业”，是“国营和城镇大集体企业”之外各种企业实体的统称。在1980年代初中期，国内民营企业大体上分为三种：个体户、城镇“小集体企业”（或称“新集体企业”）、乡镇企业。

“1978～1979年的知青返城而来的创业就业潮”，其主体是个体户。由于全国800万下乡知青如洪潮一般涌回城市，大批年轻人等待安排就业。尽管采用了“顶替”（未到退休年龄的父母提前退休，空出来的职位由子女接替）之类的特殊手段，国营和大集体企业仍然无法接纳所有需要饭碗的返城知青，尤其是当时被认为“出身或背景不清白”的人，很难在正规单位找到一席之地。于是，许多人只能从事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行业来维持生计。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目前在很有限的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这种个体劳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部将发挥积极作用，应当适当发展。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一切守法的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这样一来，就确认了社会上已经存在的个体户的合法性。

“北京大碗茶公司”，则是“小集体企业”的典型代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创建的城镇集体企业，经过文革，已被纳入到计划经济体系；“大集体企业”职工也端上了“铁饭碗”，只是比国营企业职工的待遇略逊一筹。而“小集体企业”则是“挂靠”在国营企事业单位下面的，没有被纳入计划经济体系；其职工是端“泥饭碗”的，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所谓“挂靠”，只是解决了一个企业的合法注册问题。

至于“知识精英创业企业”，其中一部分也是“小集体企业”。李肃曾做过以下的分析：“当时，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大体上分三种类型：一部分是戴红帽子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以四通为代表。四通起步初期是从四季青公社借的钱，虽然发展起来以后还掉了，但性质始终还是集体所有制，只是红帽子到底摘给谁，存在很大争议。第二类就是像联想这些公司，他们实际上是依附在国有体系上，由原来的国有科技人才创业而来，是一种半红帽子性质的企业。（王震儿子王之担任第一任总裁）的长城计算机公司是第三类，属于原来的政府机构和下属部门重组整合而来，从自愿到资金到资产，都是政府直接投资。”上述三类“知识精英创业企业”，最初都是商贸服务性企业，连长城计算机公司要把自己的OEM的虚拟经济运营模式向实体经济转化，也要依靠整合重组从四机部下放给北京市而北京市视为包袱的一批军工电子企业。

当时，制造业的民营企业，主体是乡镇企业。正如李肃所说，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涌现出了三种代表性的模式。

“其一是苏南模式，起步于江苏省苏州、无锡一代。该模式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多采用乡镇及村的二级集体所有制形式，并与城市或大城市的加工及科研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联系与广泛的相互渗透。”该模式的启动资金，来源于农村集体积累；管理人才，来源于原来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技术人才，多是上海等大城市的退休职工，也包括一些偷偷摸摸地从事“第二职业”的在职人员。

“其二是珠三角模式，发祥于广东珠三角一带，借势于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大搞‘三来一补’型与对外合资合作型企业，积极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设备，创造出外向型的乡镇企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