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2007――断裂社会的牛市咆哮

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

2007年2月27日，中国的农历年长假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中国股票市场用一根跌幅达9%的巨大阴线震撼了全球投资者。受此惊吓，随后开盘的全球其他主要市场纷纷以暴跌收盘。所有的人都在问：中国出了什么事情？按以往的惯例，在中国这样一个受政治和政策影响极大的股票市场上，只有某种惊人的政治变故或政策转向，才会导致这种异常走势。

不过这一次，所有的人都猜错了。

这次奇异的暴跌，不过是宣告了一次金融大爆炸的开始。它实际上是在提醒全球投资者：把目光集中到中国来吧，这里才有最精彩的资本故事。

果不其然，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中国股市用令人惊骇的表现上演了一场大爆炸式的金融创世记。

所谓大爆炸是指那种突然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结构到复杂结构的突变过程。以这个视角观察，2007年的中国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确呈现出一种开天辟地的创世意味。虽然2008年的北京奥运还未开始，但一场不宣而战的金融奥运似乎早已经开场，在迄今为止的竞赛中，中国毫无争议地获得了金牌第一。

2007年的中国金融之啸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股市从2700点涨到最高的6100点，涨幅名列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之首，如果将时间再往前延长一年，涨幅更高达500%。在指数急剧攀升的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也急速膨胀。

在中石油上市的当天，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1∶6∶1。这个比例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基本持平，甚至略有超出。这一比例在短时间内的急剧上升，表明中国经济的证券化比率已经出现飞跃式成长。不过，指数的大幅上涨以及市值的快速膨胀都远远不足以描述2007年的中国金融变局。

对这种大跃进式的金融爆炸，中国一位共同基金经理的数据似乎更能说明问题。他说，中国共同基金从零到1万亿用了将近8年，而从1万亿到2万亿只用了半年，而2万亿到3万亿更只用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区区3个月时间。

与共同基金的膨胀相适应，中国投资者人口也开始迅猛扩张，潮涌而来。在2007年，中国股票的开户人口达到1.2亿。在中国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经常可以听到普通投资者熟练地谈论诸如“漂亮50”之类的投资历史，在这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普通民众中一种弥漫着的财富梦想。虽然中国投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还远远低于美国等国，但它的急速扩张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则是：在中国城市，金融正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事实上，正是这种极具传染性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潜在容量提供了基础。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大胃口已经初露峥嵘。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但一直被人忽略的数据是：中国的IPO融资不仅远远甩开了其他新兴市场，而且也一举超过了纽约与伦敦这样的世界级金融中心。2006年以来，A股市场的IPO融资额甚至超过了纽约与伦敦两大交易所的总和。

这个超级的融资能力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已经大大拓展，正在逐渐成为全球资本的主要提供者，它同时也在提醒那些老牌金融中心：凭借其内部市场的巨大潜能，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兴市场，而是一个可能在未来给他们带来无数烦恼的竞争对手。

这一切，虽然与中国在高基数上不断高成长的GDP相匹配，但从一个边缘性的，甚至一直沦为笑柄的小型资本市场一蹴而就，的确让人相当惊讶。在私下里，有人曾经预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以及A股市场的迅速国际化，以中国大陆黑洞般的经济规模，香港股票市场将被逐渐边缘化甚至A股化，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天竟然如此迅速地到来。在2007年，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对A股几乎是亦步亦趋，毫无疑问，这个趋势还仅仅是开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市场就像是一种神奇的催化剂，可以在瞬间将公司价值成倍放大。2007年，资本市场点石成金的魔术在A股市场连串上演。2007年7月25日收盘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在这一天，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值一举超过花旗集团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这个在几年前还被所有专家认为无可救药，行将倒闭的国有银行一夜之间老树新枝、容光焕发，让人有隔世之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欧美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改造过程中的投资，浮盈已经达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他们在次级债中500亿美元的损失，果然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不过，工行银行超越花旗只是这个系列神话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国铝业市值超过美国铝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铝业公司；中国神华超过比博迪成为全球煤炭业老大；万科市值超过全美前四大房地产公司的市值总和。这个系列神话的高潮发生在2007年11月5日，这一天，中国石油开盘后，市值达到破天荒的1.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企业史上首个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有人计算过，这个市值相当于美孚＋微软＋花旗。2007年还未结束，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中，中国已经十有其四。

从一个封闭的，无足轻重的边缘性资本市场，在短短时间中一跃成为全球为之侧目的市场，中国金融在2007年发出了一声慑人心魄的长啸。难道，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泡沫游戏或一种虚张声势的金融表演吗？

断裂时刻的牛市

中国资本市场在2007年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日本在泡沫年代的同样情形。也正是这一联想和类比，大多数人简单地将中国2007年的金融狂飙当作那种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泡沫游戏来理解。

然而，历史虽然相似，甚至是惊人的相似，但总有微妙的不同，而这种细微的不同，往往决定了历史的最后走向。

在许多泡沫论者看来，中国股市无非是一个由流动性过剩所堆砌起来的泡沫。不过，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以中国罕见的GDP成长速度，中国究竟应该有多高的市盈率水平，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显然，泡沫论者并没有说服人们。在我看来，除了流动性过剩之外，中国2007年的股市暴涨确实是有企业盈利大幅度增长作为支持的。

在2007年的半年报出来之后，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速度高达60%。这种增长速度，如果以PEG衡量，中国即便存在所谓估值泡沫，恐怕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离谱。然而，仔细观察中国上市公司，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盈利增长，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垄断性国有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市值最大、利润最丰的前几十家企业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

换言之，中国股市的暴涨完全是建立在大型尤其垄断性国有企业利润不断超预期增长之上的。完全可以预计，随着央企不断整体上市，大型垄断国有企业在整个市场中的市值贡献及利润贡献比例将会越来越大，而其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强。这也就是说，中国资本市场再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国有时代。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称作“新国有化”。

放眼中国资本市场，那些昔日被视为腐败、亏损渊薮因而饱受嘲弄的国有企业，现在却一个个变成了受人热捧的超级明星。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历史的人来说，这多少有些玩笑的意味，而对于中国那些为数众多，奉私有化为改革圭臬的知识分子来说，则不啻是一种学术和智力上的羞辱。

顺便要提到的是，具有典型国有企业特征的所谓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在这几年开始大行其道。这显示，国有化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获得势头，中国的新国有趋势好像并不孤单。这种趋势不仅让人们深感困惑，也让人感叹：世界可能真的变了。

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的这种新趋势，与199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经济中的新国有化趋势暗合。在名义上，这股新国有化潮流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而将国有企业集中在所谓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领域，但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新国有化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退出低利润行业，而集中在高利润、高垄断行业。

2003年中国国资委成立之后，中央企业的利润像变魔术一样年年超常增长，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中移-动这些垄断企业贡献的。成本从来就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被转移、被隐匿，被藏到地毯下，而利润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在短短时间中，央企利润突飞猛进，我们有理由怀疑：除了经济增长本身以及国有企业绩效改进所带来的正常盈利增长之外，中国央企的利润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转移成本以及通过挤占其他企业的利润等方式而带来的。

也就是说，一部分本应该属于公众福利以及其他企业的利润被转移到中央企业的损益表中。很有可能，这就是央企利润魔术式增长的主要奥秘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的银行改革中看得非常清楚。

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的国有银行还一直是坏账丛生的坏银行典型，但在短短几年之后，通过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然后上市，中国国有银行迅速从烫手山芋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高成长”银行。因为收到奇效，中国的银行改革被誉为一个金融奇迹。

实际上，中国的银行远没有专家们吹嘘的那么神奇，它只是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特殊制度“优势”，而将其巨大的改革成本分散和隐匿了。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其实就是公共财政的注资。没有这一步，其后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融资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有了这一步，后面的步骤其实就水到渠成。然而，几万亿元的注资，本来是可以用来进行同样急需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产品建设的。

或许在中国人的优先秩序中，金融有更加急迫的危险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奇迹实际上是以社会公共品的严重匮乏为代价的，是以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中国本已严重锈蚀的社会团结，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断裂。这几年，在医疗、教育、环保、社会保障领域所出现的越来越沸腾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金融危机似乎平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看不见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危机却在蠢蠢欲动。一位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银行改革概括为“中国式成长”，但用这个视角观察，它更好的称谓应该是：“中国式魔术”。其中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显然，以侵蚀社会其他利益主体而获得利益并非仅仅只有国有银行，也绝非只有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而是遍及几乎所有的企业。容易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央企以及国有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获取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利益的办法，往往是通过转嫁环境成本，获得廉价土地，争取税收优惠、直至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办法来实现的。这种情况，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血汗工厂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的改革中，除了根深蒂固的政府崇拜之外，又出现了一种甚嚣尘上的新的公司崇拜。这种崇拜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获取超额利益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文化氛围。而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作为社会重要主体的“公民”以及公民权利的极度萎缩，是政府与企业收入的非正常增长。

如果企业利润的增加是在政府、企业、公民相对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是通过剥夺其他利益主体或者转嫁成本的方式取得的，就非常值得忧虑了。中国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属于后者。

在2007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先生提供的数据非常直观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内需求下降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中企业和政府占据的比重过高，而职工收入比重过小。从2002年到2005年，政府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与这个趋势一致，在2006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仅36%。

这说明，在最近几年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中，财富正在迅速向政府和企业集中，而居民则没有获得相称的份额。

不过，新闻报道可能比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1999年，在胡润富豪榜刚刚问世时，中国只有一位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而在2006年，胡润中国富豪榜前800位富豪的财富已经达到5.62亿美元，较前一年暴增一倍。与此同时，另外一幅图画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2007年在中国最富裕的上海和西南省份重庆，都发生了因为超市销售打折烹饪油而发生挤踏致人死伤的事件。

一边是财富向政府及企业迅速集中，它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规增长，另一边则是公共品的极端匮乏和严重短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2007年牛市的基本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