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观察

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

关于经济改革，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我的理解是，中央在继续改革这个问题上决心极其明确，改革开放不能停步，不能倒退，而且要前进，因为不进则退。不过，在我看来，具体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如何落实改革开放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时期，有一些新的问题，在此，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

原因是空前的繁荣――GDP增长连续多年超过10％，今年超过11％，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上升，仅国有企业今年可能就有近万亿元的利润，财政增收可能达到 1.2万亿元，上市公司市值更不用说。世界上十大市值公司在中国就有五个：中石油是世界上市值第一大的石油企业，中国移动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人寿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

当然，这些都是好消息。不过，从改革的角度讲，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危机才能催生改革。最好的例子是印度，1991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后的大幅度的改革。事情可能不必这么极端。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危机感”能够催生改革。30年前，当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时，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强烈危机感，一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开启了中国的全面改革。

最近的例子是三年前，银行业面临着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开放所带来的危机感，所以，促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深刻改革，才有了今天的繁荣。

今天的繁荣是好事，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没有危机感，就会对改革造成一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阻力。

我觉得“危机感”应该来自于我们对目前繁荣的正确认识和判断。从全球范围看，我们仍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大约2000美元，是一个成就，但离全国小康还有很大距离。世界银行最新的有关购买力评价的国际比较研究即将发布，有可能将中国的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在原来估计的基础上缩减40％――当然，这仍然远高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我们的后面有越南，特别是印度的追赶。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仅仅初步建立，与一个基于法治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距离。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都应该使我们有危机感。

空前繁荣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大。部门利益也是造成推动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原因。比如，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到空前的水平，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财力。但每项改革都需要各部门间的利益协调，而这种协调的难度，如今无疑是增大了。从卫生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到电信行业重组，我们都可以看到部门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认为下一届政府需要认真考虑，是否能够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协调工作。过去的体改委、体改办在某种程度上曾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在上一届政府中，体改办并入了发改委。当然，是否恢复体改委另当别论，这里的关键是为了推进改革，应该在政府层面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以减少改革的成本。

第二个观察，改革遇到了对“发展与公平”认识上的误区。这也是由于新时期的新变化而产生的。不仅要注重效率和发展，还要关注公平。这就产生了一种认识，以为改革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与公平是对立的。所以，在关注公平的时候，减少改革的力度应该成为自然。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

改革的精髓是很简单的，在我个人看来就是11个字――“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也就是要给个人、企业更多的活动空间，让市场运作起来。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国自己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都表明，这是惟一使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道路。计划经济的历史，就决定了改革的大方向一定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给个人自由，为企业松绑。50年前，这可能还只是理论上的争论，因为那时不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效率上谁胜谁负还未定，即使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在经济中的制高点作用还争论不休，高税收、严管制、国有制也曾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是1980年后的历史已经用事实作出了结论，只有市场经济才有效率，才能发展。

虽然人们现在大都接受市场的效率优势和对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人们似乎也都在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总是存在着“得失替代”（tradeoff），由此得出“关注公平就要牺牲效率”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改革是有利于推动效率和发展，改革与公平就是对立的，发展与公平也是对立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相替代的关系。不错，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有对立的替代关系的一面，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互补的。实现公平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其中直接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往往都是成本较高的方法，而且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通过改革、通过提高效率，往往会产生成本较低的方法，达到公平的目的，而且有时甚至是可以达到既提高效率又改善公平的结果。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有很多原因，经济学家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程度的不同。因此，如果仅仅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来缩小差距，那么，它会导致效率低下，因为人们就会没有激励投资自身的教育。相反，如果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提高所有人的教育水平，这样既可以达到机会的公平，又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

第二个例子，对劳动者保护的问题。最近，英国经济学家贝斯利和伯格斯研究了印度1947年《劳资关系法》出台后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法律对解雇做了严格规定。这两位经济学家用印度各个邦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看这一法律对劳动力市场干预的结果，他们有两个主要发现。

一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制造业的发展在此后比较慢；而干预较小的邦，发展则比较快。有趣的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恰好是过去制造业曾经较为发展的地区，因为那里的工会势力较大，所以，在联邦的法律上又加了一层，而几十年后，他们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滞后于过去落后的地区。

他们的第二个发现，是关于劳动者自身利益的。毕竟，立法动机是为了提高劳动者收益，如果牺牲一点发展换来劳动者利益的提高，也许是值得的。但他们发现，并不是这样。立法管制过严的邦，劳动者收入也受损失，失业更为严重。这个研究说明，即使动机是好的――想提高劳动者收入，但如果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结果是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这就是为什么自1991年来，印度在经济改革中放松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

所以，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之路，而且当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也应该用改革的思路来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