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当前经济形势与对策建议

一、经济延续“温和向下”趋势，但仍保持在快速增长区间，全年预计增长9%左右，与“潜在增长率”大致吻合

总体看，当前经济运行延续去年以来的“温和向下”趋势，有的指标略有加速，有的指标略有减速，但都没有出现极端倾向，保持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区间”以内。上半年GDP增长仍将超过9%，下半年可能略微低一些，但全年还可实现9%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不仅明显高于“十一五”规划预期7.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而且比今年年度计划确定的8%还高一些，最终将低于2003年10%、2004年10.1%和2005年9.9%的增长速度，回到2003年的增长水平(9.1%)。

从近期看，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是一个既无高通货膨胀，又可防控通货紧缩，同时能够创造较多就业机会的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9%左右，意味着经济运行“稳中求进”，既不“过热”，又不“过冷”，属于“中性水平”，没有太大的系统性风险。这也是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实施“双稳健政策”的目标追求。在这个增长背景下，所有的扩张性或紧缩性措施的力度都不宜过大、过猛，应保持微调水平，以较温和的方式对过快领域进行调控，引导市场主体的预期，将国民经济运行持续控制在“平稳较快”的轨道上。

二、粮食生产继续向好，稳定粮价压力增大，应尽快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建立粮食生产补偿和粮价稳定的机制，防止“谷贱伤农”

在中央一系列“三农”政策措施推动下，今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依然很高，农业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小麦有望增产，“十一五”开局年农业景气趋势依然向好。今年粮食方面，令人担心的不是能否增产，增产多少，而是粮农能否增收，增收多少，如何增收。

多少年来，粮农一直处于“增产――降价――减收――减产――涨价――再增产――再降价――再减收……”的周期性循环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产量最高的1998年、1999年，年产粮食分别高达5.123亿吨和5.0839亿吨，随着粮价下降，农民收入减少。观察一年之后的变化，农民人均纯收入1999年、2000年连续两年只增长2%左右，既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6%和7.4%的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水平最低的年份。由于增产不增收，农民只好减少生产，结果粮食产量连续4年下降，到2003年降为4.307亿吨，回到上世纪80年代底以前的水平。持续减产后，粮价上升，农民又扩大生产。在政府取消农业税的激励下，近两年农民粮食生产的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接近最高时期的1996年-1999年的平均水平。

今年，在连续两年粮食较大幅度增产基础上继续增产，从国家粮食安全角度看是一件好事，也是我国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支撑。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不能长期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关于粮食问题，应当始终同时考虑两个战略：一个是粮食安全战略；一个是农民增收战略，两个战略不能偏废。

怎样才能既从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出发，促使粮食产量在较高的水平上平稳增长，又保证种粮农民的粮产收入持续增长，防止“谷贱伤农”呢?建议实行“鼓励生产、稳定粮价、搞活流通”的方针；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尽快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建立粮食生产补偿机制以及粮食价格形成和稳定机制。通过建立新机制，来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当然，粮食产量的宏观管理，也应有阶段性目标，应确定一个均衡产量，不是粮食越多越好。当前，全国每年新增人口750万左右，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37和0.45左右，包括生活和工业用粮在内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年均360公斤，在这种情况下，“十一五”时期，粮食均衡产量大体上可掌握在年均4.8-5亿吨的区间内，低于下限意味着粮食供给相对不足，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高于上限则意味着粮食供给相对过剩，会出现“谷贱伤农”。

三、工业增长总体上健康，过剩产能调控要有针对性，掌握好措施力度，不要全面开花，防止紧缩过度

从长期看，工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大瓶颈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资源瓶颈；一个是技术瓶颈。“十一五”规划对如何突破这两个“瓶颈”，已做了战略部署和中长期安排。但是，短期工业政策措施如何努力与之协调、衔接，防止出现过大的短期波动，使短期增长与中长期目标保持比较好的吻合，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工业经济发展整体上健康，目前仍处于良性循环之中，近期运行还未出现改变此良性循环的明显迹象。今年头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虽然仍增长16.2%，速度还是比较快，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回落了0.7个百分点，其中，轻工业增长14.2%，同比回落了2.8个百分点，在国际轻纺市场的产品销售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轻工业增长还存在继续回落的可能。由于钢铁、有色金属、汽车、机械设备、通讯器材和基础原材料的国际市场需求依然较旺，整个工业品出口形势仍然良好。1-2月，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4.2%，表明工业品外销势头依然强劲，少数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并没有恶化我国工业品出口的整体市场环境。从国内看，工业品市场虽仍保持比较旺盛的总体景气状况，但没有在前期快速增长基础上进一步升温。工业增加值连续4年保持在年增长16-17%的水平，月度、季度起落幅度不超过2个百分点，出现了典型的平稳较快增长趋势，今年以来并未改变这种状况，表明工业增长的稳定性较好。

分行业看，部分行业特别是原材料、制造业前期投资过多、过快，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过剩产能。根据有关部门资料，到去年年底，钢铁产能已达到4.7亿吨，在建7000万吨，拟建8000万吨。去年粗钢产量3.4936亿吨，增加6887亿吨，增长24%，明显快于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有人估计“十一五”期间钢铁产能要剩余2-2.5亿吨。汽车产能方面，去年年底已形成1000万辆左右的产能，在建、拟建合计有1000万辆左右。去年实际产量不到600万辆，产能利用率不足60%(发达国家一般为70-75%)。据已有资料估算，“十一五”期间即使在600万辆基础上每年以80万辆左右的边际消费量递增，年均销量也只有大约840万辆，期末过剩有可能将达到1000万辆。除了钢铁和汽车外，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等行业产能的过剩情况更为明显。水泥、煤炭、电力、纺织目前产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规模较大，存在“潜在过剩”。如果“十一五”时期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制造业、重化工业增长比“十五”有所放慢，那么这些行业的增量需求会逐步减少，在其供给继续保持惯性扩张的情况下，供求缺口扩大的压力将增加。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企业库存增加，工业品产销率趋降，2月为97%，同比降低0.3个百分点；价格下跌，工业品出厂价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又下降3%左右，比2004年的6.1%、2005年第三季度以前5%以上的水平进一步下降；企业利润下降，亏损企业数增加。除了这些短期的负面效应外，更重要的是长期的负面效应：水、土、矿等自然资源消耗量大，生态环境压力增大；过多的供给强化本国出口企业的恶性低价竞争，迫使工业品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口，引发更多的外部限制，降低了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强化了“快速增长的国民总产出过于依赖快速扩张的总投入”的不良循环。如不尽快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将会破坏产业经济健康发展，导致通货紧缩，这会加大总量经济波动的风险，引发繁荣后的衰退，妨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因此，今明两年把控制过剩产能作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既必要，又及时。

但是，调控过剩产能要注意针对性，掌握好措施力度，不要全面开花，防止紧缩过度。具体建议是：

第一，注意三个“结合”。一是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相结合。通过促进企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缓解产能供大于求的矛盾。二是存量调节和增量调节相结合。存量方面，既要逐步淘汰低水平、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不安全的小锅炉、小煤窑，又要通过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在细化分工基础上延长产业链，实现部分产能的转换和替代；增量方面，主要措施是严格行业和市场的准入，利用合理的规模标准、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控制新产能的形成。三是供给调节和需求调节相结合。加强需求侧管理，通过扩大需求渠道，以求消化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减少产能控制中的浪费。譬如，保持汽车、船舶、大型装备制造及房地产业的平稳增长，持续推进高速公路、铁路、桥梁及地下油、气、水、排放设施建设，加快新农村建设，都将有利于消化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水泥、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产能调控，要“控”，但更重要的是“调”，“调”可以减少一些浪费。

第二，促使审批公开化、技术化、法制化。在现行的核准制下，行业产能形成上首先与行政审批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审项目、批工程的过程，不仅有很强的非技术化倾向，弹性权限较大，且时常受“条子”、“人情关系”的影响，导致“审批膨胀”。要控制产能过剩，首先要使审批科学化、标准客观化、准入法制化，最大限度地限制审批人员的弹性权限，堵塞“条子”和“人情关系”的口子。这是对产能形成的“事前控制”，是遏制产能过剩的治本之途。只有把“事前控制”与“事后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如前两年的电力)的周期性反复。

第三，更多地运用市场参数进行调节。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的形成靠市场参数如价格、税率和利率等来调节。对于仍处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经济来说，产能调控在一定程度上须以行政力量施加影响。但这种影响应当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步缩小。为了使企业行为逐步走向市场化、理性化，增强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能力，从对政府依赖转变为对市场反馈，宏观管理部门应当更多地运用价格、税率和利率等市场参数来调控产能的形成和变化。在调控过程之前、之中，应及时发布有时间序列数据的产能信息，使企业形成合理预期，理性地作出扩大还是缩小产能的决策。

第四，注意短期静态平衡与长期动态平衡的衔接。为了避免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周期性循环，在调控产能时，要注意短期静态平衡和长期动态平衡的协调、衔接，对当前调控措施会在什么时候产生多大紧缩效应进行预估。根据这个预估来选择调控的力度、时机和节奏。这就要求调控者对产能和需求的未来变化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和把握。

第五，更灵活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产能”虽然是一个供给概念，但它要需求来消化，脱离需求单纯压产能，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人、财、物浪费。科学的产能调控，应从供给和需求两侧采取协同措施。在需求调节中，应灵活、有效地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兼顾扩大出口和扩大内需。由于产能过剩时期下游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不容易消化上游行业的过剩产能，比较好的选择是加快发展那些不产生短期竞争性供给的行业，比如，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不仅不会形成短期竞争性供给，而且可以创造新的需求。

四、建筑业持续繁荣，房地产景气度趋降，投资和价格调控不应“一刀切”，不宜下猛药，政策应着力于“慢放气”和“均衡发展”

建筑业快速增长，农村路、电、气、水设施和全国大跨度公共设施的建设有所加快，房地产投资增长进一步减速(19.7%)，明显低于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6%)，但仍在高位运行。整个房地产业的供给能力累积式提升，房屋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原来住房投资和房价超常规增长的地区，正在逐步从“有价无市”向“价跌量升”的方向演变，局部性住房“买方市场”在逐渐形成之中。上海居民的住贷减少，楼市成交量2月份月环比下降45.65%，房价下降1.1%。虽然目前还很难断定是否“泡沫”破灭的早期信号，还要看连续几个月的趋势，但这是前期没有出现的现象。北京去年末的空置房增长31.6%，其中，住宅空置增长10.5%，今年头两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又增长28.3%，同比提高10.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86%。这些数据可能意味着，北京房地产的“卖方市场”正在逐渐被“买方市场”所取代，只是人们还没有强烈地感受到。

在长三角房地产投资增幅减缓、市场温和调整、房价缓慢下跌时，东北、中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和供给继续快速扩张，房价快速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资料，70个大中城市今年2月房价同比升幅较大的前5个城市有：大连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