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

2017年4月17日上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做客我院智库报告厅，做了题为《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已经本人审阅。

【主持人：张思平】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创新研究院智库报告厅特别荣幸地邀请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先生给我们做报告。首先我们对郑永年先生在百忙之中做演讲表示热烈的欢迎！

郑永年先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但实际上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公民。他长期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视野开阔，从另外的角度看中国，因此这些年来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出了一系列的成果，在国内外有重要的影响。

今天郑永年先生将就“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给我们做演讲。这个题目是郑永年自己提出来的。他现在还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一定能为我们中国的改革提供正能量。

中国的改革确实到了很关键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创新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2016年中国改革报告》，请了60家媒体做了广泛的报道，光新华社给我们的报道阅读量就达到80万。特别是即将迎来十九大的召开，大家对未来的改革都很关注，我相信今天郑先生的精彩报告一定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建议。

我们市里的领导非常重视，专门来听演讲。我们对参加演讲的各位嘉宾和各位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有请郑永年先生给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

【郑永年】谢谢张思平先生。我今天少讲一点,之后可以与大家多讨论一点。正如刚才张思平先生所说的，我虽然在新加坡工作，但我是中国人，农民的经历让我站在中国农民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以前毛泽东同志进行革命时也始终关注农民问题，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我仍然觉得，农民问题也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根本问题。尽管现在很多农民变成城市市民了，但情况没有根本的改变。虽然他们居住在城市，我认为他们还是抱有农民的心态，而不是城市市民的心态。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仍然会比较麻烦。

今天我首先讲讲我对中国改革的一般看法，然后讲讲十八大以来我们所聚焦的改革问题。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

我以前写过一本小书叫《中国改革三步走》。我认为，从总体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都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大方面。从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改革实践中，我提出一个思路： 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生产、再分配、最后才是民主。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从很多社会包括西方、亚洲日本和四小龙改革发展成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也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我觉得中国有可能也往这个方向走。

这（三步走）意味着某一阶段会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第一阶段先经济改革，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阶段主体是社会改革，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要配合。如果是革命，那么可以全面推行，因为革命往往是破坏。改革的理想也是要全面推进，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都很多，不可能几百项改革一起推进，（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改革只能以某一方面为主。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

从历史上看，先进行经济改革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看到了西方民主，但（很多人并不懂）西方早期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觉得还是先发展经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的。西方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都是在精英民主的时候进行的。一战之前基本上投票权属于极少数的有财产的男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妇女更不用说了。比如瑞典，这个国家被亨廷顿教授视为是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到了1971年女性才有公民投票权。再比如我们现在视为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到了林肯时代才废除。1970年以后通过（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才开始有政治权利。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是历史上就存在的，它产生的时间很短。

实现“一人一票”民主之前，西方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是“先经济”的时代，是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工人阶级慢慢进入政治过程，到了二战以后大众民主才快速发展。根据欧洲的经验，我们可以认为，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前建立好，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建立了。这是事实不是理论。我们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福利制度等。比如，法国的教育制度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麦时期建立的。当然，民主化以后，民主政治确实对这些制度尤其是福利有很大的推进。一般上，我把基本的国家制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民主化以前必须建立的制度；第二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以后建立的制度；第三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民主化以后会转型的制度，转型可以往好的方面转，也可以往不好的方面转。

东亚社会的成功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东亚社会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了我们政治学里面讲的权威主义政体。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在权威主义政体下，新加坡把经济从“第三世界”走向了“第一世界”（李光耀语），在此过程中再进行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福利建设。

很多人说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奇迹，但是别忘了，日本、亚洲“四小龙”更是一个社会奇迹。日本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以后，不仅经济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社会发展上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0%多。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当然每一个经济体在发展中产阶层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采取工资倍增计划和社会政策，台湾大力中小企业，新加坡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政策，香港也是在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基础上推行社会政策。

在社会改革获得推进后，这些经济体才开始进行民主化。从简单的投票行为来说，一个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可以投票，一个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会也可以投票，但人均GDP1000美金跟人均GDP1000美金的民主行为完全不一样。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就像我们从中国农村选举所观察到的，人穷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影响了选票。这不难理解，人均GDP1000美金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投票的行为很容易受左右。到了人均GDP10000美金的时候，投票行为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人已经受过高等的教育，可以理性思考了，而小恩小惠就很难影响选票了，至少人们不会采用暴力的形式。所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和平的，避免了欧美早期发展所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实。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

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二战以后一百几十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中东那些拥有能源、石油的国家，能源价格涨上去了，人民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其他的五个经济体都在亚洲，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就是按照“三步走“进行的，做得非常成功。

上世纪50年代，在西方的眼中，亚洲有两个民主的“明灯”或者典型，一个是缅甸，一个是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当时开始实行西方式民主，经济开始发展。但结果呢？到现在，它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到了60年代，西方说亚洲又有两个民主“明灯”，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菲律宾。不过，这两个经济体到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前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阶段，而后两个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研究，改革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发展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

（二）中国自身的改革实践与路径选择

对中国而言，也可以在任何阶段开放政治。不过，如果从西方的经验，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还是三个阶段论比较好一些。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实际上可能也是在这样进行改革。我们从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中国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体。80年代中期中国也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所以没有继续下去。90年代的改革把经济层面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连300美金都没到，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美金。我们的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了，从那么小的一个经济体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今后十多年里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与经济优先的GDP主义相伴随，也出现了环保、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后，社会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社会改革来培植社会力量。这个思路，我认为非常正确。

同时，鉴于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设我们也必须践行，但制度建设是不是马上就像西方那样开放政治呢？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觉得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现阶段还是要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建设。

二、十八大以来的改革进步

这里，我主要想讲讲十八大以来我们做了些什么。十八大以后的改革思路有很多变化，这是积极的变化。正因为此前我们一直抓经济改革，忽视了政治上的变革，忽视了社会的变革，很多问题积累起来了，尤其在政治上。也不难理解，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发生在政治领域。

（一）以集权推动顶层设计

十八大以来主要做了什么？一是反腐败，二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而背后最重要的是集权。“集权”是一个中性词，不见得是不好的，关键是要看怎么去做。十八大以后，至少有一段时间，集权是非常有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好几次，说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肉都吃完了我们要啃硬骨头了，就需要集权一点。以前我们的改革是比较分散化的，现在需要全国一盘棋；要顶层设计，就要集权；要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就要集权。当然，这一波的集权和此前的集权是很不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十八大以来中国集权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