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第二次改革与发展方式转型

我从80年代初进入改革研究领域。近30年来，我把坚持改革研究、推进改革事业作为自己的基本追求。刚刚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改革》，是我这两年改革研究思考的汇集。本书中，我的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国实现未来30年的可持续发展，出路在于推进第二次改革。

一、提出“第二次改革”的基本思考

应当说，产生并形成“第二次改革”的思路，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至少在过去5年的研究中，我从矛盾变化的研究、发展阶段的研究、反危机的研究中，愈来愈感觉到，当前的改革，与过去30年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关于社会矛盾变化与政府转型的提出

2003年SARS危机期间，我主编一本《警钟――中国：SARS危机与制度变革》，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政府转型命题，并逐步得到各方面的认同。2005～2006年，在全国各地的实地调研中，我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这就是基本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我和我的团队开始探讨新阶段社会矛盾的变化。我们认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虽然总体上没有变，但矛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突出，并有深刻变化。2005年我把它归纳为两大突出矛盾：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与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并且，我在2004年和2005年就相关内容出版了《改革与多数人利益》以及《门槛――政府转型与改革攻坚》两本书。

2.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提出

2007年我院承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研究项目。研究中，我们得出结论，当前我国突出矛盾的产生源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基本的判断是：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但现行的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调整还不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在2008年出版的《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和2007年出版的《起点――中国改革步入30年》中有较深入的分析。

3.关于危机挑战改革的提出

2008年以来，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反危机的改革政策上。我认为，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不仅对我国短期保增长形成巨大压力，更对我国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判断下，我提出“大进大出”时代的结束以及“增长主义”时代的结束。这两个时代的终结，对第二次改革提出历史性的新要求。

4.关于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思路的提出

今年以来，我逐步形成对“第二次改革”的一些较为系统性的思考。在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课题中，我们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大思路，这是对“第二次改革”的一个系统性概括。也就是说，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这一历史使命，我国需要尽快启动“第二次改革”。

二、关于第二次改革的主要思路

我对“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改革环境、改革面临的矛盾与30年前有明显不同。

1、第二次改革与第一次改革有机联系但又明显不同

应当说，第二次改革和第一次改革，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我之所以提出“第二次改革”，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1）第一次改革，我国总体上还处于生存型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我国开始进入到发展型的新阶段，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成为改革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基础。

（2）第一次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是社会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二次改革，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释放，面临的是内需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

（3）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很长时期内把转变经济总量增长方式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第二次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目标，需要推进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

2、实现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是第二次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的看法是，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消费大国，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型，基本思路是推进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第二次改革就其领域而言，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也涉及到社会领域和行政管理体制；就其实质而言，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涉及到社会公共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就其目标而言，不仅涉及消费，还涉及创新、公平、绿色。

（1）能否全面提高消费率，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是未来30年我国能否真正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核心因素。

（2）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是第二次转型的战略目标选择，走向消费大国将是长期的发展过程。为此，需要把构建消费大国的体制机制作为改革的主线。

（3）“十二五”是推进第二次转型的关键5年。能否够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型，关键取决于未来几年能否下决心推进相关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

3、第二次改革的时代性特征

总的分析是，第二次改革要适应时代性发展趋势，推进相应的转型与变革。

（1）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变革。随着我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增长是必然选择。这就需要围绕推动消费推进相关方面的重大体制变革。

（2）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成为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未来5～10年正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如果这个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市化率有可能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60%～65%。

（3）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我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为此，需要加快社会体制的转型与改革，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达到5%，未来10年左右投入15万亿元左右。

（4）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低碳经济涉及发展方式，涉及制度安排。我国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环境产权制度改革。

（5）政府转型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可以说，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是政府转型。这就需要尽快转变“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

三、第二次改革与第二次转型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需要尽快推进第二次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转型与第二次改革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进第二次转型直接依赖第二次改革。

1、第二次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转型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但“十一五”的实践表明，这一进展相当有限。问题的根源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受到其他更为广泛的因素制约，比如说社会基础和行政体制。因此，第二次转型的实质是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需求转型、政府转型在内的转型。这就需要强调发展方式转型的三根支柱：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2、第二次转型与第二次改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

应当说，发展方式转型涉及的是结构性问题。比如：第一，体制与政策的矛盾。在这次反危机中，应当说政策调整很到位，及时地推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相应的一揽子改革尚未顺势推出，使得引发危机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第二，体制与体制的矛盾。比如，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既有市场体制缺陷的原因，也有社会体制不健全的原因。解决投资消费失衡不仅要推进市场化改革，还需要把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行政领域和文化领域。第三，政策与政策的矛盾。上下级政府间、政府各部门间政策打架的事情很多。应当说，政策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对各领域改革工作的衔接和配套都有重大影响，同时也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产生较大影响。只有推动结构性改革，第二次转型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3、在第二次改革中实现第二次转型的基本目标

现在看，推进第二次转型，必须启动第二次改革。比如，要扩大消费，构建消费大国，需要尽快启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适应城市化时代，就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公共产品短缺问题，需要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如果没有低碳经济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调整，低碳经济难以得到有效发展；而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政府转型进程，直接决定了政府作用的有效性。

我研究改革近30年的体会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尽管我力图去找出其中的一般性规律，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思，还有很多改革道路有待探索。我在这本书中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大判断，不久，由我主编的我院2010年改革年度研究报告将推出以“第二次转型”为主题的新书。这些研究希望能够推动改革理论与政策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百姓。由此，为我国走上经济强国之路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