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

现在，一场滑稽无比的变换（conversion）正在世界舞台上上演！当然，我讨论的是正在进行的金融危机。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这一西方社会的传教式思想，一直为我们对抗共产主义并与当前中国体制在哲学体系上保持距离提供了正当理由；然而，这种思想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正在复兴的思想是为了富人――例如银行家――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为了穷人的“严格意义的新自由主义”（a strict neoliberalism）。换言之，由国家来运营私人产业的中国模式，现在也开始找到通向英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心的道路了吗？我们如何才能解释全球金融风险的这种变革性力量呢？

我想在这次演讲中探讨风险的反讽性。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处于风险之中就是置身于和受制于现代性世界之中的方式；处于全球风险之中就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人类状况。然而，与当下广泛传播的末日感完全不同，我将要追问：内生于世界风险社会并且形成于世界风险社会现实化过程中的“历史诡计”（the ruse of history）是什么？或者更为精确的阐述是：是否存在一种世界风险社会的“启蒙功能”（enlightenment function），即一种世界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a ‘cosmopolitan moment’）？那么，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有哪些？这些机遇具有什么样的形式？

在欧洲社会学思想的基石中包含一种怀旧之情（a nostalgia），这种怀旧之情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也许，吊诡的是，世界风险社会理论能够克服这种怀旧之情。我试图提出一种不具有怀旧情结的新批判理论以观察现代性的过去和未来。在我的论点中，我想要使现代性内部的相互矛盾的两种见解――自我毁灭性（self-destructiveness）和开始新生的能力――彼此之间保持平衡。在此，我将要以如下三个步骤来论证这一点（此处采纳了慕尼黑研究中心（Munich Research Centre）关于‘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经验研究结论）。

一、 旧危险―新风险：世界风险社会新在何处？

在现代社会日益充斥着由它本身所产生的关于各种风险的争论、预防和管理的意义上，现代社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风险社会。许多人可能反对这一点，但是这种反对毋宁显示出一种由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歇斯底里和恐惧的政治态度。相反，如果从外部观察西方社会，那么人们难道无须承认刺激我们神经的各种风险都是作为奢侈品的风险，而不是其他东西吗？毕竟，西方世界看起来要比非洲、阿富汗或者中东等冲突地区安全许多。现代社会不正是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偶然性事故和不确定事件――例如意外事故、暴力行为和疾病――的事实而颇具特色吗？

所有这类观察结论都可能是正确的，但人们却没有注意到有关风险的最为显而易见的一点：风险（risk）和灾难（catastrophe）之间的重要区分。风险并不意味着灾难。风险意味着对灾难的预感。风险存在于一种持久的可能性状态，并且仅仅在这些风险被人们预感到的意义上才成为人们的“话题”（topical）。风险并不是“现实的”（real），它们“正在变成现实”（Joost van Loon）。在风险变成现实的那一刻――例如市场经济崩溃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是风险，转而变成了灾难。那时，风险已经迁移到别的地方：对恐怖主义袭击或气候变化等等的预感。风险始终是那些正在威胁人们的事件。如果没有思维图像化技术，没有符号形式，没有表演过程，没有Bruno Latour所称的“调停”（mediation）和“转译”（translation），那么风险也根本无关紧要。换言之，我们是否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变得无关紧要，这个世界在事实上或在某种意义上比所有其他世界“在客观上”更为安全；如果人们预感到毁灭和灾祸，那么这种预感将生成一种行动的强怕性冲动。于是，全球风险能够真正地改变整个世界。

自冷战结束以来，安全威胁的旧有范式还没有过时；仍然存在一些国家，它们争夺领土和各种资源，并以武力相互威胁。自东西冲突结束以来，人们更为清晰地觉察到这些危险是一种与此前完全不同的秩序。这些危险往往缺乏一个清晰可辨的行动者，一个敌对的意图，或者一个潜在的军事力量。这种危险不是直接的、故意的和确定的。简言之，这种危险不是一个风险（或者风险控制）问题，而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ies）问题。由于这个原因，“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与安全性风险不同的特征在于：当传统安全算式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数（quantity）――行动者、意图或潜在性――变得无法确知的时候，灾难发生之预期的确定性就丧失了。结果是，传统的安全的三个参数（triangle）让位于新的多种风险因素，潜在风险的数量增多了。国际和国内政治的显著特征不再是旧风险――行动者彼此之间实施重大损害的意图和能力，而是日益增多的“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

反过来，这遮蔽了一种反讽――科学家、公司和政府做出了安全承诺，但这种安全承诺却令人惊讶地促成风险的增多。如果发现公众指责他们支持风险，部长们就跳进河流中或让他们的孩子吃汉堡，以“证实”一切都“绝对”安全并处于控制之中――像昼随日行一样肯定地由此推出，每一种怀疑猜测，即每一次意外事故，都侵蚀了不可动摇的安全权的基础（他们似乎也要承诺保障这种安全权）。

在我1986年的第一本出版物中，我将风险社会（1992）描述为“先进工业化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结构性条件”――并批判了专家判断的“数字化的道德”（mathematicized morality’）和“风险造型”（risk profiling）的公共话语。尽管政策导向的风险评估假定了风险的易管理性，我仍提出“即使是对风险含义的最严谨和最温和的客观主义说明，也隐藏着某种政治、伦理和道德”。风险“不可以还原成危险发生的概率与潜在损害的强度和范围的乘积”。相反，风险是一种社会建构现象，在其间，一些人界定风险的能力强于另一些人。并非所有的行动者都能真正从风险的自反性中获益――只有那些真正拥有界定其自身风险之眼力的人能够获益。由于风险往往自反性地由行动者来界定，因此风险暴露的不平等正在取代阶级的不平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不平等形式：“在风险社会中，界定关系（relations of definition）可以被理解为类似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界定关系的不平等促使强势行动者使“其他人”的风险最大化，并且使“他们自己”的风险最小化。风险界定在本性上是一种力量博弈。这一点对世界风险社会来说尤其正确：在世界风险社会中，西方政府或者说强势经济行动者为其他政府或行动者制造和界定着各种风险。

当上帝留下风险时，风险就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风险预设着人之决定。风险是人之决定和干涉的各种后果，这些后果具有两面性：一部分是积极后果，一部分是消极后果。在风险方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问题，而且当目前流行的规则只考虑了极端例外情形下的社会责任时也是如此。风险的各种社会性根源（这些社会根源获得了普遍的接受、受决策的支配）使责任问题的外部化变得完全不可能。然而，那些信奉某种人格化上帝（a personal God）的人们在各种威胁和灾难面前拥有自主操纵的空间和自由行动的目标。人们可以通过祈祷和努力工作来赢得上帝的支持和原谅，通过这种方式积极地促进他们自身的救赎，乃至他们家庭和社区的救赎。因此，世俗化和风险之间存在一个紧密关联。当尼采声称“上帝死了”时，却产生了一个反讽性后果――人们从现在开始必须为威胁他们的各种灾难寻找（或者发明）他们自己的解释和正当理由。

这就是世界风险社会理论所主张的观点：各种各样的新风险和“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型构了现代社会，对各种全球灾难的全球预感动摇了现代社会的基础。这种对全球风险的感知可以概括为三种特征：

1、去在地化（De-localization）：全球风险的原因和后果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地理位置或空间，它们大体上无所不在。

2、不可计算性（Incalculableness）：全球风险的后果大体上不可计算；它在根本上是一个“假设”的风险问题，更不用说这种风险建立在科学、诱导性无知（­induced not-knowing）和规范性分歧（normative dissent）的基础上。

3、不可赔偿性（Non-compensatability）：第一现代性的安全之梦曾建基于对决定带来的各种不安全后果和危险的掌控之上；只要（也恰恰因为）意外事故被认为可以赔偿，它们就可以发生。一旦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一旦气候不可逆转地变化；一旦恐怖主义群体拥有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么一切就太晚了。鉴于这种“威胁整个人类”的新特质（Francois Ewald语），赔偿逻辑不再有效，并被预防灾难发生的风险预防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ecaution by prevention）所取代。预防不仅要优先于赔偿，我们还要尝试预知和预防那些其存在尚未得到证实的各种风险。

请允许我更详细地说明这三个特征――去在地化、不可计算性和不可赔偿性。不可计算的各种风险（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去在地化发生在三个层面：

1、空间层面：新的风险（例如气候变化）并不遵守民族国家界限或者任何其他界限；

2、时间层面：当下对未来各种灾难的预感不再能够依赖于过去的各种体验；因此，作为对不可预期事态之预期的风险，以概率为基础而对未来进行的移植失去作用；各种新风险具有很长的潜伏期（例如核废料），以致人们现在不能决定和限制它们的长期影响。

3、社会层面：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效果链（chains of effect）的长时段，因果关系安排不再可能具有任何程度的可靠性（例如金融危机）。

与风险不可计算性的发现具有紧密关联的是，无知（not-knowing）之于风险计算之重要性的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另一种反讽――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对无知之重要性的发现出现于经济学这一学科中（经济学现在却不想与无知扯上关系）。奈特和凯恩斯（Knight and Keynes）早就坚持区分偶然事件的可预测形式和不可预测形式（或者说可计算形式和不可计算形式）。凯恩斯在《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37年2月号）的一篇力作中写道：

“请允许我来解释‘不确定知识’（uncertain knowledge），我不仅想要区分已知的知识和仅为可能的知识。我正在使用的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就二十年后铜价和利率而言，一项新发明在那时是否过时是不确定的。对于这些问题，现在不存在据以形成任何可计算概率的科学基础。我们就是不知道。”

然而，对于凯恩斯告诫人们的，在经济决策领域要向未来系统灾难（隐藏在冒险这种规范化惯例背后）的不熟悉的无知领域进军，却被后来主流经济学（包括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所完全忽视了。

但是，要点不仅在于无知之重要性的发现，而且在于国家和社会的知识、控制和安全宣称都曾（实际上也不得不）同时被更新、拓深和拓展。反讽存在于制度化了的安全宣称――这种安全性宣称将不得不控制那种他们甚至不知道其是否存在的风险！但是，一种科学或一门学科为什么要卷入到它自己甚至不知道的领域呢？对于这个问题，肯定存在一种结论性的社会学答案：这是因为在“人为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的产生面前，社会比以前更加依赖和强调安全和控制。

因此，世界风险社会面临着一个尴尬棘手的问题（这里最好不叫做反讽）――不得不在或多或少不被承认的无知的基础上做出涉及无法想象的数十亿美元、英镑和欧元的决策，甚或涉及战争与和平（核恐怖主义）的决策。

理性和歇斯底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鉴于政治家们被授予了转移危险的权利（the right invested in them to avert dangers），他们可能易于被迫做出一种他们不能兑现的安全宣称――因为懈怠的政治成本远远高于过度反应的成本。